作者：高丰乐

唐太宗急于召见远道归来的玄奘，应该与他的下一步计划有关。过去几年，他相继平定高昌，占领焉耆，准备征服龟兹。此刻，又要出征高句丽。所以，他对佛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整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

话说，唐僧师徒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西天以后去拿经书的时候，几个神仙竟然跟唐僧索要小费：

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

《大恩慈寺三藏法师传》里，对玄奘临终前的言行，有详细的记载。

公元664年，62岁的玄奘仍然在玉华寺夜以继日的翻译佛经。有一日，玄奘召集弟子说到：“玄奘今年六十有二，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辛劳。”

也就是说，这时的玄奘，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尤其是在翻译完《大般若经》后，玄奘愈发地感到体力精力不济，因此鼓励众弟子勤奋工作。

不久之后，玄奘又对弟子们交代了身后事：“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遽除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

到了这一年的正月初三，玄奘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开始翻译《大宝积经》。但也只是开了一个头，就此停下了他终身爱不释手的翻译工作，并满怀遗憾地对弟子们说：“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

正月初八，玄奘的一个弟子半夜梦见玉华寺里的一座佛塔倒塌，惊醒之后的他，心急火燎地跑到玄奘的禅舍，询问玄奘梦境的预示。玄奘对他说：“非汝身事，此是吾灭谢之征。”

一天之后，玄奘不慎摔倒，脚踝受伤，从此卧病不起，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经常发出呓语：“吾眼前有白莲花，大于盘，鲜净可爱。”

在清醒之时，他会将昏迷中所见情景告诉弟子，说他见到了众多的僧人，乘着华丽的马车，载着各种精美的食物，举着鲜艳的金幡，前来迎接自己。

玄奘故里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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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24日，玄奘的病情突然有明显好转，他召集所有弟子齐聚佛堂，留下了最后的一段思路清晰的话：“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住。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此后，玄奘几乎不再说话，直到公元664年的二月初四半夜，“以右手而自支头，次以左手申左髀上，舒足重累右胁而卧，迄至命终竟不回转”，保持着一副标准的卧佛姿势，再也没动过分毫。

二月初五夜半时刻，玄奘的弟子询问道：“师傅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

这句话的意思是问玄奘是否已经决定生到弥勒身边。

玄奘回到：“得生。”

在留下这最后的两个字后，玄奘就此圆寂。

唐高宗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地说到：“朕失国宝矣！”

而后下诏，罢朝数日，命户部下拨玄奘下葬的全部费用，允许京城所有寺庙的僧众参加玄奘的葬礼。

其后，玄奘被葬于浐水之滨。朝野送葬之人达百万余众，每天前来墓地吊唁的的民众络绎不绝。

直到现在，玄奘的影响还在持续着，虽然他所翻译的经卷已大部分遗失，但他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精神，刻苦专研、惜时如金的治学态度，给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唐僧到佛祖那里告状，没想到被佛祖训斥了一顿：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

神佛世界也要讨价还价，搞得唐僧满眼垂泪：

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这是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里面的情节。

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这部神魔小说的伟大之处，即便是现实主义小说，也很少写得像它这么入骨。

今天要讲的是唐僧的原型——玄奘的故事。这位凭借信仰的力量，九死一生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佛学大师，返回大唐后，过得怎么样呢？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出现在大唐帝国京城长安，眼前的场景让他十分恍惚：

沿路挤满了追星的人群，每个人都想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容貌。

在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玄奘进入下榻的弘福寺。

朝廷还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座金、银或檀刻佛像陈列出来，供官员士人瞻仰。

因为盛况空前，必须动用京师治安衙司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随便烧香散花。

大唐用盛典欢迎高僧回归。

此前为取真经无畏无惧的玄奘，此刻却颇为惶惑和疑惧。

早在一年前，他到达于阗进入大唐帝国边境后，就派人跟随商队到长安向朝廷呈上表章。用意只有一个，向朝廷解释自己当年违禁偷渡出国的原因。

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朝廷会治罪于他。

那是贞观三年（629年），他利用朝廷允许饥民四处就食的机会，跟随寻找粮食的队伍，溜出了长安城，一路向西，费时四年，行程几万里，终于到达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当时，唐朝开国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亚，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带的小国家均仰其鼻息。唐朝政府为了国防需要，禁止人民私自出国。玄奘多次向朝廷请求出国，都未获同意，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结果，一路艰险，都被他逢凶化吉。

现在，他要回国了，仍然担心朝廷追究旧账。

上表八个月后，他终于接到允许回国的敕令。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时，为了证实朝廷敕令的确切，他再次呈上表章报告自己的行踪，听候朝廷发落。

唐太宗李世民这时正在洛阳，准备出师远征高句丽，接表后敕令玄奘速来相见。

玄奘得到消息日夜赶路，希望在皇帝出征高句丽前见到他。

皇帝的召唤和长安官员的隆重接待，都未能使玄奘放下心来。取经这么多年，他对国内的情况有些吃不准。

安置完携带的经像佛典，玄奘匆匆忙忙赶赴洛阳。

二月一日，他在洛阳皇宫仪鸾殿拜谒了唐太宗。此时距他抵达长安仅过去一周。

此后20天中，玄奘被连续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他们具体谈什么，史书并无记载。

唐太宗为什么如此礼遇玄奘，一个曾经的违法出境者？历来说法不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太宗此时迷上了佛教。但其实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李唐统治者尊老子为先，用“黄老之学”治国。唐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道佛并举，但仍以道为主。史载，唐太宗曾要求“战地建寺”，为殉国战士作法事，但此举只能说明他是为了告慰安抚人心，而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佛教有多少信仰。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佛典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唐太宗急于召见远道归来的玄奘，应该与他的下一步计划有关。过去几年，他相继平定高昌，占领焉耆，准备征服龟兹。此刻，又要出征高句丽。所以，他对佛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整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

很明显，唐太宗是个惜才的皇帝。他觉得玄奘谈吐不凡，对西域各国地理、历史和国情了如指掌，便竭力劝说玄奘还俗，在朝中做官辅政。

很不巧，他碰到的玄奘，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之前十几年的付出，只是为了积攒声誉，在朝中做官，那就太把他的理想庸俗化了。

无论当年的九死一生，还是如今表面风光的君王礼遇，玄奘都未曾改变初衷。

他的一生，只为信仰而活。

玄奘一再婉言拒绝了唐太宗的“好意”。

唐太宗又要求他跟随御驾东征高句丽。玄奘以佛门弟子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由，拒绝了。

不过，玄奘向唐太宗提了个请求，希望皇帝可以让他到少林寺翻译佛经。但这个请求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皇帝不许他躲避入山。

在唐太宗眼里，玄奘说到底是有“前科”的人，现在虽说载誉归来，可以既往不咎，但我对你的了解和把控十分有限，而且你初到长安就万人空巷，号召力这么强，终归让人不放心。

玄奘与皇帝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

一个得道高僧，拼命想要挣脱世俗影响，安安静静地翻译经书，传播教义，而现实注定要与他纠缠下去。

玄奘的译经事业，单靠他一个人是无法进行的。他终归要与世俗发生关系。

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唐太宗虽然不许他入少林寺，却恩典他入居长安城中条件最好的寺院——弘福寺译经，并给予官方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短短两个月内，玄奘就组织起规模空前的第一流“译场”，汇聚了当时唐朝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

玄奘知道，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朝廷的财力支持，这一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因此做出了一些有底线的妥协。

他请求皇帝派出五名护卫守门，说出来的理由是长安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他担心译经受到干扰；没说出来的理由则是，他知道唐太宗对他有疑虑，派人守门可以让唐太宗放心。

他在翻译佛经工作开始之时，第一时间应唐太宗的要求，日以继夜写出了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作为大唐统御西域的指南。

他虽然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道教，但还是在唐太宗的紧迫命令下，组织参与将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并由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带走。

这一切，使得玄奘的译经事业有了顺利进行的保障。

为了换取皇帝的支持和恩惠，他不得不违心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一些任务。

唐太宗在生命最后的两三年，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玄奘曾将他正在翻译的《瑜伽师地论》送给皇帝详览，唐太宗看完后连称“佛教广大”，并承认自己以前对佛教的批判都是妄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与玄奘交好的重臣，趁机替玄奘说好话，唐太宗于是赐给玄奘一领价值百金的袈裟，以示对玄奘的重视。

为了佛教在唐朝站稳脚跟，玄奘早先就曾向唐太宗乞经序，但遭到拒绝。这一次，唐太宗同意了，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子李治也受感染，写了《述圣记》。这两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佛教在唐朝传播的护身符。

贞观廿三年（649年），唐太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玄奘扔下手头翻译的经卷，陪从唐太宗到终南山上的翠微宫休养。他在御榻前讲经，给了病重的皇帝很大的宽慰。

一直到唐太宗病逝，玄奘才随着送葬灵枢返回长安。

唐高宗即位后，玄奘的命运随着政治沉浮，遭遇更加凶险。

由于唐太宗晚年转而笃信佛教，时为皇子的李治为了讨得父亲好感，也与玄奘频繁互动。但像父亲早年一样，李治也是道教的拥趸，追求炼丹长生。

继位后，唐高宗李治逐渐卸下伪装，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所转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不权威，原因是他发现玄奘三个弟子对佛经的疏解互有矛盾，莫衷一是。吕才列举了玄奘弟子的释经中互相抵牾的40多条内容，写成一本书，在朝野间广为传播，以此打击玄奘。

这件事对玄奘造成了很大伤害。他的弟子慧立后来写信求助于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或许是在朝中高官的出面干预下，吕才方才不再大肆宣扬。

这场学术官司最后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让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

据佛教徒的记载说，结果是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事件平息下来，但吕才的出现并不单纯。

当时，玄奘的地位相当于先朝国师，唐太宗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几乎都是他陪侍在侧，朝臣中也有很多高官是他的弟子。而吕才作为尚药奉御，只是替皇帝皇后亲尝药物的五品下小官，如果没有来自宫廷更高层面的授意，他会冒冒失失地向玄奘发难吗？

总之，吕才事件后，玄奘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唐高宗不仅派出六臣“监视”玄奘译经，移驾东都洛阳也要玄奘随行。这些表面看是对高僧的优待，实际上却形同监禁。

在洛阳，玄奘同唐高宗的关系，几乎重复了当年他与唐太宗的关系——互相提防，互不信任。

玄奘再度奏请入少林修禅并译经，唐高宗很不高兴，除了拒绝，还让玄奘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玄奘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冒犯了禁忌，赶紧上表谢恩，表示“不敢更请”。

唐高宗为什么这么提防玄奘？

继位几年后，唐高宗欲从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夺回大权，发动了打击辅政旧臣的运动。玄奘从太宗朝就与这些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也被归入打击的派别。

玄奘其实并不糊涂。他应该预估到自己所处环境的凶险，在各种上表中极力讨好唐高宗和武后，包括称颂帝国出现祥瑞之兆，并说服唐高宗、武后将皇子李显剃度。他这么做，仍是为了佛教的传播，以及译经事业能够得到朝廷的资助。

然而，结果似乎不理想。

随着辅政旧臣中硕果仅存的于志宁——那位在吕才事件中帮助玄奘的朝臣，也失势远谪，玄奘在朝中可以说已经孤立无援了。

不久之后，玄奘上表请求到玉华寺（遗址在今陕西铜川市）译经，以自贬求自保，希望远离京师避祸。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经预感到译经事业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勉励弟子们加紧翻译，勿辞劳苦。

这是他毕生的心血所系。

想当年，他只身赴印度取经，充满了拼命的精神。史学家黎东方评价说，本来，天下的大事业何一非由拼命得来？这条命如果不拿去拼，拼取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勉强留下来也无甚价值可言。因为活到一百岁还是要死的啊！

回国后，他为争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资助，不惜多方妥协，对于这种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如此心理斗争，也是相当拼命的。

玄奘去世后，御医才从长安出发赶往玉华寺。唐高宗不太待见玄奘，由此可见一斑。

通行的说法是，唐高宗听到玄奘圆寂的消息后，罢朝三日。

但奇怪的是，玄奘下葬时，唐高宗仅表示朝廷负责丧葬费用，并没有任何朝廷官员出席葬礼。他的塔也没有塔铭，没有公卿名士撰写碑文。这跟唐初其他高僧的死后待遇，差距很大。

唐高宗对玄奘无疑心存很大芥蒂，无法消解。

玄奘起初葬于白鹿原，5年后，被起棺重葬于少陵原。

在入土为安的文化氛围里，改葬是很忌讳的一件事。历史文献一般解释为，唐高宗时常从长安城宫中望见白鹿原上的玄奘白塔，产生伤感之情，所以让改葬。但这一说法疑点重重，最基本的，唐高宗如果对玄奘感情这么深，就不至于改葬的时候依然没有给予任何殊礼，依然没有塔铭及其他尊荣，也依然没有朝廷官员参与。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唐高宗是要看看玄奘的遗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信奉道教的唐高宗，知道道士修真有尸解之功。

结果，发棺重葬，发现玄奘肉身不坏，完好如初。

而对于改葬这件事，据玄奘的追随者慧立记载，则是“门徒哀感，行侣悲恸”，信徒们显然是不愿意的。

希望看过《西游记》的读者，别以为唐僧只是个需要徒弟保护的凡人，真实历史上的玄奘，非常的勇猛与坚定。

参考文献：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傅新毅：《玄奘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669）改葬事》，载《中华文史论丛》总第95期

杜斗城、杨富学：《唐玄奘的理想》，载《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