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给固有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和宇宙的新思路。一部佛教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佛经翻译史，古印度佛教通过译经持续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发展史离不开佛教，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佛经翻译家及其弟子们的辛勤劳动。

世界汉字节创立者张胜利近照

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传播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从最初的外国来华的佛僧翻译家到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使之翻译更加本土化，就已翻译的佛经语言来源来说既有西域文学、伊朗文学和印度文学，也有犍陀罗文。焉耆文、龟兹文、巴利文等。佛教翻译家不同于今天所说的翻译家，他们既是翻译家又是传经布道者，具有双重身份。传经布道有利于加深对佛经的理解，同时也利于佛教汉化。比如：六朝和隋朝时期曾出现过十三支佛教宗派，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而这些翻译家自然也就成了这些宗派的宗主或成员。这些佛教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佛教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的路径。

世界中医日创立者张胜利书法作品

佛经最初的翻译大多为个人行为，无组织性，文体自然比较杂乱。这个时期也可以看做是佛教的考察期，也可以说是原始时代、草创时代。这可以从翻译的术语和体裁可以看出。佛经翻译的第二个阶段是试验阶段。在这期间，为了要将那些语格和汉文完全不同的外文译成汉文，曾经进行了3种试验。比如：佛说法的方式，除了言说之外，还有眼眉动作，微笑，嚬呻，謦欬，忆念等等，这都能够显示法义，但翻译成汉文最初是很难的。佛教界常说：“狮子嚬呻，象王哮吼”。区分的很清楚。“嚬呻”最初翻译成“师子奋迅”。

“师子奋迅”这个词也是有来历的，最初翻译时，因为笔受者不太了解三藏法师反复说明仍然不得领。最后，三藏想出了一个法子，用一盆水泼到院子中躺着的狗身上，狗突然受到了惊吓，就突然跳了起来。在起跳的瞬间，狗的身体突然震撼了一下，全身的毛立即竖了起来，于是三藏法师指着说：“就是这种样子啦。”“师子奋迅”的谚语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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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字本身繁复而严密。这与中国文字语言不同。如果为了迎合中国文字习惯，一加删节，就把原来的结构给打乱了，就很难理解了。比如：般若类的思想是很阔大的，“般若”一词本身就很难翻译成对应的中文，意译怎么感觉都不尽意，因为它既包含了众多内容，同时又是一种境界，这些思想是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的，“逐事而明之”就是它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要通过列举逐事说明的。那就在后面的繁复中进行列举了。西晋时期杰出的佛经翻译家竺法护，他翻译的佛经量多质优。

据文献记载，他所翻译的佛经占西晋译经数量的一半还多。竺法护所据以译出的原本，不是流传到西域的“梵经”，而是在西域诸国流通的“胡本”。但大体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由天竺到西域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从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方面来说，竺法护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佛经翻译大家，后人对他的评价是：“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忠于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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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辞质胜文”，比如：般若是因，其结果则为“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什么都知道，阐发时是要举例子的，没有例子很难理解，为了透彻理解，还非要列举诸事不可。但在以往的翻译中，却把“一切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给删掉了 ，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了，而竺法护的翻译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竺法护翻译数量最多，质量也提高了。自然对佛教及其思想的理解也就加深了，对佛教思想的视域也拓宽了。比如：中土第一个组织系统翻译有部毗昙的僧人是东晋释道安，在他的倡导和参与下，毗昙学日盛，并看出般若与数学（毗昙）的关系，般若学就是毗昙的进一步发展，后人还总结出了学法次第，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

前五有次，般若不次。毗昙又通大乘，其后是佛经翻译的完成阶段和衰颓阶段。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418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康清浊录音整理 薛金银录制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

清风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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