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的译经既有新译，也有小部分是重译，过去已有翻译，它又重新订译的，如：《首楞严三昧经》和《维摩诘经》等。竺法护在译经的过程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弟子有：聂承远和他的儿子聂道真。他们对竺法护译经帮助最大，他们不仅承旨笔受，而且还常常参正文句。特别是聂道真不仅通达梵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在竺法护去逝后还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并把竺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聂道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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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所处的时代正是动荡的时代，一部经有时在一地未译完就得走，只好在下一个地方再译，所以有时译出后也不能马上传播出去，事后好长时间才能传播下来。他译的《光讚般若》，在译出91年后才被道安读到。三国魏高僧朱世行，他是我国历史上汉家沙门第一人。出家受戒以后，他感觉《小品般若》译理未尽，因为当初译经的人把他的领会不透的内容给删略了许多。自然文意就会不连贯。词意就会不明，就促使他远行西域去寻找完备的《大品经》。后在于阗国，就是今天新疆和田一带，得到了《大品经》梵本，其抄写了90章，60多万字，由他的弟子弗如檀送回洛阳，而自己仍留在于阗并在那里去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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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91年，陈留仓垣水南寺印度籍僧人竺叔兰等开始翻译、校订朱世行抄写的《大品般若经》经本，历时12年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共20卷。朱世行在洛阳研究院和讲解的是由东汉末年，竺佛朔译的《道行般若经》。朱世行可以说是汉僧西行求法史上第一人，他求得的经典只限于《放光般若》，译出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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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护译出的《光讚般若》远早于朱世行的《放光般若》，但是朱世行译出以后，可以说是风行京华，凡有心讲的都奉为圭臬，作为了准则和法度，对后世影响极大。晋道安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易学高僧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了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在佛教初传时，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都传入了中国。安世高是小乘传教的传播者，支娄迦谶是大乘佛教的首倡者。这两大派并没有显出究竟哪一派更得势。在曹魏时代玄学开始盛行，般若学和玄学谁影响了谁还有争议，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和玄学的“以天为本”学说很是相似。大乘佛教借机而上，迅速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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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行般若经》也有人认为他是支娄迦谶和竺佛朔合译的。他是汉地最早的一部阐述“般若空性”的经典，但在翻译上采取的是“格义法”或“直译”法。佛教翻译时既要把它转化为中国文化，即译经，又要求将佛经中的深奥义理转化为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的语言和概念，即释经。同时也是译释者自身对经义的理解与阐发。是交织在一起的。

译经并不是文字间的简单置换，而是要中国化的，这样译出的经文方能为本土文化所接纳，否则是很难被接纳的，更不用说去信仰它了。而佛教刚进入中国，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借助中国文化中原有的概念、言词去译解。魏晋时期佛经翻译采用了格义法。所谓“格义”，“格”乃量度之义，“义”即佛经之义。“格义”就是以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去量度佛教的概念和义理，并加以融合，这就要求译经者要对玄学极为了解，擅长老庄之学不可，当时《道行》、《放光》般若类经典翻译时就引入了大量的玄学概念和思想，其结果自然翻译会背离经文原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玄学特色的般若学思潮，玄学的争议自然也进入到了般若学，造成佛教“六宗七宗”的出现。格义法即可用玄学概念和思想，促使佛教中国化，自然也可以儒格佛，把“儒家之格言”运用到佛经翻译中。

三国时期僧人康僧会，他把儒家的“仁”引入佛教，认为“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让佛教涂上了儒家色彩。他把佛经当做是一个跳板，自由发挥，让佛教经义大大折扣，甚至曲解，让佛理变得不伦不类，因而格义法在佛经翻译中有许多弊端，有其局限性，后来不得另寻出路。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419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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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