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28·“九院王氏”第二代驸马：王师约
宋朝驸马像
王师约（1044-1102），字君授，王审琦玄孙，王审琦的曾孙、“九院王氏”第一位文学之士王克臣之子，《宋史·王审琦传》后有附传。
《宋史·王师约传》记，师约从小学习科举考试“进士之学”的学问。宋英宗想为自己的大女儿德宁公主找个儒生为婿。或许了解到了师约修习“进士之学”的信息，治平三年（1066），师约23岁，宋英宗下诏给宰相，命其把师约招至府中，考察师约的文章。
次日，师约来到宰相办公的中书门下省“政事堂”，呈上所作“赋”一篇，并当场作《大人继明诗》一首，审查通过。宋英宗亲自召见师约谈话，又获通过，亲事底定，当年成婚，德宁公主进封徐国公主，师约授官“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宋英宗亲赐师约玉带、《九经》、笔砚，勉励师约好好学习。
治平四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继位，次年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师约进官嘉州（治今四川眉山）刺史，又进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团练使。但是，按照规定，宋朝不允许作为外戚的驸马担任地方实职，只能改命师约与原任官员一同管理负责铨选三班使臣的“三班院”，以考察师约的能力。第二年，公主生子，朝廷免去师约的三班院职务，升其官职为汝州（治今河南汝州）防御使，又升晋州（治今山西临汾）观察使。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次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升师约官职为镇安军（治今河南淮阳）节度观察留后。
宋哲宗继位时只有八岁，宋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宣仁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师约屡次向太后上书进谏或议论政事。但是，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亲政，有人认为师约的职任不当议政，师约被罚俸禄。
元符三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次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师约获“平反”，出任保平军（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留后，实任枢密院掌管枢密院内部事务，检查枢密院主事以下官吏功过、迁补等事的官员“枢密都承旨”，但不久又被罢官。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师约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本传最后记，师约擅长射箭，曾陪同辽国使臣在皇家园林“玉津园”宴会，席间射箭助兴，师约每射一箭必中靶，中靶必穿透靶子，屡次受到金带、配有成套鞍鞴的御马等赏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记，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四月，辽朝使臣萧素、梁颖与宋朝官员刘忱、呂大忠协商地界，久不能決，辽朝再遣萧禧赴宋，宋朝命韩缜、王师约陪同。这也成为《长编》对《宋史》师约传的一项补足。
北宋·佚名《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图》
考察《宋史》师约传，所记师约事迹颇简单，亦无突出才能、作为。但是，若辅之以其他史籍，再参考师约所处时世，则会有更多发现。
如师约娶宋英宗长女，与其曾王祖承衍不同，不是走的“政治婚姻”路线，而是凭学习科举之学，得到英宗的赏识；而师约娶公主，且导致了公主“下嫁”臣子之家，驸马“升行”的终止。
所谓升行，即抬升行辈，而与父亲为兄弟平辈，以避免以公主的皇女之尊向臣下身份的公婆行跪拜礼，抬高公主实即皇家地位。
北宋初年，为了维护官家统治的稳定，北宋皇室常选择文武大臣的后人为婿，或为皇家子弟娶文武大臣之女为妻，如开国功臣王审琦、石守信、魏仁甫、柴禹锡、王溥、李崇矩等人，都先后与皇室结亲。但由于宋太祖、太宗兄弟之间的年龄差异（12岁），两人所选驸马的年龄与其女相合，辈分却颇多隔代，如宋太宗的驸马柴宗庆（柴禹锡孙）、王贻永（王溥孙）、李遵勖（李崇矩孙）三人，即均为开国勋贤的孙辈，这使得本来同辈的宋太祖、太宗之女在辈分上被割裂为两代，则宋太宗之子、当朝皇帝宋真宗反而成了王贻正、李继昌等同辈臣下的晚辈子弟。
为避免辈分混乱甚至皇帝、皇室因为嫁娶而地位下降，宋真宗只好令驸马“升行”，提高其辈分，以维护堂姐妹辈分的平衡，进而维护皇帝、皇室与大臣之间辈分上的平衡。
然而，驸马与父辈同行，固然提高了其在本族中的地位，却也导致公主所生子女也乱了辈分，以致出现了王承衍的儿子王世隆“性骄恣，每坐诸叔之上，人皆嗤之”的可笑现象。
及至北宋中期，这一做法愈发为人诟病。宋英宗朝，御史中丞贾黯曾建言：“大宋公主出嫁，均以驸马的祖父为父，以其父亲为兄，败坏了公主侍奉公婆的礼数，常为之叹惜。请陛下下诏，诸位公主下嫁，凡有公公、婆婆的，都要尽儿女的孝道。为认为，敦厚人伦，端正风俗，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
宋英宗对贾黯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驸马升行败坏人伦，不可做为规范人伦的法制，很想改正。但就在他准备下诏有关部门实施，却得了病，事情遂搁置下来。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刚一即位，即以遵从宋英宗遗念为由，命有关部门将驸马“尚主升行”制度革除，以厉风俗，并固定为法律条款。
当年，德宁公主与师约成婚，宋神宗即命公主对师约行拜见公婆之礼，师约“更不升行”，实行数十年的“尚主升行”制度至此废除，并得到了时人、后人的高度评价。宋英宗时人王辟之撰《渑水燕谈录·卷一·帝德》记，驸马升行之事，始于南唐。师约不升行，公主对公婆行媳妇之礼，震动了近姻贵戚，以为以公主之贵，尚执行妇道，何况臣子儿女？又赞叹说，只有我大宋祖宗首次端正天子的教化，并使之盛行，形成了良好风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记，公主出嫁，见公婆行媳妇之礼自此始。
宋神宗
又如《宋史·王师约传》记，王师约在宋徽宗时任枢密都承旨，而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五》记，元符末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宋哲宗皇后、“钦圣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与师约同为宋英宗女婿的王诜曾上书宋徽宗，求任枢密都承旨一官，宋徽宗禀太后，太后说，“王诜轻浮浅薄，如果任王诜为之，会败坏枢密院。王师约在先朝曾为此官，称职，可任师约。”宋徽宗乃御批师约为枢密都承旨，则师约初任枢密都承旨，应在宋哲宗朝，而得以再任。
《宋史·第一百六十二卷·职官志一百一十五·职官二》“都承旨、副都承旨”条记，师约再任枢密都承旨，事在元符三年（1100）。《邵氏闻见录》、《宋史·职官志》分别补足了《宋史》师约传关于师约初任、再任枢密都承旨一职的时间。
而《宋史·王师约传》记，宋神宗熙宁元年，曾想任师约为嘉州刺史、升成州团练使，但限于宋朝不允许作为外戚的驸马担任地方实职，乃改命师约到三班院任职。《宋史·职官志》记，宋哲宗元符三年，师约再任枢密都承旨，左司谏陈瓘上言：“神宗以文臣为都承旨，其副职才选取外戚武臣中的可用之人。师约未曾任职边境，却提拔到枢密院本应由文臣担任的职位，很不是神宗设置职位以待其人的意指。”
陈瓘的反对虽未成功，但以上二事说明，虽贵为勋戚之后、先朝驸马，师约想随意升官，亦颇非易事。
《宋史·王师约传》记，宋哲宗元符元年，哲宗亲政，有人认为师约的职任不当议政，师约被剥夺俸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四》记，当年十一月庚戌，“三省”奏镇安留后、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元祐年间曾奏请，如果自己有奏疏上报皇帝，可密令皇帝侍卫“三班使臣”承受投进，利害可否，请陛下裁处。宋徽宗马上下诏，贬师约官职为泰州（治今江苏泰州）团练使。
为什么在元祐年间师约上书议政、甚至请求皇帝派近侍专门收转自己的密报都不是事，到了元符初年就会因之被剥夺俸禄甚至贬职？其实，这里有很深的背景。
元丰八年（107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但是，宋哲宗并未亲政，而是由尊号为“宣仁太皇太后”的宋英宗皇后垂帘听政，而恰恰师约是宋英宗的大女婿，尽管《宋史》等史籍连师约妻、宁德公主的生母是谁都没有记载，但作为公主的“嫡母”，与宁德公主、师约的亲情应该比较深厚，所以师约才敢于、能够跨过“职任不当议政”的约束，向皇帝、实即太后“上言”，甚至提出由宫内近侍专达密奏的请求。
然而，宣仁太皇太后垂帘期间，与宋哲宗产生矛盾，这当然牵连到师约，所以，宋哲宗甫一亲政，原来不是事的事，就成了大事，尤其“密奏专达”，更是牵连甚大，必须追究。
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依然未能亲政，而是如哲宗时一般，先由哲宗皇后、尊称“钦圣皇太后”的向氏垂帘，而向氏为前宰相向敏中的后人——或说向敏中曾娶“九院王氏”女为妻，但未见出处——故向氏垂帘，被剥夺俸禄、贬官的师约得以超迈要官的连襟王诜，再次出任枢密都承旨。——然而，当宋徽宗亲政，师约又只能再走一次宋哲宗亲政时被处分的老路，且更加彻底——罢职。不久，便以五十九岁的年龄去世。
宋徽宗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四》又记，宋神宗晚年，师约曾嫌自己“进步”慢，向朝廷请求，做驸马到了一定年限，也应与其他官员一样，由吏部考核，按资历升官，得到批准。——宋朝官制规定，官员三年一考核，优秀者升迁，称职者不动，不称职者贬谪。元丰六年（1038）三月，秀州团练使、驸马都尉钱景臻做驸马的“资历”已足，宋神宗曾下诏：可比照王师约近例，由有关部门考核、提升，并规定，从此凡当皇帝的女婿满七年，吏部即当依例行事，不用再上报皇帝批准。
《长编·卷四百四十五》又记，哲宗元佑五年（1090）七月，师约奏请哲宗：担任皇帝侍卫“左班殿直”的他的叔父王克述，指使兵士殴打官员“录事参军”致死，请哲宗念在曾祖“尚”公主，自己又被选“尚”，将自己降官一级，以抵当叔父的罪过，使叔父得到宽恕。宋哲宗批示批：王克述打人致死，应依法处治；师约愿自降一官为其赎罪，难以施行。
明·陶宗仪纂《说郛》引元·宋伯仁著《酒小史》记，宋朝名酒有师约所酿“瑶源”酒。两条杂记说明，师约为人做事，有点意思，亦有点情趣。
又，《宋史·王师约传》记，师约有子名王殊，宁德公主所生，曾任阆州（今四川阆中）观察使。南宋初人王明清撰《挥麈三录》记，宋徽宗靖康末年，王殊任龙德官都监。徽宗被金朝掳去，金人抢掠剩余的宫中金玉器物、车马服饰，都被王殊据为己有，并带到南方。事情败露，略似今之国家最高法院的大理寺审定属实，宋高宗想处死王殊。
当时王明清的叔祖王子裳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上奏：王殊确实该杀，但如果不是王殊藏匿了这些宝贝，则必会全被金人掳去，那样就真的没法再重归皇室，还是饶了他吧。高宗这才放过王殊。
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则把王殊记为“王球”，记事为：宋高宗初见被王殊窃据的宝物，感怆流涕，遂欲杀之。同书《卷六》记，“王球”所盗宝物，均为远方贡献的珍异之物，李纲进谏不能收留，宋高宗当即命人将其全部打碎，以示不以为重，节俭治国。
两宋之交人方勺撰《泊宅编·卷十》亦记有“王球”此事。《要录·卷六》《泊宅编》并记，“王球”因此被朝廷废弃不用，一直到死。《要录》《泊宅编》记王殊为“王球”，恐误，或说师约有另子“王殖”，且亦曾娶公主，但未见出处。如此说成立，则按中国人兄弟起名的习俗，当以《宋史》及《挥麈录》所记为确。
王师约是《宋史·王审琦传》所记“九院王氏”中有传的最后一人，也是所记活跃于宋朝政治舞台的最后一人。随着北宋的灭亡，曾经煊赫一时的显贵家族亦归于寂没。
王师约的一生，没有什么大作为，也没有什么大罪恶；在官场没有经过太大的风浪，也不能不说有过重重波折，但作为开国元勋之后、皇帝的女婿，也未辱没祖上的荣光，只是有子不肖，令人叹惋。
俗语有云：“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但在皇权制度之下，“九院王氏”能与北宋相始终，荣宠不衰，也可称万般难得的幸事。
王审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