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躲避战火,中国珍籍几经辗转甚至到了美国,多年后才得以回国

史海友影 2024-05-19 10:23:24

在20世纪的东亚,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也深刻地标记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特别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开启了一系列外国势力对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掠夺历程。

从那时起,中国的古籍和文物就频繁地遭遇外敌的贪婪目光。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种掠夺行为达到了新的高潮。

随着日本军队的侵入,不仅是中国的领土和资源遭到破坏,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北京,一个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地方藏有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精华。

这个图书馆最初是晚清时期建立的京师图书馆,后经多次变迁,成为了中华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保护机构。

馆中收藏了从宋、元、明、清四代以及其他历史时期的珍贵善本,包括由敦煌转运来的古籍,以及许多其他从全国各地收集的珍稀文物。

然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加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日益遭受威胁。

1933年,日本军队已经向华北推进,北京的安全形势变得日益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们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护这些无可替代的文化宝藏不落入侵略者之手?

面对国家文化遗产可能的灭顶之灾,他们能采取何种措施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随着日本的侵略步伐逐渐加快,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1933年初,随着日军一步步逼近北京,图书馆的管理层深知,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保护图书馆的常规任务,而是一场关乎国家文化遗产存亡的战斗。

在北京的春风中,尽管梅花依旧绽放着顽强与生机,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会议室里却笼罩着一层不易察觉的紧张气氛。

紧急会议一再召开,图书馆的高窗外飘过一阵阵沉重的阴云,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当时作为图书馆的主席胡适,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眉宇间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忧虑。

副馆长袁同礼、资深馆员陈垣、傅斯年、刘半农以及任鸿隽等人围坐一桌,桌上铺满了图书馆藏书的清单和地图,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严肃。

胡适开口说道:“各位,我们都知道,就在去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东方图书馆被彻底摧毁,那场火灾烧毁了无数珍贵文献。我们绝不能让同样的悲剧在北平重演。”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传遍了整个安静的房间。

袁同礼接过话题:“是的,我们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考虑到当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我们的藏书可能随时面临被抢夺的危险。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将它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地点,这些都是他们考虑作为藏书转移地的候选地点。

陈垣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用防潮的蜡纸和特制的防虫木箱来包装书籍,这样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书籍的完好无损。”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点头赞同。

傅斯年则关注细节:“我们需要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对每个木箱进行编号,这样不仅便于管理,还能在未来快速恢复原状。”

刘半农则更关心藏书的安全转移路线:“我们需要选择几条隐蔽的路线,避免日军的常规巡逻路线,同时设立多个备选藏书点,以备不时之需。”

最后,任鸿隽总结道:“这次行动不仅是对我们职责的考验,更是对我们忠诚和勇气的考验。我们正在保护的,不仅仅是书籍,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会后,每个人都迅速行动起来,执行着各自的任务。

图书馆的普通职员和技术人员开始了连夜的打包工作,每一本宝贵的书籍都被仔细地用蜡纸包裹,然后放入坚固的木箱中。

这些木箱被密封并清晰地标记后,准备转移到事先安排好的安全地点。

在这个春天的夜晚,图书馆内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紧张而有序的气氛,每个人都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安全的转移地点。

经过激烈的讨论,馆员们最初考虑了将书籍南迁至更安全的上海或南京,但这一计划存在两大风险:南方的高湿度环境不适宜善本长期保存,且长途运输中存在被截获的危险。

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决定将书籍暂时转移到北京周边的相对安全地点。

这个决定虽然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它为珍贵书籍提供了一线生机。

馆员们随即开始了艰苦的工作,他们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对木箱进行编号,以便未来的整理和查询。

随后,这些木箱被秘密转移到了多个预先选定的安全地点,包括北京近郊的一些私人住宅和其他设施中。

随着时间紧迫,转移行动迅速展开。

北平的夜空下,深藏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地下室的木箱被小心翼翼地搬运上车。

每辆车在深夜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古城的街巷间。

驾驶员们熟悉每一条可以规避巡逻的军队的路线,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计划和调度。

这些木箱的第一批目的地包括位于北京周边的几所私人住宅和被认为相对安全的机构。

这些地点被选中的原因是它们相对偏僻,不太可能成为日军关注的焦点。

有些木箱被藏在老旧庄园的地下室中,有些则暂存于地方学院的图书馆里,这些地方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确保不会有信息泄露。

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全,袁同礼决定分散藏书的风险。

除了在北京周边隐藏部分藏书外,他还计划将另一部分珍贵书籍转移到更远的南方地区。

尽管这涉及到更复杂的物流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战局的不断恶化,这一决策被认为是必要的。

袁同礼联系了一系列信得过的同行和友人,组织了一支由熟悉图书馆藏品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曾参与过类似秘密任务的志愿者组成的团队。

他们将书籍用不引人注目的普通货物作掩护,准备通过火车和水路将这些木箱送往南方的安全地带。

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以防被日军发现。

与此同时,胡适负责与各地的抗日力量保持联系,尽可能获取关于日军动向的情报,以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遭遇突袭。他还与一些国际友人秘密沟通,寻求可能的外部援助或避难所。

1935年,随着局势的进一步紧张,日本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

每次转移行动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图书馆的馆员们时刻保持警惕,他们深知一旦被敌人发现,这些无价的文化遗产可能永远失去。

随着转移行动的深入,南迁策略开始全面实施。

袁同礼和团队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必须处理各种复杂的挑战,包括选择安全的转运路径、处理与地方官僚的协调,以及确保运输中藏书的保密和安全。

在计划南迁的过程中,南京和上海成为了藏书的主要目的地。

南京因其相对较远的地理位置以及较强的军事保护而被选为重要的藏书地点。

而上海的选择,则因其具有国际性质的租界区域,可能为藏书提供一定的国际保护。

为此,袁同礼组织了一批特别行动队,他们负责将部分珍贵书籍秘密转移到这些城市的安全地点。

1935年1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一列装载着珍贵古籍的秘密列车从北京缓缓开出,目的地是南京。

列车上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明白,他们所承担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转运任务,更是文化的守护使命。

列车车厢内,木箱整齐地堆放,每个箱子上都贴有严格的编号和标签,确保在整个旅程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处理任何突发状况。

同时,钱存训,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被指派到南京负责接管和管理转移过来的藏书。

钱存训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他的任务是在南京地质调查所内,一个对外宣称是工程参考图书馆的秘密藏书点,建立一个临时的图书管理系统。他精心组织了藏书的存放和保养,确保这些珍贵的文献在潮湿的南方气候中得到适当的防护。

在上海,部分藏书被秘密转移到了位于法租界的仓库以及中国科学社内。

这些地点被认为相对安全,由于有外国的背景,日本人在初期不敢轻易侵犯。

钱存训亲自监督了在上海藏书点的设置,并与当地的中国学者和国际友人合作,确保这些藏书在紧急情况下能有进一步的转移计划。

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局势急转直下。

日军的迅速推进使得藏书安全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南京和上海的藏书点,在日军的逼近下,显得愈发岌岌可危。

钱存训和他的团队必须时刻准备着,对藏书进行进一步的转移或采取更极端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无价之宝不落入侵略者之手。

在南京,钱存训面对着愈发危险的形势,迫切需要寻找更安全的藏书地点。

当日军向南京逼近时,他组织了一次秘密的、紧急的转移行动,将部分珍贵书籍进一步转移到了南京的朝天宫地库,一个更隐蔽的地点。

同时,在上海,随着日军的逐渐靠近,法租界的相对安全性开始受到威胁。

钱存训不得不再次行动,他安排将一些特别珍贵的书籍秘密转移至更为安全的地点,包括一些西方使馆内部以及私人住宅。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钱存训意识到,即使是在租界和外国使馆内,藏书的安全也无法得到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考虑将部分珍贵藏书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中,甚至考虑将它们运往美国。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区的持续推进,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将美国直接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全球战争的格局,也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的安全转移计划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袁同礼和钱存训决定加速行动,他们计划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运往美国,以求得绝对的安全。

通过他们在美国的联系人,包括一些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美国学者,他们开始详细规划藏书的国际转移。

胡适,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此时已在美国,成为联系和协调的关键人物。他的参与为藏书的安全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美国,藏书的接收工作由王重民负责,他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学者。

王重民不仅负责接收和安置这些珍贵藏书,还协助进行了一系列的文献保存和微缩工作,确保这些文献在美国期间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和合适使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从国立北平图书馆转移到美国的藏书在战火中得以安全保存。

这些藏书不仅被保护起来,还被研究和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平渐渐恢复,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并未立即返回中国。

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持续的内战,这些藏书在美国的停留持续了多年。

直到195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变化,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终于开始陆续返回中国。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珍贵藏书经历了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程,最终安全归还,这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保护,也是中外协作精神的生动体现。

这些文献的幸存与回归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类对智慧传承的不懈追求。

每一册书籍的背后,都是无数保护者的辛劳与智慧,他们的故事激励我们深刻反思如何更好地守护和传承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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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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