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住在鄂西的的大山里，与妻子结婚已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里，我们一直在与贫困做艰苦卓绝的抗争。虽然贫穷，但我们非常和睦，互敬互爱，共同经历了无数风雨。我特别感谢妻子的是，二十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的业余文学创作。

2000年《土家族文学》春季号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阴差阳错》，编辑约我写了一篇创作谈《在秋天里耕耘》，其中几段是这样写的：

秋凉如水在洁净的空气中漫溢。偶尔一声狗叫打破了夜的寂静。望着熟睡的女儿伴着爱妻的均匀鼾声，我守着一盏孤灯，铺开七拼八凑的一叠稿纸，开始了小说《阴差阳错》的创作。

已过而立之年，且是两个孩子的爸爸的我又一次提起沉重的笔，书写我沉甸甸的希望，沉甸甸的寄托，沉甸甸的追求和向往。

早在八十年代，我已是个在地市级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十件的业余作者，在全县说得上小有名气。正当我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因生活的突然变故，不得不与文字挥泪惜别……

我那位柏油马路上的文友刚刚来信说，他的第六本诗集即将出版，于是在这个月光如水的秋夜，我辗转床头，彻夜难眠，想想生活的艰难，干不完的农活，忙不完的家务，多病的妻，调皮的孩子，贫困的家……搞写作缺时间，缺资料，缺信息，缺辅导，缺稿纸，缺邮资……你说你到底缺什么？朦胧中似乎有人这样问我。迷晕中我好像突然醒悟，我缺少的是毅力，是执着。

我可以忍受物质上的清贫，但我向往精神上的富有。我几乎高喊起来。于是我披衣起床，开始了灯下的笔耕。秋天本当是收获的季节，我却开始耕耘，成了春天的一大遗憾……

许多读者看过我的创作谈后，纷纷来信不解的问：你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写作，你的妻子不反对吗？她怎么能容忍你写作下去？每当这时，我会自豪地告诉读者朋友，正是由于有爱妻无私的支持和爱的滋润，我不灭的文学梦才得一直做下去。

妻子文化程度不高，对文学创作几乎一窍不通，但温柔善良，心胸宽广。她的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在农村也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但因成份不好，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对于有文化的人特别喜欢。

1988年3月10日，《宜昌日报》发表了我为农民诗人唐德林写的报告文学《责任田，他的稿纸》。其中一段写唐德林的组诗《山里通向山外》在全国叫响，他收到许多姑娘的求爱信。在众多的求爱信中，他唯独选中了一位辽宁姑娘。直到他动身前往辽宁的那天晚上，还有不少人诚心相劝：“家乡这么多女孩子，哪里找不到一个？何必跑到辽宁去接？”他却说：“我就是要找一个能理解我写诗的人为伴。我写诗就象山间流水，如果找个不爱诗的爱人，结婚后一见你写诗就吵吵闹闹的，那我就不能好好地写诗了。”其实我很佩服这位文友的勇气，我也十分渴望找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1990年10月，一位与我相恋一年多的女友因我的贫穷而与我断交。失恋的我，从写作中寻找安慰。我至今不明的是，发行量并不大的《西楚文学》在1991年第一期上刊登了我的来信，而这封信竟然让妻子看到了。更没想到，这封信竟然促成了我们的婚姻。这封充当媒人的信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个快23岁的农民，农闲时倍感孤寂，只好以书为伴。因农村有很多鄙视读了高中而又不能跳出农门的人，为了自尊和显示本领，我选择了文学之道（当然我知道文学非文凭），在别人‘不务正业’、‘不知天高地厚’的闲言碎语中，我孤军奋战了两年，仅仅在《宜昌日报》、《三月雨》、《学习与创作》上发了点东西，但我却累得气喘吁吁，有时编辑老师给我带来希望，有时使我茫然……”妻子看到这封信，表示了对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极大支持和理解，并表明无管今后遇到什么情况，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写作。当时听到她说的话，我感动得哭了，能遇上这样的知音，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991年冬月十三同妻子正式结婚后，在资丘镇文化站长的帮助下，我和几位文友成立了“绿草”诗社，办了社刊《绿草诗报》。因诗社同全国许多文学社团保持联系，社员遍布全国各地，全国不少报刊转发了《绿草诗报》的作品。因而我的工作量较大，把一切家务活和农活全推给了妻子，妻子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把娘家的私房钱拿出来让我去买纸张和邮票。

1992年元月2日，文友梦喃来我家中共商《绿草诗报》的有关事宜，妻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洗衣、做饭、喂猪、扫地、拾柴……这一天中，我们吃了三餐饭，而妻子仅吃了一餐饭。梦喃走时在我的稿纸上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写给乡土诗人汤运来》：“山上茂盛的树木/踊跃而进城里/留下一棵固执的树/在山间燃起一豆灯火//有人在方城里愉快地奔走/有人在方格中艰难地爬行/熟识的人用陌生的目光打量/陌生的名字常常捎来许多信息//时间在小屋里变得异常拥挤/妻子包揽了全部家务/理解文学的目光正拯救日益消瘦的日子/延伸的墨迹比黑夜更长/毛毯惊诧于严寒的厚实/朴实的巨笔为世人描摹/家乡美丽的一山一水//面对无聊的时间/你一反常态大声疾呼/更多的灯光走近/簇拥成光亮的一团/燃起一支熊熊的火炬。”

梦喃在“妻子包揽了全部家务”这句诗的下面画了两道杠杠，我懂得这两道杠杠的含意。

然而好景不长，妻子因劳累过度意外流产，卫生所的医生给她开了过多的补药，身体逐渐发胖，得了肥胖病，走路困难，干活吃力，之后又因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家务和农活几乎全都落在我的身上，我时常被家务缠得焦头烂额，被逼得走投无路，我的文学梦再也无法做下去。尽管妻子三番五次地想让我继续我的文学梦想，可我不忍心让妻子过分劳累，过分为生活担忧，我只得对妻子慌称没有灵感，写不出东西了，其实我的心和大脑始终与写作想通着。

九十年代末期，妻子的病逐渐好转，孩子也渐渐长大了，我再一次忙里偷闲地开始写作。在发表了几篇作品之后，斗胆将中篇小说《基层干部》寄给了大刊《十月》。

2001年8月6日，我接到了由《十月》杂志社主办，中央电视台《周末导游》栏目协办的首届文学新世纪创作研讨会的邀请函。为了凑够去北京所需的必备费用，我给别人背石头挣钱而意外生病后，妻子心疼得失声大哭。我后来在“与文学相关的事”那组散文里，以《心中的北京》为题作了真实的陈述

为了能如期地参加研讨会，我开始给人背石头挣钱。这石头大约要背一里来路，四角五分钱一百斤。别人力气大，能背三百斤，我咬紧牙关也只能背两百来斤。我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便不休息，用增加趟数来弥补同别人的差距。六月的太阳如火，晒得生疼，单薄的衬衣如水洗一般。背架子系压进肉肩膀，背架磨得后背如针扎一样疼痛。直到太阳隐到山那边以后，老板开始为我们结算工钱。一天下来也只挣了20来元钱。

十分劳累地回到家中，放下背架子，脱掉上衣时，妻子一声惊叫，然后失声痛哭。原来我的肩上和背上的皮都被磨掉了，象被开水烫过一样，红红的细皮上流着水。

一连几天，妻一遍又一遍地往我细肉上扑着爽身粉，好让流着的水尽快地干，尽快地长出粗皮来。我疼得不能穿衣服，便光着上半身子坐在门前的核桃树下看书。一不小心得了重感，高烧几次突破40度。

妻慌了，赶忙为我请来了医生，一天三遍针仍不能让我退烧。多日的高烧，造成了严重的脱水，我昏昏迷迷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妻一边四处为我求医，一边盘算着将我送进医院治疗。万幸的是，几天输液之后，高烧终于退了下来，病情趋于稳定，只是浑身无力。想去北京的愿望只能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

我流着泪对妻子说：“我这次去不成北京了。我多想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呵，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在八月十七日的开幕式上，不但有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的领导出席，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李瑛、梁晓声、韶华也将出席。能在这次研讨会中听听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的授课将受益匪浅。”

妻也流着泪说：“都怪我无能，让你背石头挣钱去参加研讨会。如果你有一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我陡然间明白了，我心中的北京固然美好，令人神往，但又怎么能同身边的泪美人相比呢？我想象着天地间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知心的深情，它高过山峰，长过流水，四季常青，万古长存……

病愈之后，我继续为生活不断奔波，为生计而劳作，但我时刻不会忘记我的文学梦想与文学创作，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理想。

为了文学创作，我放弃了考干，轻视了经商，淡泊了金钱，可是金钱并不淡泊我。严峻的生活现实让我又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去外地打工挣钱。如果我不努力向金钱靠拢的话，两个小孩将面临失学的危险。

2005年3月9日，我来到珠海的江珠高速公路荷麻溪大桥建设工地打工。在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劳作之后，我仍然坚持每天看书和写作。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外，最高兴的是与妻子通电话。妻子每次在电话里不是关心我挣到多少钱，而是叮嘱我注意安全，爱护身体，伙食差了要多买别的东西吃。每次她在电话里她总要告诉我哪家杂志又给我寄了杂志，哪家刊物对我的稿件提出了什么意见。或者是大女儿的学习成绩又有了进步，得了什么奖；小女儿的语数每次考试都是满分……我人虽在珠海，但我的心却时时刻刻与远在湖北的家人心灵相通，相互温暖着对方的心。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2005年的夏季我接受了珠海电视台的采访，在珠海新闻中播出后，我正欲打电话告诉妻子这件消息时，妻子却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一家刊物寄来样刊，我的小说发了头条。听到这一喜讯后，我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

2005年10月26日，我刚下班，便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她高兴地说，不知有什么好事将降临到我的身上，昨天她为我做了一个好梦，今早又有一对喜鹊在家门前的桃树上跳来跳去地欢叫。当我告诉她我的两篇文章在《江珠简报》第九期上发表了，今天收到了样刊和稿费。发表我的文章时，编辑黄异豪先生为我加了“编者按语”，配发了我的彩色照片。妻子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你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由于荷麻溪大桥工期紧，公司领导决定春节期间不放假，动员工人们在工地上过年，每人发过年费五百元，工资加倍。妻子在电话中得到这个消息，焦急地催我无论如何要回家过年，钱多钱少无所谓。说小孩子想念我，想得流泪，说有几篇稿件需我回家修改……

当我费尽周折买到一张腊月二十开往家乡的火车票后，在火车上足足地站了十七个小时的我并不感到疲倦，而是怨火车开得太慢太慢。我归心似箭。

我回到家以后，总感觉头昏，反胃，失眠。妻子催我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我患上了较严重的高血压病。妻子除了四处打听医治高血压的偏方外，还为我精心调理饮食，劝阻我不去外地打工，在家边养病边从事写作。也就在我在家养病的时候，深圳一位作家读过我的一些作品后，知道我还是手写稿，托人将她的旧电脑寄给了我。妻子便不让我干农活，让我专心致志学电脑，搞创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十几万的小说和散文，发表了近十万字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还产生了一定影响。每当我接到用稿通知的时候，妻子的兴奋程度不知要高出我多少倍。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的高血压病趋于好转的时候，我的身体遭受了特别严重的意外伤害。邻居家杏子树的枝桠伸到了我的房子上面，我去砍这些枝桠的时候，不慎从树上摔了下来，造成腰椎骨严重骨折。妻子在十分惊恐的情况下，迅速联系了车，借了钱，将我送到了镇医院。当我检查完毕，正式入院之后，妻子才想起来，家里的门没有锁，几头猪没有请别人帮忙喂。她说她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了。

在医院里，她除了服侍我的一日三餐外，整日守护在我的病床前，照料我的大小便。有时候我一觉醒来，看见妻子望着天花板发呆，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得我心里隐隐地痛。真是患难见真情。

我的病情趋于稳定之后，鉴于我们家的窘迫状况，医生建议可以出院，在家边吃药，边休养，等待身体慢慢恢复。回到家之后，妻子除了照料我，还得忙家务，干农活，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可当她接到村主任的电话，说我的几本杂志和一张稿费单乡邮送在村委会时，于是她放下手里的活，顶着烈日步行三公里多路，给我取回了邮件。

人们常说伤筋动骨一百日，我过了百日，才勉强能下床，像小孩学走路一样，东倒西歪，必须靠棍子支撑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大概是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生活才能自理。在这段时间里，不但陆陆续续收到的新书和新杂志没有过目，连好心人资助的电脑也长时间没与它有肌肤之亲了。万分遗憾的是，电脑因为回潮以及灰尘的覆盖，患上了不治之症，就此与我永别了。

没有了电脑，我的写作几乎陷入停顿。我知道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的手写稿许多编辑不会看，也不可能发表，于是懒于提笔。静下心来想读几本书，总有一种头昏眼花的感觉，想去干些农活，却又心有余力不足。我整日在房前的小道上徘徊，有种无法言表的失落

所有这些妻子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开始张罗着为我买电脑。买一台电脑，对有些人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可对我们这样负债的家庭来说，无异于九天揽月。妻子在不添置新衣服，得了严重风湿病也不看病吃药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凑够买电脑的钱。万般无奈，妻子瞒着我借了外债，买回来了一台电脑。

此时已过午夜，我坐在电脑敲打文字的时候，我不得不感慨，是妻子用爱支撑着我的写作。2014年五月，我的散文《追梦到到深圳》在278期的《打工文学》上发表后，得到400元的稿费，我们的一位在煤矿挖煤的亲戚对妻子说，你不应该让汤运来搞写作了，挣不到多少钱，你看我们挖煤的，上一个班就有三四百元。妻子很不高兴回敬道，人与人不同，钱与钱不同，他与你挣的钱不一样。

红尘滚滚，世事纷扰。功名利禄的缠绕，浮华生活的诱惑，社会交往的拖累，不少人为之心浮气躁，倍感焦虑。为此有许多家庭破裂，夫妻反目成仇。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总有一些平凡而动人的故事发生。

作者简介：

汤运来，笔名笔锄同耕，男，农民，1965年12月出生，土家族，长阳作协副主席。在《青年文学》《民族文学》《中国民族报》《佛山文艺》《三月三》《传奇故事》等五十多种报刊发表70余万字作品，获奖20多次，作品人选多种选本。

微刊投稿邮箱:1505105907@qq.com

◆总编兼创作基地主任: 刘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