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准备立幼子刘弗陵为继承人，为了防止吕后故事重演，彻底杜绝后宫干政的可能性，赐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

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最主要的当然是他本人的性格决定了做事方式；另一个则是因为有吕后旧事在前。

因此，自汉武帝之后，虽然屡屡重现少主登基之时，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在立继承人之后，杀死他的母亲的残忍事情发生。

汉武帝没想到的是500多年后，中国北方有这么一个政权，将“子贵母死”形成制度化，将汉武帝的作风“发扬光大”，这个政权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

北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它曾经一统中国北方大陆，比南方小朝廷更加强大，但是却没有正统之名，因为它是由胡人建立的政权。

五胡乱华时期，拓跋鲜卑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国号为“代”的政权，这个国家实力并不强大，连“十六国”中都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后来被前秦天王苻坚所灭。

随着淝水之战的失败，差点统一中原的前秦分崩离析，曾经被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其中就有拓跋鲜卑的代国。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是最后一任代王的孙子，在他年幼之时，代国便已经被前秦所灭，他之所以能重新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的母亲，以及母亲背后的家族贺兰部。

因此，在拓跋珪重新建国之后，母后以及贺兰部对王朝政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拓跋珪先是逼死了自己的母亲贺兰太后，然后又赐死了太子拓跋嗣的母亲刘皇后。

太子拓跋嗣对母亲的死耿耿于怀，怨恨拓跋珪，被迫逃匿于外；拓跋珪便准备立次子拓跋绍为继承人。

这一次，拓跋珪没有直接杀死拓跋珪的母亲，而是将其幽禁起来，准备让次子能够接受之后再杀，谁料次子拓跋绍为了救母，发动政变，入宫刺杀了拓跋珪。

因为拓跋绍根基尚浅，虽然杀死了拓跋珪，但是最终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拓跋嗣重新杀回宫中，诛杀了拓跋绍母子，夺回本属于他的皇位。

从此之后，“子贵母死制度”开始在北魏一代一代传承。

所谓“子贵母死”，简单点说就是“太子的母亲必须要被处死”。

这个制度无疑是充满血腥的，非常不人道的，之所以能在北魏被贯彻执行，与北魏皇室是鲜卑人离不开关系。

当时，胡人文化思想落后，在伦理道德方面是没有中原汉人那么文明的，所以才能允许如此血腥的制度存在。

随着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连代表着鲜卑皇族的姓氏都改成了“元”姓，“子贵母死制度”也渐渐开始不合时宜。

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时期，后宫众多嫔妃为了不死于这个制度之下，纷纷求神拜佛，祈求不要为皇帝生下长子，多态现象屡见不鲜。

宣武帝在年近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太子，心中的愁楚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女人走入了他的视线，此人就是胡氏，她在宫中大肆宣扬：“天子怎可没有儿子？身为后宫之人，怎么能因为畏惧自己的身死而使皇家没有嫡长子呢？”

不仅如此，她还日日祈求给皇帝诞下长子，似乎丝毫不畏惧自己会被皇帝处死。

果然，没多久之后胡氏为宣武帝诞下了太子，她本人被升为充华，而宣武帝也许是真的疼爱她，也许是感谢她为自己生下了继承人，所以没有遵照旧制将其处死。

从此之后，子贵母死制度彻底被废除。

而宣武帝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他一念善心，导致这个恶毒的女人断送了北魏的江山。

孝文帝之前，北魏就是典型的胡人政权，在统治方式上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这种制度虽然不利于长治久安，但是在五胡乱华之后的北方大地却是保证了它的强大战斗力。

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已经一统北方，孝文帝推动改革，大力推行汉化，使得北方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北魏走向了鼎盛。

宣武帝时期，北魏的商业也已经极其繁荣，洛阳成为了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然而，这一切最终都葬送在了胡灵太后手中。

宣武帝死后，胡氏为他生的儿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

元诩即位之时年幼，胡氏凭借着元诩亲生母亲的身份排挤了正宫皇太后，大权在握，两次临朝称制，总览朝政。

随着元诩渐渐年长，母子间的矛盾愈发激烈，胡太后毒死了亲生儿子元诩，最终导致尔朱荣入京，发起“河阴之变”。

曾经差一点就能一统中国的北魏政权从此彻底走向衰落。

那么，真的宣武帝错了吗？他真的不该废除“子贵母死制度”吗？

显然也不是，子贵母死制度之所以能诞生，是与道武帝的出生环境离不开关系的，应该说在北魏建立初期，的确是起到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北魏政权早已经从部落式的胡人政权，演变成了跟其他封建王朝一样的政权，这个制度其实就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胡太后只能说是一个意外，她本身并没有强大的母族为依靠，之所以能掌控朝政，也是靠的她本人的手腕。

而且，尔朱荣之所以能崛起，本就是北魏已经开始衰落的表现，当时兵乱四起，尔朱荣就是靠着镇压北方六镇起义才能迅速成长为一地军阀，进而直入洛阳的。

胡太后毒死孝明帝只不过是一个引子，让尔朱荣有了入京的机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