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病，自从1981年美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例艾滋病病例之后，便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全球各地。

1985年，一位到中国旅游的外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不久便死亡，被证实死于艾滋病，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

90年代，艾滋病在中国进入高发阶段，尤其是采血的不规范，甚至发生过一个村庄大部分被感染的惨状。

王为军是河北邢台沙河市一个普通农民，1997年8月1日，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在沙河市一家私人医院生了一个女儿，夫妻俩高兴不已，为孩子取名佳佳（化名）。

女儿出生的第四天，王为军接受医院的建议，花钱给妻子输血400毫升，这也是一家人噩运的开始。

靳双英出院没多久，身体便产生了不适，开始的时候是肚子和腿经常疼痛，农民出身的王为军夫妇还以为只是普通的产后后遗症。

谁知道，几个月后，到了97年的年底，靳双英身体不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开始出现口腔溃疡、低烧等症状。

这时候王为军一边要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边要给妻子治病，迫不得已他不仅卖掉了搞运输的汽车，连宅基地也卖了。

但是，妻子的怪病始终不见好转，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后，靳双英的血液样本被送到北京进行检测。

1999年4月，检查结果证实靳双英患了艾滋病。

这一刻，王为军感觉天都塌了，到了这时候，艾滋病已经如同魔咒一般成为一种禁忌。

但是王为军没有放弃妻子，他好不容易筹到了5000元钱，准备带着妻子去北京治病。

令人惋惜的是，靳双英还没等到出发，在检查结果出来不久，早已经被病痛折磨地羸弱不堪的她便撒手人寰，也许这个检查结果对她来说太残忍，已经消磨掉了她最后的求生欲望。

祸不单行的是，没过多久，年仅一岁半的佳佳也被确诊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专家告诉他，孩子此时正处于急性感染期，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她很难活过5岁！

对于突如其来的横祸，王为军痛不欲生，看了一眼才一岁半的女儿，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候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不如让这个孩子早点解脱！

看着才刚刚来到世上不久的女儿，王为军承担了作为父亲的责任，他一边努力为女儿治病，一边准备为妻女讨还一个公道。

作为丈夫，王为军太清楚自己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都没有出过这个小山村，极少与外人接触，唯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生孩子的那家医院。

而且，询问过专业人员之后，他也知道，艾滋病这个可怕的病毒，并非是如同魔咒一般，可以凭空传染的，它的已知传播途径只有血液、性、母婴等方式。

而这些传播方式中，又以血液传播方式最为显著，因为一般的艾滋病病毒在人体会有个八九年的潜伏期，只有血液传播，才会很快病发。

靳双英从确诊到死亡，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无疑是非常吻合血液传播的。

因此，愤怒的王为军便向医院的主管部门提交诉状，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然而，当地卫生部门很快便作出了康泰医院对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死亡没有责任的结论。

在世纪交替的年月，法律意识已经渐渐深入人心，王为军也没有放弃，他决定用法律的武器来为自己的妻女讨还公道。

2000年8月，王为军正式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河北省第一例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官司。

这场官司对王为军来说，非常不容易，不仅仅是因为取证比较难，还有社会、人心。

作为被告的康泰医院，他们的责任其实是推卸不了的，因为他们给靳双英输的血源来历不明，并不是经过正规渠道采血的，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据院方称，他们的血源来自一个名叫“刘保”的献血者，可是这个名字却是化名，他的真正名字叫杨兴其，而杨兴其是健康的，所以靳双英感染艾滋病与医院无关。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显然并不是，在王为军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他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士的帮助。

这时候，就有人帮助他找到了相关线索，原来医院所说的这个杨兴其并不是外人，而是康泰医院负责采血工作的医务人员杨巧芳的亲弟弟。

并且，这个杨兴其对于自己曾经用过的“刘保”这个化名毫无印象，而且对献血的年份、季节、谁通知的等等相关细节都是一问三不知，根本不像是献血的本人。

不管这个杨兴其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至少康泰医院因为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给靳双英输的血不存在过错或者过失。

因此，在2001年10月15日 ，邢台市中院便作出判决，判处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一家治疗费、精神损失费共计36万元。

随后，该案由河北省高院进行二审，于2003年8月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驳回了一审判决，发回邢台市法院重审。

历时三年的官司，孩子从3岁已经长大到6岁，王为军却依旧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

自从靳双英因为艾滋病而去世，小佳佳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之后，王为军便受尽了人间的冷暖。

最明显的就是，王为军的邻居都开始搬家了，似乎想要远离他们家一样。

这其实也不怪他们邻居，落后的农村，在当时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只知道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传染病”，主动远离也不过是因为恐惧而选择的一种自我保护而已。

佳佳的童年就在这样受尽白眼与歧视中度过，没有小朋友愿意跟她一起玩，连她想去跟其他小朋友吵架都找不到对象。

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妈妈的概念，也没有对亲戚的印象，不仅头上悬挂着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甚至连童年也是在阴影中度过。

王为军知道维权的艰辛，他主动将自己一家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公布于众，获得了许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与帮助。

并且，为了表明自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王为军从开始上诉之时便蓄发明志，不等到胜诉，便永远不剪头发。

四年间，王为军多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一头长发。

2001年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与夫人娜内女士一起访华，娜内女士对王为军的事非常关注，还亲自会见了王为军，并给予他许多鼓励。

正是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帮助下，王为军挺过了最艰难的几年时光，坚持上诉。

2003年8月以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法院又重新组成合议庭，最终审理查明，靳双英于1997年7月30日在康泰医院住院；8月1日生下女婴；8月4日医院为靳双英输血400毫升；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死于艾滋病。

泰康医院给靳双英所输的血为自采血，该行为属于违规行为，并已经由沙河市卫生局进行了处罚。

而医疗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靳双英与佳佳感染艾滋病与医院输血是否有因果关系，在医院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应该由医院承担责任。

2003年12月25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康泰医院赔偿靳双英和佳佳医疗费、精神损失费36.2042万元。

2004年4月29日，河北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王为军和女儿获得36.2042万元的赔偿。

这场轰动全国的“艾滋病官司”终于落下了帷幕，王为军也剪断了已经有一米多长的长发。

王为军的长发见证了这场马拉松官司的不易，历时5年，屡次三番与违规输血的医院对簿公堂，王为军以一介农民的身份，终于成为第一个打赢“艾滋病官司”的人。

作为全国第一个公开承认是艾滋病患者的家属，王为军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父爱化作勇气，最终维护了艾滋病人的权利。

不仅仅是为他们一家人，也让其他艾滋病受害人看到了希望，有了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勇气。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本文不配真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