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皇帝是最大的地主，独享整个社会的分配权。农业社会形成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官僚体系维护秩序，军事集团提供安全保障。获得安全承诺的农耕区，供养这两个体系和秩序。三国两晋，皇帝是王朝的大股东，资源分配权被世族豪强分享。底层无法供养如此庞大的利益团队，五胡乱华，秩序逐步崩溃。南北朝开始，皇帝靠着过度承诺上位，但频繁破产。在位后无法承诺分配的正义，因为秩序混乱下，无法解决农业社会的资源不足问题。直至北魏，来自草原的鲜卑统治者短暂地找到一种解题思路：可汗成为中原的皇帝，提供有别于农业社会的资源分配逻辑：皇帝作为共主，将农耕与游牧的经济互动，从抢掠转为国家内部的二次分配。但北魏高层快速汉化以及后来的分化，新的解题思路并未被验真。（极简中国「皇帝」史：可汗变皇帝，皇帝管草原）

隋唐皇帝多雄主，他们出自关陇，权力的承接转换与北魏一脉相承，对如何管理游牧/农耕过渡地带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无论是「圣人可汗」的杨坚还是「天可汗」李世民，都是中原雄主对这份知识的复用。

但是，这种新的「皇帝」终归是雄主的努力，而非王朝的设计。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开始失去对边疆的控制。出自塞北的将领担任着帝国外围节度使，他们听调不听宣，是唐帝国后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唐帝国后期继续存在的政治基础。

唐朝后期皇帝的权力边界早已经收缩到农耕区，靠着统领财税重地向各节度使输送钱财，勉强维系着边陲独立政权形式上的臣服。彼时东亚的政治格局，已经需要新的秩序逻辑，用来面对：1、燕云地区已经取代关中-洛阳成为权力角逐中心；2、塞北的游牧政权已经开始理解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共生关系，资源的获取并非必须依靠抢掠。契丹人的解题思路曾经在大唐庇护下的契丹民族，在这时候从东北亚崛起，在中原逐鹿的五代，拿到了燕云十六州。和曾经的北魏一样，历史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契丹统治者：如何管理这个同时有农耕、草原的复杂帝国。

辽国/契丹统治者必须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智慧，顺应这个时代诉求。当然，相隔大几百年，契丹人有比鲜卑人更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辽国的政治设计极具创造性---两院制。北院主要负责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的事务，处理宫帐、部族、属国。南院则主要负责汉人等农耕民族的事务，管理州县、租赋、军马等事宜。

这从制度，而非靠着雄主的努力，明确了辽国君主的定位，既是草原的「可汗」又是农耕的「皇帝」。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皇帝」的身份被重新定义。他的权力，应该能够支撑去统领、协调中国空间格局内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利益诉求。辽国皇帝，开始利用所掌握的农耕区域资源，支持游牧与渔猎区域高频的周期性经济问题，并为农耕区域提供安全承诺。以往，这种共生关系的实现方式是杀戮和战争，新的局面被打开。与辽同时代的北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国家，开始承认辽国君主的皇帝身份，这是中国历史中原王朝首次（当然，这背后是辽宋多年的战争，及至檀渊之盟）。于是，新秩序下的辽国「皇帝」与旧制度下的宋朝「皇帝」，联手将之前仅存在于辽国内部的农耕-游牧协作关系扩大到了两国。辽国承诺安全保障，为宋隔离草原与戈壁的压力，而宋负责提供岁币等资源供给。不过，辽国的统治者依然无法抵抗来自农耕的资源「诅咒」，很快也丧失了对这种农耕-游牧/渔猎共生关系的管控。但是，至此开始中原「皇帝」和漠北「可汗」统一为新的中国「皇帝」。随着新的、能满足中国治理诉求的帝国陆续登场，传统的中原皇帝在南宋灭亡后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的故事就不赘述了。金、元、明、清的统治者，都自觉地成为新式「皇帝」，统治着中原、草原、戈壁、西域、雪域……，分配着内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