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被蒋介石枪决后，留下一妻二妾五子女，他们后来过得如何？

世人皆知1938年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临阵退却、贻误军机＂的罪名处决，却鲜有人知这位曾经的山东省主席背后还有着错综复杂的家事。当年，韩复榘被押赴刑场的那一天，在济南的韩公馆内，他的结发妻子高艺珍正在教三个儿子读书，二姨太纪甘青独自在房中绣花，三姨太李玉卿则抱着幼子发呆。谁也没想到，这个庞大家族的顶梁柱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他们或许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家族的命运会随着这位将军的倒台而被历史的洪流裹挟着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韩复榘的五个子女，究竟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又为何会如此不同？

一、韩复榘的三重家庭

1926年的一个春日，在河南开封城内的韩家大院，一场热闹非凡的婚礼正在举行。新娘高艺珍出身开封高氏望族，其父高廷瑶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曾创办多所新式学堂。这门亲事是经由冯玉祥将军牵线搭桥，为他的爱将韩复榘觅得的良缘。

当时的韩复榘，正值而立之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一师师长。虽然已有些功名，但还远未到达他仕途的顶峰。婚后的高艺珍，深得韩母喜爱。她不仅精通诗词歌赋，更深谙持家之道。每逢韩复榘军务在外，她都会亲自照料韩母起居，操持家务。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30年，韩复榘因投靠蒋介石，官运亨通，升任山东省主席。权势与财富的双重滋养下，韩复榘开始frequentally出入青楼勾栏。一日，他在济南最大的春满楼里，邂逅了当红名妓纪甘青。

说起这位纪甘青，在济南也是个传奇人物。她出身贫寒，却自幼跟随老师学习琴棋书画，一手丹青出神入化。韩复榘第一次见到纪甘青时，她正在为客人作画。只见她轻拈玉笔，几笔勾勒便是一幅《梅妻鹤子图》，惹得满座喝彩。

1932年农历二月，韩复榘不惜重金为纪甘青赎身，并在济南城西置办一处宅院，将其迎为二房。此事在当时轰动一时，甚至惊动了南京中央。要知道，那时候国民政府早有明令，严禁官员蓄妾。但韩复榘仗着在山东一手遮天，愣是我行我素。

高艺珍得知此事后，并未像其他官员夫人那般大发雷霆，而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深知，在那个年代，有钱有势的男人纳妾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倒是纪甘青，因久居风月场所，深知荣辱无常，总是以下位自居，处处谦让。

不料好事多磨，就在韩复榘纳了纪甘青不到一年，他又在天津的一场军政要员聚会上，遇见了名伶李玉卿。这位李玉卿虽然也是以卖艺为生，但与纪甘青的出身大不相同。她出自天津名门，因家道中落才流落烟花之地。一手好戏，唱得是字正腔圆。

1933年冬，韩复榘又一次震惊了山东上流社会。他不顾众人非议，将李玉卿接到了济南，安置在城东的一处宅院内。从此，韩公馆形成了三位主母共处一城的格局。高艺珍住在城中心的主宅，纪甘青居于城西，李玉卿则住在城东。

这样一来，三位性格迥异的女子，就这样被命运之手编织在了同一张网中。高艺珍以大度稳重著称，纪甘青以才艺出众闻名，李玉卿则以风情万种取胜。她们各自独守一方天地，却又不得不时常在各种场合碰面，尤其是每逢韩复榘的寿辰和重大节日。

二、韩府内宅的明争暗斗

自1933年韩复榘的三重家庭格局形成后，韩公馆的内宅生活便掀开了新的一页。表面上看，三位主母相处和睦，实则暗流涌动。每逢春节、中秋等重大节日，三位主母都要在主宅相聚。按照当时的规矩，二姨太纪甘青和三姨太李玉卿都要向正室高艺珍行礼问安。

在一次元宵节的家宴上，三位主母为了子女教育问题首次发生了正面交锋。高艺珍主张让孩子们接受新式教育，并特意从北平请来了知名教师。纪甘青则坚持要让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尤其重视诗词书画的培养。李玉卿因出身梨园，则希望孩子们多学些琴棋书画，保持一份风雅。

这场争执最终以高艺珍的让步告终。她同意在新式教育之外，让孩子们跟随纪甘青学习书画，跟随李玉卿学习琴艺。这个决定在后来被证明是明智的，韩家的几个孩子都因此具备了不俗的艺术修养，这也为他们日后的人生增添了几分底气。

1935年春，一场风波在韩府内宅酝酿。事因韩复榘将主宅附近的一处价值连城的商铺赠予了李玉卿。这处商铺原本是高艺珍的嫁妆，高家得知此事后大为不满。纪甘青得知此事，立即将自己在天津道的一处铺面让给了高艺珍，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更大的矛盾源自于各房子女的待遇差异。高艺珍的三个儿子就读于济南最好的私塾，由多位西学教师亲自授课。李玉卿的儿子韩嗣蟥也享受同等待遇。但在日常生活中，韩嗣蟥却常常受到排挤，其他孩子称他为＂戏子的儿子＂。

1936年冬，一件事情令韩府内宅的矛盾达到顶峰。韩复榘准备将自己的一处别院过户给李玉卿，这处别院位于济南最繁华的商业区，每月的租金收入颇丰。消息传出后，纪甘青立即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动摇韩家的根基。

高艺珍这次并未出面调停，而是派出管家传话：韩家的产业应当留给子女，不宜过多分散。这番话传到李玉卿耳中，她当即表示放弃这处别院。但从此之后，李玉卿很少再出现在主宅的家庭聚会上。

就在各房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之际，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战事影响下，济南局势动荡，韩府内宅的明争暗斗也被迫偃旗息鼓。三位主母开始为可能到来的逃难做准备，各自变卖细软，储存粮食。她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保全各自的子女上。

这一年的除夕，是韩府三位主母最后一次在主宅相聚。饭桌上，她们谁都没有提及过往的恩怨，而是商议着如何将家产转移到后方，如何安排子女的求学之路。她们似乎都预感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她们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

三、韩复榘之死与家族的分崩离析

1938年1月的济南，寒风刺骨。韩复榘正在指挥部署山东的防务工作，却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召，要他即刻赶赴武汉述职。当时的济南城内，已经能听到远处的炮火声。韩复榘临行前往主宅与家人道别，却未能见到所有人，只匆匆嘱咐了几句便启程南下。

1月24日，武汉《大公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临阵退却、贻误军机，已于昨日伏法。这则消息传到济南时，韩府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高艺珍立即召集管家和心腹，连夜将府中贵重物品装箱，准备转移。纪甘青和李玉卿也各自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子女逃离济南。

就在韩家准备撤离的当口，蒋介石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抵达济南，查封了韩府所有产业。高艺珍的嫁妆铺面、纪甘青的商号、李玉卿的别业，统统被贴上了封条。一夜之间，这个声名显赫的家族失去了所有依仗。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韩复榘生前的政敌开始对这个没有了靠山的家族落井下石。有人散布谣言说韩家私藏军用物资，有人声称发现了韩复榘与日军往来的证据。一时间，流言四起，韩府上下人心惶惶。

2月初，日军的炮火已经打到了济南城下。在这种危急关头，韩府的分崩离析已成定局。高艺珍带着三个儿子，在娘家人的帮助下，连夜乘船南下。纪甘青则带着女儿韩慧芳投奔了天津的旧友。至于李玉卿，她则选择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去向——带着幼子韩嗣蟥回到了自己在北平的戏班。

韩府的仆人们也纷纷离散。有的投靠了别的大户，有的则趁乱卷走了府中财物。曾经显赫一时的韩公馆，转眼间便成了一座空城。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韩家的产业被瓜分殆尽。那些曾经依附于韩复榘的商人和官员，无一人伸出援手。韩家在济南的几处房产，要么被军方征用，要么被他人侵占。就连韩复榘生前珍藏的字画古玩，也在混乱中不知去向。

高艺珍带着儿子们辗转到了重庆，靠着变卖随身携带的一些首饰度日。纪甘青在天津开了一家小画室，教授学生丹青。李玉卿则重操旧业，在北平的剧场里唱起了戏。一个庞大的家族，就这样被命运撕扯得支离破碎。

1938年深秋，当年在韩府担任管家的老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韩公馆的后花园里，那些名贵的花木都已荒芜。夫人们精心布置的厅堂，如今只剩下几件残破的家具。那些曾经在府中嬉戏的少爷小姐，如今不知身在何方。世事变迁，当真如同春梦一场。＂

四、三位主母的远走他乡

韩府分崩离析后，三位主母各自带着子女踏上了不同的逃难路线。1938年2月，济南城即将陷落的紧要关头，她们最后一次在韩公馆后园相聚，约定各自保重，日后若有机会再相见。

高艺珍作为正室夫人，承担着保护韩家血脉的重任。她带着三个儿子首先辗转到了开封，暂住在一位故交家中。但随着日军的推进，他们不得不继续南迁。在长沙短暂停留后，一行人终于在1938年底到达重庆。为了维持生计，高艺珍将随身携带的几件翡翠首饰变卖，在重庆南岸租了一处小院，开设私塾教授学生。

纪甘青的境遇则颇为坎坷。她原本打算带着女儿韩慧芳投奔天津的旧友，却在途中遭遇空袭，随身携带的细软几乎损失殆尽。到达天津后，她靠着自己的丹青功底在意租界开设了一间画室。起初生意清淡，后来却因其独特的画风受到租界里洋人的青睐。1939年春，她将画室迁至英租界，规模逐渐扩大，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李玉卿的选择最为特别。她带着幼子韩嗣蟥回到北平故地，重操旧业。凭借着当年在梨园的人脉，她很快加入了一个戏班。虽然已经多年未登台，但她的嗓音依旧不减当年。在一场演出中，她的表演引起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某高官的注意。这位高官多次派人邀请她去做表演，但都被她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

1940年的一天，李玉卿突然带着韩嗣蟥离开北平，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她改名换姓，在一家茶馆担任清曲演唱，以此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为了掩人耳目，她刻意改变了唱腔风格，但熟悉她的老戏迷仍能从那独特的韵味中认出她来。

1941年夏，高艺珍通过辗转托人打听到了纪甘青的消息。她派出心腹带着书信和一些盘缠前往天津，却得知纪甘青已经带着韩慧芳转往青岛。据说她在青岛的一家日商百货公司谋得了一个教授日本员工国画的职位。

1942年底，一位在上海的济南老友意外发现了李玉卿的下落，立即写信告知了在重庆的高艺珍。高艺珍复信中提出要接李玉卿母子到重庆同住，但李玉卿婉言谢绝，表示上海生活已经安定，不愿再经历奔波。

战争持续的年代里，三位主母虽各自落脚他乡，却都在默默关注着彼此的消息。1943年，纪甘青通过在香港的关系设法向重庆和上海的两位姐妹都寄去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而李玉卿则利用在上海戏班的关系，为高艺珍的大儿子谋得了一份职位，只是最终因故未能成行。

三位主母在逃难中展现出的坚韧，与她们在韩公馆时的争斗判若两人。她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却都在艰难时世中寻找到了立足之地。1944年，一位逃难至重庆的济南老人曾感叹：＂韩府三位夫人，果真都是有本事的。＂

五、战后韩家后人的命运流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韩家后人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高艺珍带着三个儿子从重庆返回南京，试图通过旧日的关系网络恢复些许家业。她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申请，要求归还韩复榘生前在南京的部分房产，但这个请求最终被搁置。

1946年春，纪甘青和女儿韩慧芳离开青岛，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机会。韩慧芳凭借着在租界时期学到的英语，在一家外商公司找到了翻译工作。纪甘青则继续经营她的画室，学生中不乏上海滩的名流子弟。

李玉卿和儿子韩嗣蟥在上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1947年，韩嗣蟥考入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但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在夜间兼职做账房先生。李玉卿仍在茶馆演唱，只是年事已高，嗓音大不如前。

1948年底，局势再度动荡。高艺珍这次表现得极为果断，在南京局势未明之际，就将三个儿子分别送往香港、台湾和美国。大儿子韩嗣元在香港经商，次子韩嗣远在台北谋得一个公职，小儿子韩嗣德则在美国继续求学。

纪甘青和韩慧芳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后，韩慧芳在一所中学任教，而纪甘青的画室则改为工艺美术社，专门创作一些装饰性的作品。母女二人日子虽然清贫，但却安稳度日。

李玉卿在1950年代初回到了北京，在一家茶馆担任艺术指导。韩嗣蟥则凭借文学才能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编辑。母子二人虽然未能恢复旧日荣华，但在新的时代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1956年，韩慧芳在上海的一次教师进修会上意外遇到了在北京出差的韩嗣蟥。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在阔别多年后重逢，相对无言，只是在茶馆里坐了一整天。此后，他们开始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也会在逢年过节时互寄一些小礼物。

1960年代初，高艺珍在香港与大儿子韩嗣元同住。她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其他子女的消息，得知他们都已安顿下来，这才放下心来。1962年，她在香港病逝，留下遗言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1965年，纪甘青在上海去世。她生前将自己最得意的几幅画作交给女儿保管，这些作品后来成为韩家历史的见证。李玉卿则在1970年代初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将一本记录韩府往事的日记交给了儿子。

到了1980年代，韩家的后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展。韩嗣元在香港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韩嗣远在台北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韩嗣德则在美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韩慧芳继续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韩嗣蟥在北京出版社工作到退休，后来整理出版了一部关于韩府往事的回忆录。

1985年春，韩嗣蟥收到了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是已定居美国的韩嗣德写来的。信中说，他正在整理父亲的一些往事，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韩嗣蟥提笔回信，将自己所知的一切都娓娓道来。这些书信往来持续了将近两年，最终汇集成了一部完整的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