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不断加剧

在伊朗沙特在中国的运作下和解后，实际上以色列已经陷入了被动。因为原本按照美国的剧本应该是以色列和沙特和解，以此共同对付伊朗。但是在中国的运筹帷幄之下，形势逆转使得以色列在中东陷入四面楚歌的被动境地。

然而被逼到墙角的以色列，实际上是危险的以色列。遭遇过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内塔尼亚胡开始授权极右翼组建民兵，这与希特勒建立纳粹的冲锋队是一个意思。所以以色列政局的极端化应该是未来可预见的走向。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和解与联合使得以色列深陷重围，承受战略上的重压。但是以色列仍有一战之力，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实际上就是一头被逼到墙角的猛兽。

内部抗议、外部承压，再拥有对相对优势的军力，这种情况下的以色列很可能会选择纳粹主义和对外扩张的道路。以此对外输出矛盾，用战争的手段来打破战略上被合围的态势。

历来有一种说法，犹太人反对的不是纳粹主义，犹太人反对的是针对自己的纳粹主义。当犹太人对待其他弱小或敌对的民族，往往采用的也是纳粹手段。比如在引进许多非洲地区的“黑色犹太人”后，以色列政府就对这部分“血统不好”的同胞进行了集体的强制绝育手术。对自己人尚且如此，就更别提对巴勒斯坦人的迫害了。

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北接欧亚草原，向南是印度洋的出海口，向东可以进入印度，向西进入古巴比伦的新月地带。当年雅利安人部落南下的时候，一部分在伊朗建立了波斯，一部分继续南下去印度称王。

从地形上我们可以看到，伊朗跟蜀汉一样都是在山地建国，属于易守难攻之势。正如四川山高岭峻的地形坑死了蒙古蒙哥大汗，打出了世界上对阵蒙古帝国最优战绩一样，伊朗多山的地形也让美国望而生畏。但是其又扼守霍尔木兹海峡一侧，随时可以掐断世界石油的大动脉，可谓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虽然美国没有一刻不想颠覆伊朗政权，但终归几十年间没敢动手，其中原因就是美国的一个心魔：那就是美国在山地国家就没有取得过胜利——阿富汗、朝鲜，这些地方都是美国的梦魇，也都是武德充沛的山地国家。所以美国对伊朗迟迟不动手，不是因为伊朗的战略价值低，而是对美国来说确实军事征服山地之国伊朗和其8000多万的人民成本实在太高了，以至于一个单极世界的霸主都负担不起。

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也正因为山地的复杂地形使得伊朗民族构成也很复杂，毕竟在高山国家一统江山太难了。所以现在虽然总提到波斯民族，但其实伊朗的民族构成是一个大杂烩，波斯作为主体民族不过堪堪过半而已，其他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等多个种族都混居其中，尤其是阿塞拜疆人，占据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现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是阿塞拜疆人，伊朗原生文明没有能力融合种族矛盾，只能牢牢借助宗教工具才能勉强实现政治局势稳定。

所以宗教对于伊朗来说，是绝不可能缺乏的立身之本，是目前伊朗国内各民族、各阶层的共识，是一个高强度意识形态组织下的凝聚核心。

伊朗是一个宗教宪法和普选制相结合的国家，宗教导师们是宪法规定的统治者，上下盘根错节利益深厚，控制舆论、产业、军队。有能力在普选制的情况下维持宗教统治，其内力深厚可见一斑。而这个体系的建立者，正是“伊斯兰世界的刘备”——大名鼎鼎的霍梅尼。

霍梅尼的特点就是魅力无敌，能够让别人主动地向他让出政权；虽然军事能力并不出众，但是勇于斗争，坚持斗争的斗志很顽强；同时对于自己的“义弟”——宗教兄弟们，能够做到同富贵，共生死；对于接班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心神无贰”没有私心，成为了中东政权承接的经典。而其后来人也基本贯彻了霍梅尼的遗志，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以“兴复圣业”为己任。

伊朗革命导师霍梅尼本是一个教士，在由于原巴列维王朝过分西化导致国内分配不均激化城乡矛盾，在新机制没建立起前就被旧有生产关系给推翻了。彼时霍梅尼甚至不在国内而是在法国避难，当伊朗出现政权真空的时候众望所归将霍梅尼请了回来。霍梅尼也不负众望，建立了一套以伊斯兰教士阶级为统治核心的伊朗特色教士公有制体系。

如同历史上三造大汉的季汉一样，现阶段的伊朗高举波斯和伊斯兰的大旗，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立誓伊（伊朗）以（以色列）不两立，圣业不偏安。

（哈梅内伊说过，25年内灭掉以色列）

进而对以色列的态度是明确的，因为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强占圣地耶路撒冷，五次击败伊斯兰联军，毫无疑问是压在伊斯兰国家身上的一块大石。埃及出于自身考虑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几乎就瞬间被开除出伊斯兰世界，纳赛尔为埃及争取到的“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名望永远的烟消云散了。

伊朗既然以整合伊斯兰世界为己任，就会持续地把以色列当成敌人。千年宗教仇杀交叉于此，就像蜀汉朝廷喊出的“汉贼不两立”一样，这是立国的精神基础。

然而伊朗信奉的什叶派实际上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少数派”，其与沙特为代表的的逊尼派之间也有着上千年的分歧与冲突。所以伊朗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始终利用什叶派信仰与中东其他国家保持“信仰的隔离”。

这也是伊朗被称为西亚孤狼的原因，宗教上与基督教千年对立，地缘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教派上又和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不对付。

凭借宗教上台的霍梅尼高喊“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希望通过整合伊斯兰世界实现宗教、民族的双复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股劲头，伊朗将国家和民族的潜力逼到极限，拥有中东地区最完善的工业体系。（虽然和真正的强国比还差得很远）

和当年的季汉一样，诸葛亮屡屡北伐，打出来两千多年四川地区都少见的精气神，以一隅而敌中原，只要诸葛一日不亡，雍凉不解甲、中国不释鞍。伊朗基本上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反西方，而且其目的也不似其他国家的纯利益驱动，而是具备一种复兴伊斯兰的精神使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伊朗在成立伊始就敢于挑战美国，敢于同萨达姆的伊拉克开战，敢于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建立“什叶派之弧”。这些战略行为大多数都是舍“利”而求“义”的模式，与季汉政权非常相似。

季汉政权中的诸葛亮纵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人类的智慧用到了极限，建立了三国时期最完善的商贸制度和超过了时代的军旅建制，但是由于大时代毕竟已经走完了强汉的篇章，将逐渐走进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所以最终北伐并没有能够成功。然而其光辉已足以给炎汉一个体面的终结。因为时代的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顺应时代才会获得“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命运加成，坚守自己信念但逆时代的英雄诚然值得后人敬仰，但其功业却无法长久延续。

伊斯兰世界也是一样，伊斯兰上一次被称为先进的代表时还是东罗马时代。那时以后世界经历了宗教改革、新教崛起、大航海、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的运转方式早已经不按照个人意志为转移迭代过无数次了，不管过去有怎么样的辉煌，无法释然而前进的人都将被历史淘汰。

而中国也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百年的复兴史，即使是建国后也经历以三十年为周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吃了数不尽的苦，受了数不尽的罪，才练出如今的钢筋铁骨、火眼金睛。也正是因为历经如此磨难，中国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兼容并蓄世间一切的优秀制度。

中国的标语是：“即要西方的也要东方的，来了都是我中国的”，社会主义和重工业体系学自苏联，搞社会主义搞到老大哥走投无路；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学自美国，但中国二创逼死原番，搞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搞到美国人想退出WTO。可以促进生产力的东西我们都吸收，缺陷腐化的东西则抛弃。这才是蓬勃发展的文明生命体。

这背后是从鸦片战争起开放国门被迫改变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在太平天国的宗教运动上消灭了满清统治者的军事力量，在洋务运动中培育了民族的现代军工体系，在辛亥革命中彻底消灭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体制，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军国主义侵略者，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三座大山尤其是蒋介石的买办势力，而后经历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建立了重工业，在后三十年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了轻工业，这才让华夏文明这个古老的文明再次进入复兴的轨道，这其中的流血牺牲，无私奉献堪称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就是华夏民族复兴的底气：我们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我们用全民族的牺牲换来文明的重生。

而伊朗相当于中国在太平天国阶段就直接建国进入现代化了，时代潮流一个都没有赶上，当然就只能抱着过往的辉煌来鼓舞士气。伊朗的历练还不足以支撑起立国的目标，这个矛盾一直伴随着伊朗宗教政权，致使一股暗影的力量在矛盾中不断生长起来。

同蜀汉政权一样，虽然蜀汉常年北伐，但诸葛治蜀立法公平待人平明，所以蜀汉“刑法峻切而人无怨心”，这里的“人”指的是普通百姓，百姓只要有饭吃、有功立，有明确的上升渠道是不怕流血牺牲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无怨心，被压制的四川本地大地主们日思夜想的都是门阀统治的魏晋啥时候能来“解放”他们，本地豪强主政本地的九品中正制光芒何时才能撒入四川啊。

（蜀汉大臣谯周所做投降派著作《仇国论》一时在蜀汉朝堂传颂）

如今的伊朗也是如此，伊朗出于教义和稳定的需求，一直给农村和贫困人口以补贴来满足其生活需要，而其贫困人口也多为虔诚的教徒，是伊朗如今的稳定器。

但伊朗的城市居民、知识分子群体却很难称得上对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有好感，苏莱曼尼事件后，紧随其后伊朗出现误击乌克兰飞机事件，学生纷纷上街抗议，这时候有人把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图画在地上引诱师生们踩踏，但师生们却绕道而行，拒绝践踏美国国旗。示威人群还时不时高喊：“伊朗的敌人不在美国，在伊朗”

还有不少教授发声：“践踏他国国旗是错误的”。

但身处乱世，美国谋杀军队二把手，这就可以坐视不理？是非对错有时很难论述，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本来应该是伊朗社会栋梁的精英人物与伊朗现政府不是一条心。

值此“危机存亡之秋”，伊朗的前途被完全的压在现已八旬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上，哈梅内伊参加过霍梅尼革命，一直是最高领袖的左膀右臂，参加过两伊战争有充沛的斗争经验，完全继承了霍梅尼的衣钵，可以说是另一个时空“君臣鱼水情”的代表，在他们的手里伊朗还乱不起来，可是面对整个伊朗精英阶层不合作的态度上，伊朗已经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种后继无人现象。

一旦山陵崩，神器赋予谁？

毕竟按照伊斯兰什叶派的教义，只有穆罕默德-阿里的圣裔一族才是真正的领袖。然而要先知家族的血脉、资历能够服众、拥有足够斗争精神的人才放眼整个伊朗都找不到下一个，直接导致哈梅内伊的接班人屡屡难产，现在的伊朗最高领袖是骑虎难下，欲退不得。这与诸葛治蜀后继无人的情形也颇为相似。

湖面虽尚属平静，然底下已暗流汹涌。尤其是建国的革命老前辈退场，正式进入守成一代的后哈梅内伊时期，伊朗在经济上的短板有待弥补，需要融入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才能安稳的找到下一个时代的方向。这也是伊朗的总统，从亲美的鲁哈尼变为反美塞西的重要原因。

祸福无门，唯人招之。毕竟当今世界不是“三国演义”了，伊朗其实有一个机会能够避免蜀汉覆亡的结局，那就是拥抱先进的生产力之源，唯有连接上这个力量源泉，才能让伊朗平安度过后哈梅内伊时代。

所以伊朗之存亡，不在宗教政权，而在东方新兴之中国，如果伊朗还如霍梅尼时代那样拒绝时代的潮流，那么伊朗的宗教政权必然死路一条；如果伊朗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与中国开诚布公，改革其宗教落后之制度，开放其资源商品之市场，那么伊朗不但会转危为安，还可能大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