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剧中，同为寒门出身的明珠，看到高士奇恃才傲物，三天考试，一天交卷，还明说自己没带晚饭，又想耍小聪明，又想要骗吃食，明珠的处理方式是，直接弄污了卷子，就此断了高士奇的前程。

还是他官运未绝，另谋蹊径走到了康熙皇帝面前。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高士奇，是有清一代著名的文人学者，字澹人，号瓶庐，亦号江村，祖籍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慈溪）。

他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明清易代的大动荡时代，祖上原居汴京（今河南开封），于靖康之变时，从原籍南迁至浙江慈溪定居。

顺治十八年（1661），高士奇十六岁正式入籍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就是在杭州府补入学生缺额，成为一名府学生。

康熙三年（1664），高士奇跟随父亲高古生北上游学，来到京城。不久后父亲病故，高士奇只得以卖文贴补生活，史载“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

又五年，至康熙八年（1669），高士奇有幸进入太学学习，在国子监中得到了面见康熙皇帝的机会，康熙自己也是年轻人，对年轻才子特别期待，他对高士奇的理学方面（大约是今天的文史哲一类）文章学识印象深刻，特别恩赐会试资格，高士奇不负期望，成绩名列前茅，成为记名翰林院供奉。

此后，高士奇顺风顺水，一路升迁。

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帝东巡，高士奇钦点随驾。

康熙十四年（1675），高士奇授为詹事府录事。

康熙十六年（1677），高士奇授为中书舍人，入值内廷，康熙帝亲笔赐书“忠孝”。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设南书房，高士奇成为首批奉旨入值南书房的臣子，康熙帝亲赐“忠孝之家”印玺一方，并赐居大内“苑西”。

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恩开“博学鸿词科”，高士奇高中。

康熙十九年（1680），恩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不久又授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移为右庶子。官任詹事府少詹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收复台湾，高士奇被授为“执事日讲官起居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南巡，赴曲阜祭孔，高士奇被迁移为右春坊右庶子，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随驾南巡。

康熙二十五年（1686），高士奇被授为统制总裁，政治典训副总裁。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再次南巡，再谒明孝陵。高士奇随驾南巡。赐号“竹窗”，康熙帝御书“竹窗”二字赐予他。当年十月，高士奇因御史言官弹劾，主动辞官归田，定居平湖。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高士奇的工作是什么呢，《清史稿·高士奇传》记载，康熙皇帝安排他“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还特别赏赐了“表里十匹、银五百”，康熙皇帝对高士奇的喜爱显而易见。

所以，高士奇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而是因为领导的喜爱，走了捷径直登庙堂。不仅如此，高士奇将帝王宠爱延续了几乎一生，在有清一代是实属罕见，这与他的博学多才和机敏干练很有关系。

康熙皇帝为何如此喜爱高士奇，用他自己的话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这样一位朝廷近臣红人，为何要在如日中天的时刻主动辞官呢？

这要从左都御史郭琇的一份奏章说起。

郭琇，祖籍山东即墨，身为朝廷御史言官，毕生功业在三本奏章，一本革了河道总督的职，二本参了当朝内阁大臣明珠，第三本直指御前红人高士奇，三本奏章奠定郭琇威名，人称“直声震天下”，他本人也被康熙皇帝破格攫升为左都御史，一日之间从五品升至为从一品，连升四级。

他的第三本奏疏，与高士奇有什么关联呢？

郭琇参奏高士奇的折子，称作《参近臣疏》，内容主要是弹劾康熙皇帝的一干近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还有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等人，植党营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行。

在文章中，郭琇列举了高士奇等人的四条罪行，条条可诛。郭琇说，“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人皆为之曰门路真”，朝堂内外的臣工，没有人不知道高士奇，因为只有走高士奇的门路，才有用处，所以大家传说高士奇的“门路真”。

除此而外，郭琇还列举高士奇的贪污事项，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还有“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还在杭州老家“广置园宅”，修建了私宅“西溪庄园”，并与王鸿绪等人合伙经营，苏松淮扬等多处生意“不下百余万”。等等之列。

最后，郭琇直指问题本身，“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一个家贫的读书人出身，为何突然变成身价百万的巨富之家？无非是从各级官员的行贿中所得，各级官员的贿款从何而来，不是侵吞国有资产，就是搜刮民脂民膏。

如此言之凿凿，康熙皇帝也不得不给予重视。

《清史稿·高士奇传》记载，高士奇对奏疏的内容辩解如下，

“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宣谕奏对，悉经中使。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臣将无以自明。”

高士奇说自己身为编修一职，只在内廷为皇帝工作，无事闲暇的时候，几个月也没有机会觐见皇帝，从来没有奢望越轨干涉朝廷政治。之所以受到这样的无端猜忌，可能是因为自己在供奉任职时间太长，他们这样污蔑，确实无法解释。

讲完一堆理由，高士奇最后来了个以退为进，说，“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萎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拍了康熙皇帝的马屁，请他给自己一个免职归乡的处罚。

《清史稿·高士奇传》记载，二十八年（1689）的十月，高士奇因郭琇弹劾案返回原籍，落了个“休致还乡”。

但是在五年之后，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皇帝再次复召高士奇，命令他来京修书，仍入值南书房，官至礼部侍郎。

那位直言敢谏的郭御史咋样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山东巡抚钱钰贪黩”案中，郭琇被反诬挟私报复，向上抗辩不成，郭琇经过部议，拟杖刑。康熙皇帝念在郭琇平日功劳，额外施恩改为“降五品调用”。

继任山东巡抚佛伦，因之前的《参河工疏》，进一步对郭琇落井下石，诬陷郭琇世父郭尔印是前明余党，再次被康熙皇帝保护，最终将郭琇以“休致还乡”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