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出现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

12月8日，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疫情防控新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各地优化核酸检测，调整隔离方式，按规定取消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和行程码。

大疫不过三年，始于三年前的“大雪”，终于三年后的“大雪”。

同样的节气，同样的时间，是巧合，还是必然，就像一个轮回，恍若隔世一般。

整整三年。

国家层面尽到了责任和努力，艰辛困苦的三年挺过来，剩下的时间需要普通民众继续支持国家政策，做好自我保护。

面对新形势，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呢？

古人造字行文之严谨，绝对超乎今天的想象。如今的“瘟疫”，是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在古代，瘟和疫却是两回事。古人认为，瘟病多起于四时不正的邪气，因有发热的表现，所以多称为“温病”。疫与“厉”或“疠”相关，被看做是急性流行病，古代往往与鬼神侵害相关联。

查阅古籍资料，关于“瘟疫”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有本古代道医书籍说的很有意思，叫《玄隐遗密》。作者相传为商代的学者容成公，距今约3300多年。

容成氏属于黄帝时代的一个氏族部落，容成公是部落首领，相传曾经协助黄帝征战天下，完成了炎黄部族的统一，实现了华夏一家亲的伟大事业。进入三代以后，商朝时期的容成氏一族，不满于商王的苛政暴虐，于是愤而隐归，聚集了一帮学者文士，收集整理当时弥散人世间的经典古籍，十三年时间编辑成册，就是这本《玄隐遗密》。

《玄隐遗密》分为四部分，《九真要》、《九常记》、《黄帝内经》、《阴阳大论》，都是以朴素的古代天地观念为主导，认识自然和万物，探究人体功能，阐释医学原理。这是一本古老的道医古籍，充满着浓郁的道家哲学气味。

按照书中所言，瘟、疫有明确区别，前者源于水生鳞甲类生物传播，属寒性，可能是古人对于无形的、流动性的，都归结于五行的水；后者源于陆地皮毛类生物传播，属热性，归结于五行的火。

个人理解这个意思，大约是这样：

瘟多为内部发作，通过隐秘而悄无声息的渗透，比如呼吸、体液等等媒介，紊乱内部机能发作，逐渐消耗人体生机，熬干了人也就死了，这期间人非常痛苦，经历生命与死亡的消耗战。瘟病大多数为外热内冷的症状，比较典型的，是伤寒和疟疾；

疫又称为疠，它的症状则相反，更像是由外向内直接侵入，对人体造成迅捷不可抵抗的破坏性攻击，比如感染性细菌、病毒，毒性糜烂创伤等等，大多数存在外热内热的症状，中招者无不迅速痛苦毙命，甚至来不及抢救一下。比较典型的疫病，就是天花和鼠疫；

所以瘟的名字，从“温”，隐秘而煎熬，比如温水熬汤，汤竭薪灭；而疫的名字，从“役”，激烈而迅猛，比如临战鏖兵，杀伐夺命。

有明确史料的记载以来，自秦汉以降，到清民易代，着落在中国百姓头上的大大小小瘟病时疫，两千多年不计其数，造成大面积伤亡的也有数百次。而且瘟疫一般伴随着战争、旱灾、水灾、蝗灾等天灾人祸，这些灾难往往会加剧瘟疫的破坏力。

西汉景帝后元元年五月，“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这显然是一次由于大地震引发的时疫，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棺贵”二字，可见当时情况的惨烈。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一次疫情，就导致人畜“死耗大半”，可见当时人们对突发性流行病的抵御和处置能力有多差。

王莽新朝时期，地皇年间，发生大疾疫，“天下户口减半”。王莽新朝的短暂灭亡，与不可抗拒的时疫有重要关系。

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大疫面前，没有幸存者。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民大疾，死不收”。

五胡入华的动荡时期，中原地区“饥疫并行，易子而食”。

即便盛唐时代，安史之乱的时候，“天下大疫，死者过半”。开元、天宝年间，原本天下户数过千万，瘟疫结束后，户口已经不足二百万。

唐末黄巢军中也未能幸免，爆发大疫，死者过半。

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南方因旱灾发生严重大疫，“死者十分之二三”。

南宋宁宗年间，江南大疫，“浙江尤甚，十死八九”。

蒙古入侵金国，战争导致金国大疫，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大明朝永乐年间，南方爆发大疫，仅以福建一省之地，即死亡七万七千四百余人。

明神宗万历年间，爆发大疫，士民多因疫亡，“街巷相染，多家灭门”。

有清一代，连续性持续性疫情不断爆发，

比如咸丰十年（1860）夏，山东地区旱灾、蝗灾与疫病叠加出现，一旦感染，一二天后就会命丧黄泉。有的人从发病到死亡不过一两个时辰，更有甚者，正在吃饭即突然倒地不起，言笑未终而气绝身亡。大街上到处都能闻到臭味，塞鼻刺心。

比如同治初年连续三年发生特大瘟疫，历史记载，“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十年五月，孝义大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

清末民初的1910年10月，满洲里发生鼠疫，之后疫情迅速横扫东北，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中疫者往往全家毙命。一时间，大量民众暴死，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对于瘟疫，古代没有太具体的分类，大致以人体中招之后的证候区别对待，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实际上都属于一种流行病症。在对“瘟疫”的这防治措施上，大致的思路就是八个字——“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与今天的思路并无二致，也可以说是古今的同理延续。

古代医学的“先下手为强”

古代医学之祖的《黄帝内经》，最早提到关于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它的意思很明确，作为懂得医理医术的人，都不会等到病情深入了才考虑医治，而是在疫情即将发生前就开始做好预防，从而切断致病根源，避免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这就是要与病情赛跑，与破坏力抢时间。

古人规避时疫的方法有哪些呢，古代春节时，全家要喝椒柏酒、屠苏酒，庆祝吉祥、康宁、长寿，同时也有防止瘟疫的实际效果。端午节家家户户饮雄黄、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民俗习惯，也是为卫生消杀而预防疫疾发生的一种措施。当然也有认为，春节时候的燃放鞭炮，也有借用火药中的硝石、硫磺为空气消毒的用途，不一而足。

发生疫情“隔离”很重要

阻止疫情蔓延扩散的方法，古人经过不断的经验教训总结，发现“隔离”始终是最好的切断传染途径方式，而且，古代一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区域，不会短时间内迅速扩散，造成全国性危机，在流行性不发达的过去，切断、隔离较今天显得更有效果。个体的牺牲，为了整体的安宁，古人如何采取隔离措施呢？

《汉书·平帝纪》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发生了旱灾、蝗灾与民疫叠加的情况，朝廷的处理方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将病人安置到空置房舍内，由官府集中看护治疗，可以说这就是“方舱医院”的雏形。这种特别时期的设施，历朝历代都有，比如南朝齐时所设“六疾馆”，北魏设立“别坊”，唐朝设立“患坊”，宋代设立“病坊”以及“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等等，都是同样的功能。

除了集中隔离，也有自我隔离的方案。比如晋代有官员的防疫令，“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如果家里有人染上时疫的，一旦蔓延至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没有感染的人，也要居家百日，这期间不能上朝。百日不得上朝，比现在的隔离期要长很多。

这样的强制隔离方式，在古代也会有异样声音，被看做“不仁”之举，但硬性措施仍然没有被放弃，说明隔离一法在对治疫情蔓延中确实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如今在防控的同时也会有些异样声音出现，有些可能是敌人制造的烟雾弹，一时冲动于事无补，要学会判断形势把握方向，毕竟谁不想好好活着呢。

官民协力的抗疫模式

个体的力量总是弱小的，作为杀伤力强、传播速度快的时疫，单靠自身救治显然是不行的，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更不可取。一旦失去系统组织的各自为政，更加容易引起恐慌，造成更加难以遏制疫疾的传播。服从管理是必须也是必要的。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让国家人数锐减，死了几千万人，直到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有理论有实践，张仲景不仅是医生，也是当时的朝廷官员，有了他的努力，才拯救了遭受瘟疫困扰的广大百姓。官民同心的抗战中，许多经典验方不断出世，而且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据说在当时和后来都很有奇效。

《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中记载，发生疫情后，地方政府的管理要及时和周到，局部出现疫情，地方官要“郡县给医药”；涉及多个区域的大型疫情，朝廷要派出人员，负责统一调配医药事宜。这些医药救护措施，都是免费的，紧急时刻“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从而保证的救治条件和速度。

大明朝开创了太医院为民间治疗时疫的先河，嘉靖二十年（1541）京城爆发疫情，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编写《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疫疾。嘉靖二十四年，又于“于朝天宫门外施药”，这都是官方组织民众抗击时疫的实例。

除了指导医药救护，官方还会适时调整政策措施，比如对死亡较大的民众给予补助，对区域百姓减免赋税，发放赈济粮食等，以减轻民众负担，帮助百姓度过难关。

谣言止于智者

瘟疫，古人最早的处理方式，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往往与巫蛊之术联系到一起。古代的巫术和医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以至于往往疫病出现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各种稀奇古怪、蛊惑人心的流言蜚语。当然也有很多通明畅达的人，对此不屑一顾。

比如，孔子就对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不感兴趣，《论语·述而》章中，孔子有疾病，子路请老师拜神祈福，孔子说生了病就是生了病，还有这种操作吗？子路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孔子回答道，“丘之祷久矣”。

而著名的神医扁鹊，虽然是医者仁心仁术，也有著名的“六不治”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得了病，把原因归结于上天、归结于鬼神，什么病都用迷信的方法来治，不相信医学，把生命交给神灵鬼怪，等待他们的自然只有呜呼一途。

古人文化水平低，知识普及面差，有各种谣言霍乱还可以理解，科学昌明的新时代，瘟疫当前，自然不是什么神灵惩罚、天降灾祸，还有人频频信服谶语谣言，甚至被微信、微博、朋友圈的各种不明来源信息左右思维，这是愚蠢和可笑的，须知，只有科学有效的方法才是治标治本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