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自此，蒋家王朝摇摇欲坠。

一时间，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并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1949年1月23日，李宗仁派刘仲华、黄启汉到达北平，与叶剑英等同志接触，探听中共对和谈的意向。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主席承认“以贵方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毛主席在收到李宗仁的电报后，便在第二天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重新逮捕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列出了最主要的战犯为蒋介石、宗子文、陈诚、何应钦等15人，在这其中并没有之前第一批头等战犯中排名第二的李宗仁和排名第四的白崇禧，而毛主席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想要争取他们投靠人民，立功自赎。

1949年2月15日，毛主席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指出“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了’”。

毛主席暗指李宗仁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幕后操纵，根本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和平”，应该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力量，实现局部和平。

1949年3月初，李宗仁、白崇禧派抗战初期曾赴延安和毛主席商谈合作抗日的刘仲容从汉口秘密前往北平。

时年3月下旬，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单独接见了刘仲容，在一番寒暄后，毛主席向他详细了解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动向和要求。

刘仲容谈到白崇禧自恃重兵在握并有海空军优势，要求“划江而治”，以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闻言，毛主席微微蹙起了眉头，严正拒绝道：“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不等刘仲容说话，毛主席又说道：

“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 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等到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这一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

当时，桂系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围，并有1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缴械，白崇禧当即要求解放军解围。

毛主席宽宏大度，在得知这一事情后当即答应放松包围，并将在下花园所缴的武器“如数奉还”。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6名代表中黄绍竑原是桂系的头面人物，刘斐则是李宗仁、白崇禧多年袍泽，交往甚深，为此，毛主席特意接见了黄、刘，勉励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

1949年4月3日，毛主席又一次单独找刘仲容谈话，希望他能够回南京一趟，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争取他们向人民靠拢。

在这一次谈话的过程中，毛主席承诺：只要桂系部队不出击，我们就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商谈，若是李宗仁愿意出席，我也出席，若是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为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会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把白崇禧的出路给想好了，毛主席深知白崇禧喜欢代表，只不过他的桂系部队只有十万人，毛主席向刘仲容说若是将来和谈成功，共产党会请白崇禧继续带兵，指挥30万大军，人尽其才。

这时，毛主席想到之前白崇禧提出的那个要求，在经过一番思考后，毛主席又说道：“我们大军过江后，如果白崇禧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们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们不出击，我们3年不进广西。”

听到毛主席的话刘仲容十分感动，但不等刘仲容说话，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哪？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我们想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闻言，刘仲容连连点头，激动地对毛主席说道：“毛主席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不久后，刘仲容返回南京后，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李宗仁闻言后默不作声，而白崇禧坚持“划江而治”，一再说：“他们一定要过江，仗非打下去不可。”

1949年4月12日，刘仲容再赴北平，向毛主席汇报了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并表示李宗仁还有争取的可能性。

毛主席听完后，微微蹙起了眉头，随即托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如果和谈破裂，希望李宗仁能在蒋方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他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当时，李宗仁对于惩戒战犯这一项多有疑虑，于是特意致电毛主席，毛主席在收到李宗仁的致电后，也当即复电，在复电中毛主席的大致意思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是有转圜余地的 ，共产党提出惩办战犯，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幡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49年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携《国内和平协定》返南京请示，为争取桂系，经毛主席同意，中共方面释放了1947年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俘的桂系师长、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让他随机返南京。

在回到南京后，黄绍竑劝说南京当局及桂系的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接受和平协定，并说毛主席对桂系的条件是非常宽大、十分有利的，但在讲解时的操纵下，南京当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毛主席、朱总司令对李宗仁还寄予厚望，在《命令》中指出：“在人民解放军保卫南京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但奈何当时李宗仁优柔寡断，未能走上光明道路，1949年6月13日，刘斐受托从香港回广州，劝说李宗仁、白崇禧认清大势，和平解放西南问题。

但1949年8月，李宗仁飞往广州“主持大计”，随即发表谈话，表示“戡乱”到底。

可尽管如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依旧不遗余力，对桂系进行争取工作，1949年10月初，黄启汉从北京到香港，托人致电白崇禧：“北京对广西还留有余地，应请进行妥协。”

三番五次的说服，李宗仁、白崇禧仍未能醒悟，1949年11月，李宗仁飞往美国，白崇禧则率部与解放军对抗，最终落得了全军覆灭的下场。

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自海外返回祖国，回首起这段往事，他不仅感慨万千地对毛主席说道：“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

庆幸的是李宗仁最终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而白崇禧的冥顽不灵也未能在他之后的人生道路中从国民党、蒋介石身上获得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