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西南之战役，最终解放西南战役用了57天，在此次战役中，国民党被歼灭、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共90万人，其中，起义、投诚和被俘部队达86万人，而起义部队就有53万余人。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西南战役是国民党军队投诚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然，在这些起义投诚人士中，有的人是真的被共产党所折服，但仍有许多是被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所迫不得已而起义的，而在这部分人中有隐藏特务，有散布谣言、抢劫百姓者，还有与当地土匪恶霸勾结起来发动叛乱的......

那么，如何妥善对待和改造这些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就成为了一项重要且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当时全国有900万国民党旧军人被留在大陆，对于他们的改造和处理，毛主席亲自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国民党的党、政、军人我们要包起来；第二，要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面对毛主席的命令，邓小平结合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情况与这86万国民党旧军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终提出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急性病和不负责任、怕麻烦草率的处理情况出现。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按照邓小平的方针办事外，解放军还抽调出了数千名干部，组成若干工作团，派到接受改造的军、师、团、营、连任军事代表。

1950年2月20日，邓小平与贺龙共同签署了《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

在工作团出发前，邓小平和贺龙一起接见了工作团的成员，并交代道：

“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重庆或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了解。”

与此同时，贺龙就怎样开展对这些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改造，在方法上进行了仔细交代，其主要宗旨就是对起义人员，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开大会小会，都一定要反复宣传党的方针。

在一切都交代妥当，并经过短期培训后，几千名政治和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分别前往了各起义部队担任军事代表了。

在军事代表到达起义部队后，有些起义部队的官兵心存疑忌，有些甚至以师长、团长不在为借口，不让解放军军事代表下到官兵中去，更有甚者还暗中威胁士兵道：“军事代表下来以少接近为好，不然小心你们的脑袋。”

面对这些情况，解放军军事代表恩威并施，他们先是通过各单位的欢迎会，向起义官兵们说明了他们的来意，随即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并公开揭露了特务们所谓“代表团捣鬼”的谣言。

解放军军事代表的此番发言，使得大部分起义官兵对军事代表的怀疑戒备慢慢消除，但还有一些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因未被满足为理由，打击军事代表的威信，或者使军事代表为难，对此，军事代表则在公开场合表示道：“军事代表不是万能，困难不能全部解决，进步不会因为代表来了后就一步登天。”

在说明所有情况后，很多起义官兵对军事代表表示理解，起初，在军事代表到来时，还是有不少军官抱着试探的态度，观望解放军到底是真心帮助还是另有图谋。

深入起义部队的军事代表们则按照“正大光明”和“诚恳坦白”的精神与做法，与起义官兵们沟通情况，遇到事情一起协商，因为方法得当，工作开展逐渐顺利。

对团以上的军官，军事代表与他们联络感情，在工作中树立军政委员会提及领导的威信，下到营连的代表，一面联络与官兵的感情，一面深入连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战士，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除此之外，军事代表还参加买菜、慰问病号等工作，这使得广大官兵向共产党靠拢，也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军官的称赞。

在改造有条不紊进行的同时，特务的疯狂活动对国民党旧军队改造影响是极大的，曾一度人心惶惶，但即便面对如此局势，军事代表还是沉着冷静地应对着，他们一边了解情况，认真研究应对政策，以便于投诚官兵频繁谈话，公开揭露特务的活动，从政治上予以打压。

很快，特务气焰下降，起义部队的情绪重新归于稳定，而在军事代表们的努力下，改造工作也从被动转变为了主动。

在改造工作变为主动后，军事代表们便在起义部队内建立了民主组织、开展民主生活，这使得起义士兵们感受并认识到了两种军队的不同之处，从而慢慢树立了当家做主的思想。

进行这些工作时，部分反动军官曾试图反抗，如威胁士兵、进行暗杀、阻止叛乱等等，但在诉苦运动展开后，他们的反动行动大幅度减少，甚至于停止了。

诉苦运动是在广大士兵觉悟日益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士兵大部分是被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本就有一肚子的辛酸苦楚，在全部倾吐出来后，他们的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快的提高，并立即提出要求希望早日能够编入人民解放军。

当然，不是所有的起义部队的官兵们都能被说服，在改造过程中，正值西南地区进行紧张的征粮剿匪斗争，这一斗争在起义部队中引起了反应，有些官兵依旧坚持反动立场，甚至与当地地主、土匪勾结向政府进攻。

当邓小平、贺龙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在处理起义部队叛逃事件上，他们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在经过商议后，他们当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道：“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从邓小平与贺龙下达的命令就不难看出，共产党还是要将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势力与广大官兵区分开来，对于首恶分子不听劝告、妄图顽抗到底的进行严惩，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

1950年，起义部队第七兵团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这让身为起义将领的裴会昌深感不安，为此，他当即致电贺龙，并在电话中说道：“贺司令，我是不是应该把我部队的枪都下了。”

虽然彼时贺龙已经得知有数百人携枪叛逃，但贺龙还是拒绝道：“不能下。”

为此，裴昌会深感疑惑，又说道：“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再有人拖枪跑了怎么办？”

贺龙非常明确的说道：“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正是邓小平、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的态度，让起义军将领们以及起义军官兵们十分敬佩，为此，他们曾说：贺司令、邓政委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与他们交往。

在邓小平、贺龙的正确政策下，加之剿匪斗争进展顺利，对这86万人的改造工作历时7个月，也就是1950年9月全部结束，绝大多数士兵被补入人民解放军，也有一部分人进行复员、资遣或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