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年，山西商务局与英商“福公司”订立借款开矿合同，出让省内潞安、漳州、平定、盂县、平阳等各矿的开采权。山西商民群起反对，1907年集资创设保晋矿务公司，买回英方股权，成为国内第一家大型的民营采矿企业。1934年董事会一致通过，礼聘持大股的常氏族人、省众议会副议长常旭春为第四任总经理。 任职以后，常旭春考察了解了江南一些民族工业的成功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人事等工作做了大量改革，使连年亏损的企业开始赢利，并且开发了大同矿区。这个公司正在蒸蒸日上之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魔爪伸向山西，他们首先霸占矿井，以充军用，哪管你什么民办、国有。保晋矿务公司顿时解体。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常旭春召集部分员工，赴阳泉欲收回矿井，重新经营。谁知此时保晋公司已全部被阎锡山官办的西北实业公司所占，美其名曰“接收敌产”。保晋公司的员工几经交涉，向他们陈述本矿历史，可西北实业公司根本不听，只说一句话，他们是奉省政府的命令。旭春见此处无法解决，只好返回省城。 当时的山西省，只有阎锡山一个人说了算，常旭春知道必须见到他，陈述理由，才有解决的可能，但他生平最不愿意和官场打交道。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老同盟会员，和阎锡山早就相识。以后又在省府当过一任副议长，对阎某的为人早有认识，只因情急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一见。那天走到省府门前，卫队长认出老先生，不需通报，自己进去在梅山大厅找到了这位阎主席。寒暄之后，常旭春直截了当提出保晋公司的归属问题。阎锡山当即表态，当然还属民营，目前接收只是为了清除敌伪残余而实行的临时措施，不日整顿结束，自要归还，请老先生静候，有了消息便派秘书上门办理。常旭春离了梅山，心中并不踏实，但阎锡山态度似乎诚恳，一时也无话可说，只好回家等着吧！ 过了数月不见音讯，但阳泉方面西北实业公司已开始出煤，常旭春心急之下又想去省府问讯，但此回却极不顺利。到了省政府门前，卫兵不准进，要通行证，旭春一气之下，大声责斥，与他们争吵许久，阎锡山的秘书出来才将先生请入会客室。秘书声明阎锡山因战事紧急，去前线视察，今天恐怕回不来了。旭春余怒未息，说我要一直等到他回来。坐在客厅一直等了两个时辰，毫无动静。有个不识时务的秘书趁机取来纸墨笔砚，想请先生为他写一条幅。此时旭春正值满腔怒火，对着笔墨正好发泄，不假思索便信笔在纸上写出质问省府的一篇檄文。写完掷笔，拂袖而去。 一年之后，旭春深知收回矿权已无希望，他只想再见一见阎锡山，讨一个说法。这回省府门前有秘书相迎。恭恭敬敬将他让到阎的居室。进屋一看，阎锡山横躺在卧榻上，头上顶着一块湿毛巾，仿佛一脸病容，说话也是有上气没下气，微闭双目，示意让坐。半晌不发一言，最后嘟嘟囔囔地说了两声：“遗憾，遗憾。"而对这种场合，还能说什么呢？常旭春稍坐一时，只好抽身告退。回身一看，自己上次所写的檄文，却被阎锡山精心裱装出来挂在侧墙上。这幅随意之作，不论行文、书体，较之自己的一般作品更有一种独特的神韵。见面后的第三天，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从此一去不回。此时，常旭春才知原来上了这老家伙的大当。 据说那幅字画被阎锡山带到了台湾，一度曾悬挂在阎的公寓里，只可惜这样一幅精品只有落款，而无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