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初授军衔。

首批中将原是175位，后来又补增二人，总数成了177位。

这一制度初次设立，自有不足之处：军衔之高低，未必能完全与战功匹配。

评军衔一事非同小可，应立功行赏，乃其核心。

有少部分将领军功卓著，军衔却未能相称；反之亦然。

此中评选涉及林林总总，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个人军衔，争议最大的三位开国中将，都具备上将的军功

疯狂之中显英雄，传奇一生定江山

1955年这批开国中将中，争议最大的三位，其战功之卓越，堪比上将。

尤其是王近山将军，其经历堪称传奇。

湖北红安出身的他，从十五岁挎枪从军，十六岁便威名赫赫地坐上了连长的宝座，号称“小连长”。

历经风雨，他的足迹遍布红四方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及抗美援朝战场，无论是淮海战役还是抗美援朝，他都以其独特的“疯”劲，显赫一时，被誉为军中的“王疯子”。

《亮剑》中的李云龙，疯狂而骄傲地挥剑于战场，那分明是王近山的影子。

或许在王将军的生涯中，有更多不为人知的瞬间，比电视剧中的情节还要精彩澎湃。

1945年7月，正是抗战接近尾声之际，全国人民已祈盼和平久矣。

然而国民党的胡宗南部却鬼使神差地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进攻。

毛主席一闻此讯，勃然大怒，斥之为“一群丧心病狂之徒！”

他激昂地宣布：面对这般蔑视民族大义的疯子，非得以革命之疯子应对不可。

速传‘王疯子’，去好生‘教训’那胡疯子一番。

故事便这样开展，王近山将军立即带领他的部队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持续到了7月27日夜晚，王近山撤离了爷台山的阵地，诱使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占。

正当敌人自以为稳操胜券之时，王近山大喝一声，指挥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最终不仅收复了失地，还重振了延安的士气。

随着解放战争的序幕拉开，以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129师及地方部队为基础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王近山的部队也被改编为第6纵队，并由他担任司令员。

1946年8月，面对蒋介石出动的14个整编师、38万人的庞大兵力，企图在定陶、曹县地区将我们一网打尽。

那时，我军仅有四个纵队、五万余人，多数建制团连都兵力不足，处境极为艰难。

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大言不惭地宣称，不出两星期就能占领鲁西。

然而，面对这种看似绝望的局势，我们的将士们并未气馁。

刘、邓二人面对局势的严峻，决定以攻对攻，直击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整编第3师。

这支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曾在远征缅甸对日作战中磨练出非凡的战斗力，师长赵锡田是黄埔军校的首期毕业生，兵强马壮。

眼前这场战斗，若是策略有一分差池，便可能导致我方五万大军伤亡殆尽，中原战局恐怕不堪设想。

在所有人陷入沉思的战前会议中，王近山突然站起身来，声音如同石破天惊：

我已与政委深谋远虑，决定由我们六纵出战。

今日我立下军令状，与整编第3师一战！倘若战至只剩一个旅，我自愿为旅长，老杜（杜义德）为政委；

若仅剩一团，我当团长，老杜任政委；若到最后只剩一连，我也愿意亲自挂帅。即便我们纵队尽数牺牲，也算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王近山派遣小队进行牵制，诱敌深入刘、邓二人预设的战场——定陶以西的大杨一带。

随后，直扑敌师部所在的大杨湖，展开围攻。

当敌方师长赵锡田接到胡宗南的询问——是否需空军支援时，他自信满满地回答：“不须，凭我部现有之兵力，足以胜之。”

而王近山与杜义德却决心用行动证明：整编第3师不过纸老虎，“有六纵在，整3师必败！”

战斗在9月初如火如荼展开。

最初两天，双方僵持不下，但到了9月5日夜，真正的较量才正式开始。六纵的指挥所设在距离敌人仅有300米的地点。

激战中，六纵以惊人的勇气发起了总攻，将敌59团压缩至大杨湖一隅。

尽管敌人的火力凶猛，六纵的形势也颇为严峻，王近山毅然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并将机关工勤干部组织起来，誓与敌军决一死战。

短兵相接间，六纵士气如虹，敌军防线在破釜沉舟的攻势下迅速崩溃。

赵锡田被俘，整编第3师溃不成军，定陶战役的胜利，为我军在南线的战局带来了根本性的扭转。

六纵以血的代价，赢得了主力纵队的地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定陶战役的胜利，继中原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再次昭示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已定！”

铁血铮铮陶勇志，火线豪杰定军心

陶勇同样有着堪与上将匹敌的军功，其战功可谓书卷难以尽述。

自1945年10月起，他便身负重任，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粟裕司令下的第八纵队司令员、第1师副师长，而后又在华东野战军陈毅麾下的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23军军长。

在华东的解放战场上，陶勇的足迹如同烈火燎原，他的战功昭昭如日。

到了1946年6月，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四起，陶勇率领的华中野战军第1师新调派至山东。

在一次行军中，命运使得他们与国民党的铁血精锐——第5军不期而遇。

面对敌人的坦克冲锋，我军由于缺乏反坦克作战经验，一时间陷入了困境。

战士们边撤边战，混乱中几乎陷入绝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往前线的陶勇遭遇了溃散的士兵。

见士兵们慌乱不已，他们焦急地向他报告：“副师长，坦克难挡，我们快撤吧！”

然而，陶勇却不为所动，他沉着地在路旁的石磙上坐下，其态度坚定，仿佛磐石中的青松，高声喝道：“我陶勇坐于此，谁敢言撤？”

战士们感受到了力量，纷纷鼓舞彼此：“有陶师长在此，我们有何惧！”

士气大振的战士们返回战场，迅速调整战术，先是用手榴弹炸断坦克的履带，随后俘虏敌军，一举摧毁了敌人三辆坦克。

消息传至粟裕耳中，他开怀大笑，豪情满怀地赞叹：“陶勇无畏，粟某无忧！”

1947年夏季，山东解放区如同一块热气腾腾的熔炉，国民党军对其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摧毁这片红色的土地。

为了破局，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被赋予了重任，率领第四纵队与叶飞的第一纵队，肩并肩施展一场大胆的战略出击。

敌军感受到威胁，急忙调遣7个整编师，总兵力达到惊人的12万之众，企图将他们围追堵截。

当时，陶勇的部队刚刚进入一个新的作战区域，面对的不仅是敌人的铁蹄，还有生存的极端困难。

他们所能依赖的，不过是野菜和南瓜充饥，甚至频繁断炊；加之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有时不得不在水深齐腰的洪泛区行军作战。

步行中，泥泞成为常态，连绵几日的行军使得士兵们鞋袜磨破，背包霉坏，双脚更是溃烂至难以行走。

看着手下战士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前行，性格坚强如铁的陶勇，也不禁心痛得流下了热泪。

但在敌人的强大压力和险峻的环境下，他和纵队指挥机关的干部们带头作出了榜样，各级机关干部和指挥员竞相效仿，将自己的鞋袜、粮食分发给连队，将被子撕开给战士们裹脚。

在陶勇和叶飞的共同指挥下，部队时而南突北击，时而西进东退，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始终牵制着敌军12万人马。

期间，他们渡过洪水汹涌的滕河、沙河，越过纵横交错的滦河、泗水，与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会师，一路跨过运河，最终成功摆脱敌人，完成了战略出击的任务，胜利挺进到鲁西南。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华东战场上的硬仗、恶仗层出不穷。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陈毅司令的手中几乎无备用之师，机动力量稀缺，有时一场战役中，一支部队需连续投入两次至三次。

即便任务重重，形势紧急，伤亡惨重，为了整体的胜利，陶勇总是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

一次次硬仗打下来，无论部队损失多大，陶勇总能以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励着士气，同时抓紧休整、补充。

部队的敢打能拼的战斗作风，便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疆场雄心铸虎威，红旗飞扬战必成

最后一位便是王必成，同样是有堪比上将军功的虎将。

王必成是湖北麻城人，老战士陈丕显称其为“人民军队中的猛虎”。

1938年春，王必成毕业于抗大三期，随即被派至南昌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参谋长。

此团，曾是长征后湘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精粹，随陈毅东渡苏南，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

王必成在团中迅速显现其才干，从句容攻城至东湉袭击，屡建奇功。

特别是1938年8月，为配合国军反攻，他指挥“老二团”攻占句容县城，成为新四军首次夺县城战。同年底，王必成晋升团长。

1939年2月，为保根据地安全，王必成策划夜袭东湾，成功毁敌并突破援军两度尝试的围堵，歼敌百余，破坏敌军对茅山的威胁。

同年11月，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延陵之战展开。

王必成团长率部突袭宝堰日军，于贺甲村包围之。

经一日夜激战，全歼日军加强中队，其战斗精神与战术布局赢得延安高度评价。

江南人民誉其为“王老虎”， 所在的第二团被誉为“老虎团”。

在1940年7月，陈毅、粟裕带领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新四军指挥部，担任正副指挥。所属部队整编为三纵队，叶飞、王必成、陶勇各担纲。

同年10月，王必成在黄桥战役中，与叶飞、陶勇联手全歼敌军，显著改善苏北战局，三纵队司令员合称“叶王陶”，成为江南北战场的传奇。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苏北新四军指挥部迁至盐城，重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叶飞、王必成、陶勇改任各旅旅长。

至1942年底，面对苏南紧张局势，粟裕派王必成带领部队回师江南，次年1月，他所部到达溧水，并接管了第十六旅，负责开辟苏浙抗日根据地。

到1945年初，新四军第一师南下至苏浙边区，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至浙东部队。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时，王必成历任多个重要职位，参与多场关键战役，如保卫涟水、淮海战役，以及轻渡长江行动。

1947年5月，面对北进的敌七十四师，华东野战军采取诱敌深入策略，王必成率六纵夜以继日北上参战。

他们迅速占领垛庄，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精准而迅速的行动全歼了守敌。

在主攻阶段，六纵队展现了出色的战斗力，成功歼灭整编第七十四师的指挥所，击毙了张灵甫。

此举彻底断绝了敌人的逃生希望，为解放战争增添了辉煌一页。

一切为了革命

王近山、陶勇、王必成，三位开国中将不仅在国内战场建树颇丰，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展现了赫赫武功。

三人均有上将之功，却以中将之衔，受到了广泛争议和高度尊敬。

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之战，王近山指挥的十二军和十五军，与装备精良的美军进行了一场意志和勇气的较量。

在这场残酷的阵地战中，他们不畏强敌，终于打垮了自视过高的美军。这位号称“王疯子”的老将，伤痕累累，却始终坚韧不拔。

刘伯承元帅曾赞誉他：“一人投命，足惧万夫。路相逢勇者胜，勇气之外，那份不怕死的疯劲更为关键。”

陶勇则在1950年11月奔赴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第二次和第五次战役中，他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志愿军赢得了重要胜利，并因此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宋时轮回忆他的指挥时称：“陶勇是我在朝鲜战场上的得力助手，与他合作，我们共同带领兵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王必成，1953年4月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不久后因兵团司令王建安因病回国，他便代理兵团司令员兼兵团党委书记。

在随后的夏季反击战役中，他率领志愿军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也因此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充分展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和战斗精神。

军衔，乃军人荣耀之标志，其高低自有其规矩与道理。

王近山、陶勇、王必成，这三位中将，他们的名字在抗战与建国史册上熠熠生辉，尽管他们的军衔未至上将，其战功却堪比上将。

说到这，不得不提，人们往往对军衔有所执着，殊不知历史更看重的是贡献与牺牲。

这三位将军，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和平年代的建设中，都毫不吝啬地奉献。

在人民的心中，他们的影响力和激励作用远超军衔所能衡量。

我们今天的人，无须对他们的军衔高低感到惋惜。

“一切为了大众，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未来”。

在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时，我们应更多地看到他的奉献精神和贡献大小，而不仅仅是他头上的花翎。

参考资料：王必成将军:“人民军队不可多得的虎将 夏明星

“无忧无畏”的陶勇将军 夏明星;赵国强

善打恶仗硬仗的王近山宋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