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4万年前到1万年前，地球经历了一个气候特别剧烈波动的时期。天气就像个爱变脸的孩子，一会儿暖和，一会儿又冷得厉害。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变化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黄土高原上吹来的尘土层和南方溶洞里长出来的石笋，都能看出那个时代的气候是多么的不稳定。
那时候生活在现在山西朔州的峙峪人生活的环境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那里不是绿树成荫的大森林，也不是肥沃的农田。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夹杂着一些灌木丛，就像您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不过呢，那个时代的气候比现在冷些，空气也更干燥，夏天和冬天的温差特别大。这样的环境，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很难适应。
在这样的环境下，峙峪人的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不像我们现在能种地、养家禽，他们主要靠什么呢？就是狩猎！每天他们都要与野兽斗智斗勇，才能填饱肚子，保护家人。在峙峪遗址考古的时候，专家们发现了一大堆动物骨骼，其中食草动物里头，马类动物占了大头，竟然有超过九成的比例！光是野马就有至少120匹，还有88头野驴呢。这么多动物化石集中在一个小地方，实在是厉害！这就像是那个时候峙峪人生活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艰辛历程。
考古学家们仔细琢磨后，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峙峪人的智慧和狩猎技术应该很高超。他们不仅懂得观察和利用环境，还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专门瞄准了一两种动物进行集中的捕猎。甚至发明了弓箭进行狩猎。著名的贾兰坡先生，亲切地称呼峙峪一带的原始人为“猎马人”，因为他们对马类动物的狩猎活动尤其突出。后来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在他写的《中国史稿》这本书里，也采纳了这个说法继续称他们为“猎马人”。
这些先民对马情有独钟，他们的很多工具都是用马骨做的。更让人诧异的是在这些工具中发现了很多刻痕。大约有80%的骨片表面都有一些人工割痕。这些割痕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骨片而留下的。研究发现，它们排列有序、还有“分组”的特点，就像是现在的数字一样代表着不同的数目。那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离现在得有好几万年呢！如果那时候的人类就已经懂得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数量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数目的概念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就像小孩子刚开始学数数，先是从一到十，然后再是几十、几百，这就是所谓的“十进制”思想的萌芽阶段。
郭沫若先生在他编著的《中国史稿》这本书里头，是这样跟大家解释的：在一些古老的骨片上，考古学家发现了有规律的刻痕。这些刻痕如果确实是先民亲手刻画的符号，那就意味着在文字还没发明之前。传说中的“结绳记事”和“刻木为文”那些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咱们祖先为了生活需要想出来的办法。
峙峪文化尽管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但它已然预示并折射出了新石器时代即将破晓的曙光。换句话说，在峙峪文化的层面上，我们已然能够捕捉到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显著迹象和创新元素，这些就如同黎明前的微光，昭示着新时代文明的孕育与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