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儿，了解到外来者的奉献精神的话，那么多哈罗德·伊罗生完全是另一面的表现。
艾格尼丝情愿成为她所认同的公众正义事业的工具，而哈罗德作为一名记者，则设法真实报道国民党制造的反对共产党的事件。
哈罗德·伊罗生仍在世，并一直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和从前一样健谈，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关于他的一切，容我细细道来。
威尔玛和我了解到的很多中国革命的内容，都是来自他的二手资料，而他，则是直接从上海获得的众多一手资料。
哈罗德在中国的经历，始于他20岁时，当时，他离开了在纽约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闯荡外面的世界。
在上海，他先后成为美国人开办的《大美晚报》和中国人开办的《大陆报》的记者和编辑。
此为1927年7月23日《大陆报》 图片来自网络
在初次接触上海的现实情况后，他和一位朋友，一位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弗兰克·格拉斯，结伴而行，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一直到达四川。
1931年这一年，长江洪水泛滥。堤防被洪水冲毁，洪水淹没了大部分的农田，积水有几英寸深，造成了粮食短缺，引起饥荒。
国际救援组织来到中国，查尔斯和安娜·莫罗·林白也飞来中国进行调查。
美国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以致对于广大美国读者来说，那些受灾场面更加具体，如在眼前。
我一直坚信，哈罗德·伊罗生尽管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实际上，他是来自历史悠久的先知家族。
1931年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启示，也让他了解到了中国的困境，以及可能的拯救方法。
同时，在上海的三年经历，也使他与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接触。这与我在12年后的发现很相似，那就是，除非一个人对这些革命者的信仰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他永远不会懂得当前的革命形势，正如哈罗德在1974年所说：
“公布这些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惊，那一年的所见所闻，以及随后不久，我在上海遇到的共产党朋友以及共产党人的盟友们，都希望我能够创办一份报纸。
我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结果，便是《中国论坛报》的创刊。”
哈罗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2年11月，在上海，艾格尼丝介绍我们认识了哈罗德，我们还见到了他漂亮的太太维奥拉，人们称呼她为罗宾逊小姐。
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并非未婚同居，而是一对大学时的恋人，她一到上海，两人就正式结婚了。
《中国论坛报》报道的是历史中黑暗的一面，这是哈罗德个人的成就。
虽然《中国论坛报》也像《密勒氏评论报》以及上海的其他媒体一样，刊登着每天的普通新闻，但是，它有专门的版面，刊登一些左翼作家的短篇译文，报道一些由上海国民党、青帮等组织造成的失踪、引渡、监禁以及死刑之类的事件，受害者都是一些残存下来的共产党人。
在蒋介石将中国共产党工会组织摧毁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最优秀的就是力图创造革命文学的年轻作家们。
1930年代上海外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在一个只有他才能准确描述的环境里，哈罗德一共出版了39期《中国论坛报》。
消息的来源有很多：有些是小道消息，作为一名记者，他会在出版之前，尽力核实细节。
在《中国论坛报》的读者中，上海以外的读者，只能偷偷地带出去，或者，通过中国邮局以普通包裹寄出或以其他一些方式带出。
在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里，哈罗德是受美国的治外法权保护的，尽管总领事将其看作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因为利益，而站在国民党一边，他们在两年内，引渡了超过300名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中国人，将其交到国民党刽子手手中。
后来，帮忙出版印刷《中国论坛报》的承印商也被吓跑了。哈罗德就与不知身份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工作。
他被孤立并受到监视，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为被压迫者伸张了正义，直到最后不可避免的时刻到来：
因为拒绝登载歪曲事实的报道，被迫停刊。
1934年4月，哈罗德和维奥拉搬到了北京，和我们做了一年多的近邻。他们的房子是威尔玛帮忙找到的，在大羊宜宾胡同1号（我们住在10号）。
哈罗德还随身带着翻译助理以及1000多页的珍贵文献资料。随后，他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一本经典之作《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由列夫·托洛茨基作序，1938年在伦敦出版。
这是一本当代历史的杰作，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及斗争的过程。
书中，对于1927年中共的灾难作出了解释，事实上，是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与托洛茨基斗争，而准备牺牲中国革命。这只是“可能的事实真相”，事实也可能并不是这样。
年轻的中国革命家，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然而，如今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将其看成是难以避免的事实：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彼此还并不适应，无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为了打败那些以城市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几个条件——农村根据地、军队、组织——都应该是必要的。
如此看来，“可能的事实真相”依然存在争议。
由这些档案产生的最终希望的破灭，可能在于：
1931年5位颇具献身精神的年轻作家英勇就义，同时，还有另外19位共产党领导人一同献身，他们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新任的领导阶层刚刚从莫斯科归来，很显然，他们出卖与其抗衡的人给国民党，借敌手除掉他们，一边又利用烈士来煽动情绪，一举两得。
哈罗德是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他曾去挪威拜访托洛茨基。但是，你不能称他为托洛茨基分子，伊罗生始终是伊罗生，他对于我远离现实的历史学术研究，报以善意的嘲笑。
他以崭新的眼光，在看待一个个事物的同时，同人类的弱点对抗也在不断扩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新闻周刊》的战地记者，又回到了中国。
后来，他写的《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形象》是一部内容丰富并且具有独创性国际视角的研究著作。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他还写了其他的一些专题著作，关于美国黑人的作品《美国黑人的新世界》、关于少数民族的作品《部落的偶像崇拜》等。
哈罗德不可避免地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博士头衔的教授，他依然傲慢地反对学院派的研究方式，但给学生很多启示。
1934年6月，我和威尔玛还有伊罗生夫妇，都穿着齐膝短裤从北京去热河的省会承德市旅行，那里在几个月之前刚刚被日本军队占领。
威尔玛和日本公使馆进行协商，对方说只认可来自“满洲国”政府的签证。但是，最终她拿到了一封日本陆军武官的信才得以放行。
装载着毛毯、照相机和不易变质的食物，我们早上6点，搭乘着日本人的敞篷道奇大卡车出发了。
顶着烈日，坐着我们的行李度过了白天，到了晚上，我们就像水母一般毫无顾忌地躺在一起，精疲力竭。
到了古北口，即北京长城北偏东一些的位置，我们跑进了日本军事区。威尔玛去进行交涉，而我们其余的人，假装除了英语之外对其他语言一无所知。
威尔玛在日记中写道：
“我因此受到了优待”，“因为我擅长装傻充愣而又有些坚决”。
边防军官说，我们必须在这里过夜。“最终将我带到上级官员那里，他们驻扎在镇子对面的一条长长的布满尘土的上坡路的尽头，沿途都是防卫战壕以及武装守卫。”
最终，我们都爬到了镇子的另一边，从另一个将军那里得到了我们的通行证。
从那里开始，事实证明，热河由参差不齐的山峦包围，一座连着一座，“像波涛汹涌的海浪”，除了一些高高的平坦的山谷，被山峰紧紧包围在中间，如同一个天然形成的瓷盘。
承德的街道两边都是商店，路灯会在晚上9点，全部点亮。
这是一个军事驻地，在大卡车中，偶尔会有官员的豪华轿车穿过，日本女孩也被引进当地的妓院供军官们享乐。
来到了承德天主教会，皮尔·卡纳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尽管他之前并不知道我们的到来。
他接受了我们送给他的礼物白兰地，并拿出了自己的葡萄酒、面包和奶酪招待我们，卡纳德灰白的胡子一直垂在他穿的中国式长袍上。
他很健谈，可以用英语、法语以及汉语交替进行。然而，在他布道的前30年内，他说他还只是会用荷兰语与上级说话，但是，如今他可以将各种语言混合起来。
多么诙谐而又文雅的人啊！他对人和事，有着极其宽泛的理解，我们从未在新教的传教士中见过。
短期成为伦敦《每日快报》的通讯记者后，哈罗德对于日本占领区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们修公路，建铁路，建立公共设施和医院，给许多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同时，他们的警察管理着社会治安，这是一种喧闹的进步。
但是同时，他们继续保持着旧的军阀政策，由于农田税收负担过重，农民不得不种植罂粟来满足税收的要求。
我们看到了一大片的白色罂粟，并与种植者讨论了种植的技术，具体到将罂粟的蒴果轻轻划破，过几天后便可收集每天会出现的很少量的白色汁液。
鸦片帮助日本麻醉了华北地区，日本想得到的不仅仅是税收，就像英属印度到1917年前一直将鸦片卖到中国，或是蒋介石在四川种植的鸦片通过长江运往上海一样，我们认为，日本也有着政治目的。
我们在当地观光3天之后，威尔玛找到一个牙齿洁白、满面微笑的姓郝的船夫，他将带着我们沿着滦河而下，我们在这只7英尺宽、20英尺长的船上的5天旅程，是一次冒险旅程。
1930年代河北滦河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船夫包括郝、他的堂兄弟和一个十几岁的、满身污秽的杂工。这个杂工还没结婚，郝解释说：
他没有钱，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他们在船头工作，有时遇到激流也会跑到船尾，但很少使用帆。而我们四人聚集在平坦的船底，欣赏着掠过眼前的山峦的壮丽景色。
滦河有时候穿过峡谷也会激流翻滚，看起来像一条小长江。每天，我们都会看到沿途拉着船的纤夫，拖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沿着河岸前行。
船员们用铁锅在炭火盆上，每天煮两顿小米饭，我们也用同样的炊具做我们自己的饭，包括米饭、鸡蛋、培根以及葡萄干，就着茶水和热可可一起吃。
我们每天都要寻找清澈的支流，威尔玛和维奥拉，设法避开别人的视线洗澡。晚上，我们简单地将船系在岸边，在沙滩上弄一个适合臀部坐卧的坑，在上面睡觉。
有时候，我们醒来会发现一群农民在不远处默默地站着或坐着，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好奇地看着我们。作为“毛子”（“浑身是毛的人”，外国人），实际上，哈罗德和我已经开始出现毛发脱落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即将谢顶。
当然，文明的中国人也有头发，但是胸部、腿和胳膊上，几乎没有毛。我们也不像狗、马、牛或者山羊那样多毛，但是，也似乎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我曾在苏福尔斯狂欢节上，看过名叫乔乔的狗脸怪人，而此时，在这些本地人看来，我们比那只狗还要引人注目，如果不刮脸，我们的脸会让胡须全部覆盖。
另一方面，威尔玛和维奥拉显然看起来像中国的奶妈，但否认生过孩子。她们的头发不是黑色并且自然卷曲，天生的大脚，举止像男人一样毫无顾忌。
看起来，这是为了照顾孩子作好了充分准备，多么奇特的性格组合啊！
郝总是有很多问题问我们：
“在你们国家你们有几个老婆？只有一个？但是，她一个人怎么料理所有的家务？”
“那你们的官员有几个太太呢？”
“你们结婚要花多少钱？”
一天晚上，我们想要收集一些民间传说，我们问他对天空明亮闪烁的星星了解多少。“是的。”他回答说，“我一直都看得到它们。”
他对我们刷牙很感兴趣。为什么他不刷牙呢？“我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他说。
有一次，我们停在他的村庄。这里的每户人家都姓郝，妻子们都来自其他的村庄。他的房子一尘不染，4个房间里住17口人，睡在可以生火取暖的砖炕上。
“怪不得，”我注意到，“他们想早点让年纪轻轻的小孩子们结婚搬出去住。”
在滦州，我们离开了郝先生的船，乘火车前往外国人的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
我们在东崖遇到了赫约翰太太，她给了我们两块长面包和草莓酱，来缓解我们的营养不良。
在我们从长城到华北平原的旅途中，日本哨兵搜查了我们的行李。不过，考虑到最近中日的战争，由于我们的老朋友和保护者——治外法权——我们的旅行又是一次胜利。
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人获得的权利之一，就是旅行的权利。
1935年3月，与哈罗德曾合作过一年的同事刘先生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乘火车前往南方。
但是，当他们到达北京火车站的时候，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件行李中，被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资料，于是他们被铺了。
刘先生一直太过自信，当时哈罗德心烦意乱。几天之后，通过北京协和医院管理者蒲爱德的中方代表成功斡旋，刘先生的太太和孩子得以释放。
但是，刘先生的命运还是一个未知数，他没有治外法权。后来，在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才从监狱中获释。
不得不说，我们外国人的特权身份是多么有用，正是这样的特权，才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苦难历程，而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