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兴

医生信"命"吗？真的 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医生，不一定有宗教信仰，但大多是信"命"的。医生信的"命"，本质上是概率。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建立在概率上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

一个医生从初出茅庐到能够独当一面，不是看他做过多少台手术，处理过怎样复杂的情况并且化险为夷，而是看他的胆量。刚开始做手术的时候，我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冲劲很足，但10年后的今天，我胆怯了很多。这种胆怯，不是单纯的放弃挑战，而是认清概率。

假设一种风险出 现的概率是1/1000,你10年最少治疗 1000名患者，这种风险的发生，就从小概率事件，变成大概率事件。

近几年肺癌治疗领域比较流行免疫治疗，因为一些惠民政策，大多数免疫药物一个疗程的费用都从最开始的10000元左右降到1000元左右。这固然可喜，但令医生头疼的是，当免疫药物的价格低到比很多缓解呕吐的辅助药物都便宜时，会导致一个结果﹣﹣由于患者缺乏对这类药物副作用的必要认识，他们认为既然这药不贵，那么加上这药也没什么影响。

家属的消息，说患者去世了。从经验上看，很可能是暴发了免疫性的心脏毒性，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大约是5%。

不少年轻医生不愿意谈风险，觉得概率太小。但我会把风险谈到位，让患者知道，无论是手术还是用药，都要"赌命"。还记得之前有一名患者术后第二天上厕所时突然倒地，经检查是急性脑梗，迅速抢救，花费十几万元，最后的结果却是患者成为植物人。很快，患者就去世了。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患者却因此失去了生命。

尽管患者的爱人对我们的及时抢救表示了感激，但其他家属依旧对我们发起了质询……"是不是不该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他是不是也能活很多年？"

"手术前你们为什么没有和我们强调他会发生脑梗？如果知道有这个风险，我们就不着急做手术了……"

如果我是家属，我也会这么问。医疗风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医学的发展往往伴随几类错误：

第一类，认知不充分。

以输血为例。一开始人们尝试用牛羊的血给人输血，当一次偶然的输注人血成功之后，便陷入了赌博式的游戏，因为人在输血后，有一定的死亡概率。今天我们知道，人有不同的血型，只有配型正确的输血方式才成立。在人类自以为掌握了规律并开始毫无节制地输血后，再一次受到了教训：输血带来的乙肝、艾滋病等疾病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

第二类，步子迈得太大又缺乏监管。

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大规模中毒事件之一"的主角，是一种名叫磺胺的抗生素，直到今天它还是常用的抗生素。该药在美国上市时，销售4周，累计353人服用，105人死亡，其中包括34名儿童。最后人们发现，出问题的不是磺胺，而是药物的溶剂。溶剂中含有二甘醇，会造成肾毒性。1938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自此，美国的制药公司才被要求必须在标签上列明所有药物成分，药物必须充分进行产品安全测试后才能获得上市许可。

第三类，"死马当活马医"的孤注一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物治疗。一位患者在软骨肉瘤的治疗上抱着绝路求生的心态尝试了生物治疗，最终人财两空。许多"新药"和"新疗法"的有效性并没有被充分验证，而一种"明星疗法"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也驱使部分医生忽视伦理限制和监管流程而推进临床试验，而这种"双向奔赴"的人体试验是灾难性的。这些试验会给个体以及人类带来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我们必须将刹车牢牢控制在脚下。

第四类，动物试验让人盲目地产生信心。

成功地为黑猩猩移植了心脏，并不代表人的心脏也能移植成功。物种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对某种治疗手段或药物来说，细胞水平有效的，动物水平未必有效；动物水平有效的，人体试验未必有效，甚至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没有人愿意"赌命"。比如患者问我某种疾病能不能治好，如果我回答"看命好不好吧"，大概是要引发医患矛盾的。事实上，尽管当下大多数技术风险可控，但风险的概率依旧不是零，更何况医学会一直有新技术上的探索。你会发现，当网络上出现一种新型疗法时，对此反应最淡漠的是医生。不是他们不接受新事物，恰恰是因为他们知晓新技术背后的不确定性。

医生的工作，就是在知晓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努力打出对患者最有益的一张牌。这，才是医生所相信的"命"。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赌命：医疗风险的故事》社《赌命：医疗风险的故事》一书，肖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