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许世友越听越火,忽的坐起,一拍桌子: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啥没见过?用得着你上课吗?”
“首长啊,现在可和你当年不一样……”
参谋长王德刚想打圆场,可话未说完,就被许世友骂了回去。
面对许世友的暴怒,众人皆屏气敛声。
惟有一人不为所动,说自己就不同意许世友的意见。
这人是谁呢?何以如此胆大?
彭雪峰说他: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
彭雪峰
陈老总挖苦他:你看上的人没几个,看得上你的人也没几个。
一
1953年,美蒋眉来眼去,阴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老蒋本来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整天战战兢兢,甭提有多惨了。
可朝战一爆发,美第七舰队一开进台湾海峡,躲在大哥羽翼之下,老蒋立刻神气活现起来:你过来呀,我等着你,谁怕谁呀?
可惜好景不长,没蹦跶几天,朝鲜战争就结束了,老蒋的心凉飕飕的。这下大陆腾出手来,第一个收拾的就是自己啊。
大哥要是撒手不管,我可怎么活?对,无论如何,必须把大哥的腿抱紧了。
于是,1953年10月,蒋驻美大使向美国正式提出签订结盟条约的建议。
人家主动找上门来拜把子,多个朋友多条路,一般人求之不得,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支支吾吾,哼哼唧唧,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为何要这么扭扭捏捏呢?
他一方面想撺掇老蒋,利用台湾封锁大陆;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这不签条约,老蒋都跃跃欲试,死活要出兵到朝鲜参战。要是签了,那还不要上天?
到时万一弄出什么乱子,可怎么办?在朝鲜战场上吃了亏,美国可再不愿被小兄弟拉下水了。
这老蒋是个二楞子,啥事干不出来?要是受他连累下课走人,我可就得不偿失了。
老蒋一看艾森豪威尔这态度,明白了,看来不发个毒誓,写个保证,这签约是没指望了。
于是,他指天对地,摇头晃脑,信誓旦旦,只要同意签约,你说啥就是啥,我绝对照办。
双方就这样勾肩搭背,讨价还价上了,完全当大陆不存在。
中国内政岂容外人干涉?主席不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一时间,中国大地,群情激愤,同仇敌忾。
美国同样毫不示弱,强硬回应。
1954年8月3日,其国务卿杜勒斯叫嚣:你进攻台湾就是向我开战。
8月17日,艾森豪威尔嘚瑟:我们第七舰队不是吃素的。
8月19日,美六艘军舰在大陈海域耀武扬威。
对中国共产党人说,尊严至上,面对欺负到家门口的美国人,只有利剑出鞘,奋起一战。
于是华东军区再次提议,发动大陈列岛战役。
渡海登陆作战方案又一次摆在了主席的案头。
二
早在1951年任浙江军区司令员时,如何解放大陈岛和浙江沿海岛屿,张爱萍就有过初步设想。
张爱萍
1952年2月,他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后不久,华东军区就将关于对金门、上下大陈作战风案的建议上报军委并获得通过。
6月15日,华东军区颁发《对解放上下大陈列岛登陆作战的指示》。
正当一切准备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进行时,有人提出了异议。
提出异议的人是彭老总。
彭老总从7月19日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华东军区的作战预案先前已经主席等人批准,他本可以对此方案不置一词,但他总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彭老总看似外表粗犷,实则秀里慧中。
经过朝鲜战场的洗礼,通过和美国人过招,他的眼光更为超前,见解更为独到、深刻。
他认为,台海斗争在朝战爆发后已增加了中美对抗的国际因素。大陈岛是台湾的前哨阵地,我们要是打的话,美军是无动于衷还是有所动作?如果有反应,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而预案对这些根本没有考虑。
目前朝战还未结束,东南沿海再开战的话,我们能应付的了吗?
一心不可二用,我觉得当下还是集中注意力于朝鲜方向,东南沿海方面不妨暂缓行动。
彭老总这番话,高屋建瓴,着眼全局,乃真知灼见。
主席大人雅量,从善如流,很快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第一次攻打大陈列岛的计划就暂时搁置下来。
现在,张爱萍把这件事又提上了日程。
1954年8月2日,彭老总基本同意了他的作战设想。
8月13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张爱萍任前指司令兼政委。
8月24日,军区制定的详细作战方案通过。
三
战役进入实施阶段后,第一个问题立即摆在了张爱萍的面前,作战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
就整体形势而言,大陈战役,有利于我军。
大陈守军两万人不到,又兵力分散,驻扎在六个岛上,各岛间相距太远,战术上无法相互配合支援。
同时从台湾到大陆海上航行最快也要10个小时,空中支援飞机滞空最多不超过20分钟,支援大陈的远海作战基本上无从谈起。
这样,我军控制战区的制海权、制空权就相对容易。
就局部而言,对敌我双方则各有利弊。
对敌人有利的是:防御工事坚固完备,整个岛屿和水际滩头,地堡、堑壕、雷场等纵横交错,层层密布;强大的陆上火力,再加上舰艇的火力配合,可谓如虎添翼;岛屿四周峭壁林立,海面暗礁凶险,地形上易守难攻。
对我军不利的是:大陈主岛距大陆超过50公里,如此远的距离,掩护登陆只能靠舰炮和航空火力,而我军舰艇和航空兵却远远不够。
要做到扬长避短,快捷高效,一击制胜,战役突破口的选择尤为关键。
多数人主张先打大陈,他们认为,我军兵力火力皆明显占优,敌指挥中心又在大陈,擒贼先擒王,突袭拿下大陈,剩余岛屿便唾手可得。
这一派以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为代表。
许世友
少数人则认为,所谓的兵力、火力明显占优其实言过其实,而进攻的突然性则更不可能。先打一江山岛比先打大陈有利的多。
先说兵力。
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登陆作战的兵力配置惯例,登陆和反登陆双方的兵力比一般是3-5:1,一个登陆兵一般需要5-7个保证兵。
这样算来,大陈守军约2万人,我军登陆部队就应是6-10万人,保证兵则应不少于30-70万人,而我军现在的兵力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
再说火力。
海上登陆作战不同于传统的陆地攻防作战,因为没有地形可以利用,完全依赖强大的火力掩护,即绝对的海空优势。而我军一是舰艇、航空兵远远不够,二是岸炮无法提供支援。
那么攻击大陈具备不具备突袭成功的可能性呢?
美军的诺曼底登陆、我军的海南岛登陆均属于宽大正面进攻,那么突袭容易取得成功。
而大陈岛面积太小,属于狭小正面进攻,再加上敌人火力密集,那么突袭成功的几率就大为降低,只能强攻。
攻击这样的小岛,兵力多了,无用武之地;兵力少了,突击力量太弱,只能梯次投入,一波一波的轮着进攻。
这种打法,就算敌人再愚笨,也会对你的战役企图一目了然。
因此,想一口吃掉大陈,显然胃口过大,到时只怕吃不下还磕了牙……
许世友越听越火,这不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吗?
他忽的坐起,一拍桌子。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啥没见过?用得着你上课吗?”
“首长啊,现在可和你当年不一样……”
参谋长王德刚想打圆场,可话未说完,就被许世友骂了回去。
面对许世友的暴怒,众人皆屏气敛声。
惟张爱萍不为所动,针锋相对,说自己就支持少数派的意见。
这张爱萍不是一般人,他上过中学,念过大学,还喝过洋墨水,可谓是文武双全,上阵能提刀杀敌,提笔能写诗赋词,看上去文质彬彬,实则桀骜不驯,自信甚至自负。
彭雪峰说他:张爱萍,你看人,鼻子都是朝天的。
陈老总挖苦他:你张爱萍看上的人没几个,看得上你张爱萍的人也没几个。
邓公说他性格耿直,惹不起,主席说他好犯上,敢说真话。
许世友脾气火爆,张爱萍也不遑多让。
两人都是性情中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工作中有所争论,脸红脖子粗,也算正常。
多年后,在张震中将的说和下,二人在饭桌上把事说开,豪饮三杯,一笑泯恩怨。
接着,张爱萍又补充了几点先打一江山岛的理由。
一、大陈守敌近两万人,而一江山岛守敌仅1000多人,按慎重初战的原则,先打后者明显较为稳妥。
二、先打大陈,途经一江山岛时必会遭敌侧射火力袭击,而先打一江山岛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三、一江山岛距大陆较近,我岸炮完全能够得着,这样我舰炮火力和航空兵不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先打一江山岛可抢在美军有所反应前就速战速决,到时木已成舟,生米已成熟饭,美国人即使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美军不惜以命相搏,大打出手,我们也可以一江山岛为依托,从容撤回。
一江山岛是大陈的门户,一江山岛一丢,则大陈危矣,它必然成为盘中菜,瓮中鳖。
先打一江山岛,省时省力又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但对方正在气头上,一时半会,三言两语要想说服人家,无异于痴人说梦。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种分歧的背后实质上是理念的差异。
老蒋拥有800万军队,清一色的美械装备,不可一世,但仅仅三年就被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
现在大陈守敌不到2万人,又军心涣散,消灭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
如果只局限在国内战场,还是用老眼光看问题,必会作如是观。
如果睁眼看世界,看一看别人家的战争,那么一定会有夜郎自大、鼠目寸光之感。
苏德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纵横驰骋,上百架飞机缠斗混战;太平洋战场上,一仗就是上百艘战舰,一战就消耗三四艘航母,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我们闻所未闻,对习惯打运动战的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更谈不上如何指挥。
是的,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硬碰硬了一回,豪横了一把,但那毕竟是山地作战。
面对大海,我们还会“春暖花开”吗?
1949年10月,我10兵团28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9086人全军覆没,何以如此?
10兵团司令叶飞的总结可谓字字是血,句句带泪:
叶飞
人家空军、海军皆有,而我军却一无所有。攻克厦门,侥幸成功,于是得意忘形,认为渡海作战也不过尔尔,结果在攻金门时就摔了一个大跟头。
这样的教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势必留更多的血,遭遇更大的牺牲。
可总有人还揪着老黄历不放,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张口闭口就是自己革命了多少年,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
既然争执不下,就只能请军委裁定。彭老总支持张爱萍等人的意见。
彭老总之所以同意他们的方案,还有更深的考虑。
美国人看上去咋咋呼呼,但是否真的愿意为小弟出头,那可不一定。就算是愿出头,能出多大力?其在台海问题上的底线到底在哪儿,我们必须要摸清。
那就不妨打一打,试探试探,看看美国人的底牌。
如果先打大陈,目标大,动静、风险也大;而先打一江山岛,则目标小,动静、风险也小,容易取胜。
四
确定先打一江山岛后,那么该如何部署三军呢?
是先夺取制海权、制空权还是陆海空一起出动?
对此,张爱萍态度鲜明,坚决反对三军同时出动,主张必须先夺取制海权、制空权。
在他看来,夺取制海权、制空权是保证胜利的先决条件。
你准备打人家,人家如果窥破了你的心思,来个先发制人,轰炸你的沿海城市,炮击你的港口,逼的你到处救火,疲于奔命,这样的话,你说你这仗还怎么打。因此,必须首先彻底打垮敌人在浙东沿海的海空军力量。
犹如你在农村老家宴请宾客,大摆宴席前,你得先搞好环境,杂草拔光,恶狗撵远,这样大家才不被蚊虫叮咬,不受恶狗威胁,才能安心吃饭。
如果陆海空同时开战,那就要同时对付三个方面的敌人。三军联合作战,指挥系统纷繁复杂,三个军种,各军种内部不同兵种之间,同时进行上下沟通联络,殊为不易。
而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手忙脚乱,差错不断。
所以,先海空,再登陆,还是比较现实和保险。
张爱萍的分析处处从实际出发,大多数人深以为然,可还是有部分人想不通,竟抠起字眼来:
既然叫三军联合作战,可三军不同时行动,算哪门子联合?
更有甚者,亲自找上门去,理论一番。不管你好说歹说,张爱萍就一个原则,毫不妥协。
“三军同时行动,我一没经验,二没能力,如果你能胜任,我可以让贤。”
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可意见还是无法统一。讨论结果上报军委,彭德怀开会研究,可谁知北京的会上竟和南京一样,也是两种意见。
无奈,最后只好请主席定夺,主席思虑良久大手一挥,一锤定音:听张爱萍的!
这场论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五
两步走的第一步,我军夺取制海权、制空权的战斗打响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张爱萍的手下有两个能人,一个是空军司令聂凤智。
聂凤智
担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期间,他指挥年轻的中国空军,把美国人揍的哭爹叫娘,打出了赫赫威名。
朝鲜战场多是大集群空战,而大陈空域多是单批单架或小编队空战,面对这种变化,他一度很不适应。
我空军20师副师长张伟良首次率队出击,一颗炸弹命中敌舰,看到浓烟滚滚,他喜不自胜,立刻将这一喜讯报告给指挥部。
返航时,为保险起见,他又去看了看,糟糕,上当了,原来敌人释放烟幕涮了自己一把。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提高命中率,除降低投弹高度外,别无他法。可降低高度又很容易被敌防空火力击中。
怎么办?
要么紧贴海面飞行,低到不能再低,直接躲过雷达;要么绕过岛屿,穿过山谷,从背后攻击港湾中的军舰。无论何种方式,都技术含量极高。
技术怎么提高?练呗。
于是我航空兵每天就发疯似的狂练。当时他们驻扎在杭州笕桥机场,训练时飞机从模拟的山谷中飞出,返程时正好从西湖边擦过。
当时主席恰巧在杭州。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了,打电话给张伟良:
“你疯了,咋跑到西湖上来了?主席他要工作休息啊……”
可话没说完,他便笑了,“一整天轰隆隆响个没完,就你们这种训练劲头,主席直夸练的好!”
1955年1月10日,张伟良再次出击,首次投弹便命中了敌“中权号”坦克登陆舰,这一次他看了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不是烟雾,而是火焰。
另一个是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此公锋芒毕露,骁勇善战,敌人碰上他也算倒了大霉。
陶勇
空军战果累累,海军也是佳绩连连。
我海军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犹如将一块巨石压在敌人的胸口,令其喘不过气来。
“太平号”排水量1500吨,是当时浙东海域敌我双方最大的一艘军舰,仗着身高体重,常常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到处乱窜。
如此嚣张跋扈,我海军气得牙痒痒,决心把他送回老家。
打这么个大玩意,一般的炮艇根本无济于事,必须使用鱼雷。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不惜血本向苏联一口气购买了36艘p-4型鱼雷快艇,如今算是派上了用场。
1954年11月14日夜,“太平号”自以为天下太平,不知好歹的又出来了。一出港湾就被我雷达逮个正着。
为了抓这条大鱼,我海军谋划已久,第31快艇大队6艘鱼雷快艇已躲在东矶列岛恭候了半年之久。
此时看到猎物出现,按捺下心头的狂喜,立刻一拥而上,你撕我咬,将其碎尸万段。
我人民海军快艇部队自组建以来,首战便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1955年1月10日,我第1快艇大队102艇舍身犯险,在距敌“洞庭号”舰200米处,用一发鱼雷,将其断为两截,而此时102艇就剩一颗鱼雷。
单艇独雷击沉军舰本身已经够绝,在距离200米处击沉则更绝!无怪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苏联专家对此赞不绝口:奇迹!奇迹!中国军人了不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