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北京的潘家园里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老先生，我到北京的时候专程拜访了他。

走进他的家中，宛如置身于电影剧照中，从清代、民国到新中国，跨越百余年的照片中，无一不是郎才女貌，风度翩翩。

这些照片中的人，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

他们用一个信念，演绎着百年传奇。

此时已是凌晨时分，台湾基隆港码头，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准备乘船的旅客。

大批的警察和特务在码头上巡视，检查来往的行人和旅客。

沈保珠头戴漂亮的遮阳草帽，身穿藏蓝色连衣裙，脚蹬一双轻便的坡跟皮凉鞋，脸上化着淡淡的妆，拎着旅行箱，看起来像一个出门旅行的富家女。

她把遮阳帽压得低低的，警惕地环顾四周。表面上怡然自得，实际上她已经非常紧张，手心直冒汗。

她之前和特务打了很长时间交道，能一眼就看出对方的身份。她小心地绕开这些人，混在旅客中往客轮走去。

现在，她竟要在这些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从台湾逃去大陆。

沈保珠是我的母亲。1946年6月，我们一家，登上了回台湾的轮船。

回台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台北市警备司令部劳动训导营警官，专门负责训导和帮助社会上无家可归的青年无业游民。

那是台湾最为混乱的时刻，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因频繁外出参加活动，他被警务局以逾假不归为由免职。

为了全家生计，母亲拿出外婆留给她救命用的积蓄，帮失业的父亲置办了一家“建成行”皮鞋店，专门经营从内地贩来的儿童皮鞋。

但没人知道，皮鞋店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就是中共台北市秘密联络站。

1944年，父亲赴缅甸抗日前全家合影

每天深夜，父亲和母亲两人在昏黄的灯光下都偷偷打开收音机，把新华社播放的新闻一字一句地摘录下来，再分发给组织的年轻人阅读。

记得父亲在壁柜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几乎每天他都要在地图上插一些小红旗，我那时还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插红旗，他神秘地笑笑说，将来我会知道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这是在地图上标明共产党一一解放的城市，期待着有一天红旗能插到我们脚下这块番薯形状的小小海岛上。

很快，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蒋介石打算撤退台湾。为了保住台湾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全境近四十年的戒严。

形势虽然严峻，生命的延续还是如期而至。

1949年3月13日，母亲在台湾生下我的二妹——小青。

小青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母亲怀她时，台湾百姓生活正处于恐怖之中，极度缺乏安全。

而母亲由于长期操劳，身体底子虚，怀孕后更是吃什么吐什么，整天头昏脑涨，随时会晕倒。

父亲每天都忙得不着家，根本无法照顾她，一切都要靠她自己克服。

小青刚出生，母亲就得了场大病，身体一下子垮下来，吃不下东西，干不了活，没有一点奶水，吃了十几服中药也不见好，只好请了奶妈

奶妈除了照顾小青，还要照顾母亲。奶妈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她就把小青当成亲生女儿抚养。

母亲也待她像亲姐妹一般。父亲还托人帮奶妈把三个孩子都送去教会学校上学，不光不收学费，还管饭吃。

我们早已把她当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半路捡来的家人，回报给我们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为小青的后半生埋下一个巨大隐患。

小青出生才一个多月，蒋介石派大批特务到岛内“清理基地”，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枪杀了五千多人。

在特务追捕名单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

到8月中旬，父亲接到情报，外出躲避。他悄悄回家，想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再离家出逃。

多日不见，见忙于奔逃的父亲又消瘦不少，母亲很心疼。全家人难得能聚齐，母亲特意下厨，鱼丸汤，萝卜糕，香酥芋头，豆汁蒸排骨，卤肉饭……

满满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吃完晚饭，奶妈抱着小青去睡觉，母亲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给我们讲故事。

小青出生三个月时和母亲在台北留影

讲到一半，大妹困得眼皮打架，我先带她回屋睡觉。等母亲从厨房出来，父亲也倚在沙发上睡着了，连日的疲惫让他打着沉重的呼噜。

母亲知道父亲得趁夜色走才安全，但又舍不得叫醒他，拿来条薄毯盖在他身上，关掉大灯，拧开沙发旁的台灯。

温柔的光线像给整个房间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影子。母亲轻轻地靠在父亲身上，静静地看着身侧的人，这是二人许久以来唯一能彼此相互依偎的时刻。

凌晨三点半。

“当当……当当……”一阵紧促的砸门声响起。

睡梦中的我们都被惊醒了，“正亨——”母亲惊恐地喊着父亲的名字。

“别怕，保珠，他们来了。”父亲的声音很镇静，像是早已准备好了。

“嘭”一声，院子的大门被踹开，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冲了进来，把我们全都赶到客厅里，开始大搜特搜。

我们被吓得缩在墙角，一直搜到早上7点，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他们找出了一把手枪和几册《综合文摘》，还有一台油印机，以此证明父亲私自印刷了革命刊物，宪兵队长下令带走父亲和母亲，其他人就地释放。

父亲、母亲都被强行推上警车，院里传来一阵哭声和喊声，四周的邻居们躲在门后，偷偷朝外张望，没人站出来，他们大张着嘴巴，神色惊恐窃窃私语。

在台北刑警总队里，父亲受尽了酷刑：鞭抽、火烙、刺甲、压杠子、灌辣椒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但他还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过了几天，母亲被放了回来，他们是想以此做诱饵，抓更多的人。两个特务日日守在我家负责监视。

一堆特务住到我家来，这些人的吃喝全都压在了母亲身上，这巨大的负担压得母亲透不过气来。

父亲在牢里生死未卜，她干脆豁出去了，让家里的两个特务再次带她去了刑警总队。

那一刻，母亲不是知书达理的小姐，她像只炸毛的猫，将身子拱成了一把上膛的枪，为了守护我们这个家，随时都准备与坏人同归于尽。

“我爱人没罪，是你们非要抓走他！你们不让我出门，要让我养你们的人，我没这个义务！”母亲开始在警局大厅控诉他们卑鄙的做派。

局里的人也被这个瘦弱的女人惊到了，想着还得留着她做诱饵，只能悻悻地将母亲放回了家。

从那以后，两个住家的特务不同我们一起吃喝了，但母亲身后总有一个人监视着她，走哪儿跟到哪儿。

半个月过去，父亲一点消息都没有，母亲托亲戚找到父亲在军统当特务的叔伯弟弟，本想他一定能问到父亲的下落，哪怕救不出来人，至少也能帮忙送点东西。

没想到对方却说：“顶多两颗花生米（子弹）就解决问题了。”言下之意，父亲必死无疑。

母亲意识到，在敌对阵营面前，兄弟情分只是笑话。

瘦弱的母亲没有陷进悲伤的情绪里，她已不是从前那个事事仰仗丈夫的小姑娘了，如今的她可是一大家子的主心骨。

母亲沈保珠出生在印尼的华侨富商家庭。自古大家族的女人就少有自由，母亲也不例外，早早被安排了婚事。

但母亲不甘心就这样接受祖父母“恩赐”的体面婚姻。她逃婚了。足足逃了三次。

她的行为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报纸上特别报道了富家女的逃婚事件，她一度成了当地反封建的女先锋。

直到第三次，疼爱母亲的二舅实在不忍，出手相助，母亲这才成功地逃出家门，坐上了开往中国大陆的轮船。

母亲决定逃去当时的北平，投奔在那读书的大舅，在国内继续学业。

由于凑的钱不多，母亲只买到了一张男女混睡的下等舱。头戴遮阳帽，一身高级白色连衣裙的母亲与周围众人显得格格不入。

船内鱼龙混杂，母亲早被心怀不轨的混混盯上了。

果不其然，夜里，一个流氓摸到母亲的铺前想调戏她，吓得她赶紧挣脱逃了出去。

幸亏得到一位同船的友人相救，帮母亲升了舱，才免去了之后的麻烦和危险。

母亲刚到北平不久，大舅就毕业了，为了能互相照应，大舅带着母亲投奔他在南京的同学。

在南京一个长着大柳树的小院子里，母亲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林正亨，父亲正在准备报考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是当时国内一流的美术学府。

1937年，父亲在南京大树根居住时留影

母亲和这些聚在南京学习的年轻人，他们一起合租房子，共同生活，谈论的都是梦和理想。

不久，父亲和母亲成了很好的朋友，父亲每天早上都要来叫醒母亲，一起沿着玄武湖散步，一起畅想着中国的未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感情日渐深厚，虽然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彼此也已经开始以兄妹相称了。

但很快，两人必须要分开，母亲要回北平去。

因为母亲从小出生在温暖的印尼，身体很不适应南京冬日的严寒。别看南京夏天是个大火炉，可一到冬天却非常湿冷。

学校的经济条件不好，教室里生不起炉火，母亲因此经常生病，重感冒好了又犯。

实在无奈，母亲只得跟大舅商量还是到冬天室内有火炉的北平去，插班进光华中学学习。一年后，母亲完成学业返回了印尼。

两人虽然就此分开，但父亲后来的选择，让母亲再次欺骗家人，逃回中国，嫁给了爱情。

掐指一算，俩人相识已经13年，但母亲对父亲的爱，还如初见。

而此时，最爱的人正在牢里受着酷刑。母亲在家焦急等了一个多月，仍是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一天，母亲刚买菜回来，准备给我们做饭，大门外突然来了一辆车，几个宪兵突然下车闯了进来，不由分说铐住了母亲。

这次母亲很平静，已没有初次被捕时的惊慌失措。

她知道，敌人放她自己出来，就是为了当诱饵，如今一无所获，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再把她抓回去的。

她意识到这次被抓，将不会轻易被放出来。她安排好我们，又一一嘱咐了保姆，一定要照顾好体弱的小青。

我和大妹怕极了，边哭边上前去扯她的手，说什么也不肯让她走。母亲强忍着泪水，平静地告诉我们，她去去就回。

“妈妈，你确定会很快就回来吗？”

“确定，妈妈确定。”

母亲被推出了大门。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也在这辆车上，母亲惊喜万分，大声喊起父亲的名字。

看管的宪兵大声呵斥她住嘴。父亲冲她点了点头，用眼睛示意她停下。

汽车一路颠簸着开到台北军法处，快下车时，母亲终于设法靠近了父亲。

父亲悄声告诉母亲，他被叛徒出卖了，让母亲不要幻想，嘱咐她带着孩子去大陆投奔二姑林冈。

母亲根本来不及细问，就匆匆被宪兵推下了车，关进了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这是台湾最黑暗最恐怖的监狱，关押着无数的政治犯，也是行刑最狠的地方。

上杠子，上火钳，刺甲，灌辣椒水，灌汽油……父亲一次次昏死过去，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青年时帅气的父亲

父母被捕，家里只有三姑林双祝和奶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实在无法维持。

奶妈帮着做饭，三姑将饭送到狱中。母亲告诉三姑，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拿去卖，先得吃饱饭活下去。

可家里的东西能卖的也没有多少，生活很快就又陷入了困境。

三姑有些轻微的精神疾病，出生后就一直留下台湾，我父亲返回台湾后就住到了一起，帮着家里料理家务。

记得三姑一手牵我，一手牵大妹去亲戚家借钱，林家的亲戚阔气的不少，但无一不怕“共匪”牵连自己，连门都不开，只有个别心软的会从门缝里塞出一两角钱。

三姑没法，只好带我们去台北的公平市场，喝碗被污染的面糊糊。

家里没有劳力，一天，七岁的我在砍柴时，不小心将左手拇指的指甲砍掉了，血染一片。

母亲得了信，非常着急，嘱咐三姑不要让我再去砍柴，让她给在香港的大姑发电报，请大姑设法把我们接到香港照顾。

大姑父是国民党上校，有很多朋友在政府任职。得知我们一家的惨状，大姑一家立即动身赶往台湾。

大姑父到台湾后，托关系询问了父亲的案情，得到的消息说：父亲属一般犯罪，不会判死刑，过些日子应该就会被释放。

是呀，我们林家在台湾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蒋介石怎么会杀我父亲呢。

我的祖父林祖密，是台湾雾峰林家的第七代掌门人。林家不仅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也世代奉行着——国比家大。

清政府将台湾割让日本后，祖父不愿异邦人统治，主动放弃台湾庞大的家业，坚决要求退出日本籍，返回内地居住。

他回到福建定居，将变卖台湾产业的资金用来开发闽南，深得闽南百姓拥戴。后又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国运动，和蒋介石曾是密友。

我们鼓浪屿的林家公馆“宫保第”，也曾是蒋介石仕途不顺时的幽居之所。

1925年，祖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年仅48岁。那时，我的父亲林正亨才10岁。看着林家公馆哭成一团的满屋妇孺，父亲作为家中的男人，必须站起来。

叔叔将祖父的遗体接回时，沿途都是自发下跪哀悼的民众。

父亲太小还不能报杀父之仇，但成年的伯父们怎能善罢甘休，很快组织军队杀回去，取回了反动军阀的首级。

祖父去世后，林家公馆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祖母不得不带着孩子们迁回台湾雾峰的林家。

祖父林祖密和祖母郭玲瑜（右）

父亲高中毕业后，也回到了台湾。他和祖父一样，痛恨日本人，更不喜欢日本人统治的台湾。

一次在酒楼和日本人发生争执，父亲坚定了要去大陆谋生的想法。

林家世代男儿多从军战死，祖母不愿自己儿子从军，让父亲自幼习画。

后来听说儿子想去南京深造，祖母非常支持，不久便筹措了路费，父亲到南京认真备考了近一年，也是在这一年，和我的母亲相识。

然而，生活是无常的，一切从那个早晨开始了变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每个爱国青年都想加入抗日行列，父亲决定丢掉画笔，报考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了黄埔第十五期的毕业生。

随着战火从上海扩大至南京，学校也一路迁向重庆，两年后，父亲终于在炮火和辗转迁校中从军校毕业，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军军部当见习军官。

1937年，父亲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留影

1940年，父亲被派往一线部队，到广西昆仑关与日军作战。

昆仑关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地，反复争夺中父亲和战友被日军包围，他带领三十多名士兵，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才冲出日军的包围圈，这时身边只剩十余人了。

父亲将战场上的经历写信告诉远在印尼的母亲，他把惊险刺激的战场故事描述地绘声绘色，让母亲崇拜不已，早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梦中英雄。

他还鼓励母亲再回中国，继续把大学念完。

母亲想读书，更想见自己的心上人，她想尽办法终于说服父母回到了重庆。她写信告诉父亲，这次，她是来同他结婚的，今后决不再离开他。

接到这封信，父亲高兴极了，在战场上拼杀的这几年，他从未停止对母亲的思念。他立即向部队打了报告，回到重庆和恋人团聚。

1941年11月，父母在重庆参加了部队的集体婚礼，宋美龄亲自为他们颁发了结婚证书。

婚后父亲在后勤部重庆汽车修配厂工作。生活十分拮据，却平静幸福。

习惯军营生活的父亲，根本无法适应后勤部里复杂的利益关系。耿直的性子和火爆的脾气无时无刻不把他推向众矢之的。

很快，父亲跟身为厂长的大姑父闹翻了，丢了公家饭碗。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开始干苦力，跑运输，打短工，一分一分地挣。昔日军校的高材生，家世显赫的名门之后只能靠卖力气生活。

印尼的外婆得知母亲私自结婚，怪她借着求学的借口欺骗家人，不再给她生活费，主动断了和母亲的联系。

家里一度无米下锅。但母亲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开始学着做饭，洗衣，在菜市讨价还价，操持家务。

敌机来了，就躲进防空洞，敌机不来，就照常生活。

战争慢慢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942年，母亲独自在医院待产，在外打工的父亲还没赶回来，为了防止敌机轰炸，陪都的医院夜里有严格的灯火管制，任何人不许开灯。

母亲就在漆黑的医院产床上疼了整整一夜，才生下我，父亲为我取名义旻，乳名唤作晶郎。

苦中作乐的日子过了两年。1944年，日军大举进犯，长沙、衡阳相继失守，重庆在连日的轰炸下危在旦夕。

同时，日军为了切断世界援华的唯一通路——滇缅公路，派重兵入侵缅甸。

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可以说是国家的大动脉，若就此被切断，国内西南的大后方也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守护国家民族的生命线，刻不容缓。

1944年父亲（右一）赴缅抗日前在昆明与战友留影

彼时的重庆，到处都响着抗日的宣传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父亲知道，作为林家男儿，他必须要回到战场，参加远征军是他冥冥中的宿命。

那时我还不到两岁，母亲怀着身孕。但早在婚前她就知道，但凡是这个男人决定好的事，就是八匹大骡子也拖不回来。

父亲出征前，第二批赴缅的远征军将士们在重庆的广场上召开誓师大会。

几万名头戴钢盔，身穿军服的将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聆听指挥官讲话。父亲也身穿军装胸戴红花挺立在队伍中，英俊的脸上表情严肃庄重。

队伍边上是一排排披着绿色迷彩的军用大卡车。前来送别将士们的家属亲人都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等待他们出发。

我在一旁拉着母亲的衣摆，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忽然，军乐队奏起了雄壮悲昂的中国远征军战歌，送行的人群一阵波动。

“弃我昔日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歌声中，士兵一个一个登上了军用卡车，父亲也要出发了。

母亲不顾身子沉重，急忙拉着我朝山头的更高处登去，伸长了脖子朝乌泱泱的士兵群里左右张望着，寻找着，呼喊着，眼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远处的战士们纷纷挥手向山头这边的人群致意，然后敬礼，上车。

军车启动，马达的轰隆声淹没了人们送行的口号声。当时的我不知道，这将是许多人与所爱之人此生的最后一面。

车队走远了，歌声还在响着。

重庆的天空永远是这样的云遮雾盖，天空又下起小雨，湿气逼人。

母亲一只手托着肚子，一只手拉着我慢慢往回走着。她的头发被打湿成一缕一缕的，却没有腾出手去擦。

一路上母亲都牢牢攥着我的手，没有讲过话，行了半晌，突然开口问我：“饿不饿，走，回家妈给你做芝麻糊糊。”

那是我年幼时最爱吃的东西。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理解母亲这话的言外之意，她是在告诉我：

“妈妈没事。”

父亲出征当月，大妹出生了，母亲毫无经济来源，产后又急需照顾，只好搬到大姑家，靠帮忙料理家务换些生活费。

父亲赴昆仑关作战前寄给二姑的照片

母亲为父亲寄去了照片和书信，却没盼来回音。

全家人都知道，第一批入缅的远征军，只活下来一半，人人都说缅甸有座会吃人的野人山。

父亲音信全无，为了生计，母亲把忧虑藏在心里，带着我们跟随大姑一家去了广州落定。

对于军属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以至于当父亲囫囵个地出现在家门口时，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保珠！”家门外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惊喜的到来完全没有预兆。母亲冲了出去，扑在刚刚进门的来人怀里。

一年多时间，那个帅气英俊的男孩，瞬间变成了眼前伤残瘦弱的中年男人。身上健硕的肌肉完全垮了下去，整个人缩小了一大圈。

看着父亲面上的刀疤和浑身大大小小新旧不一的伤痕，以及那只残疾的手，母亲一直以来压抑的心疼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无法控制地大哭起来。

父亲抱着母亲轻抚着她的头发，眼睛则在屋里来回扫，很快就落在了藏在门后的我和大妹身上。

母亲招呼我们出来喊爸爸。看着眼前沧桑的陌生人，我满口拒绝：“妈妈，我不认识他。”

父亲的表情透着辛酸，还是一旁刚学会说话的大妹先开了口：“爸——爸——”

一旁的妈妈用眼神鼓励我跟上，我怯怯的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小，父亲还是乐开了花，把我们揽进怀里左亲右亲。

当时，父亲跟随第二批远征军飞抵印度，向缅北丛林发起反攻。1944年12月，日军一路溃败，远征军一路追击。

在缅北的最后一战，父亲带一队士兵追击败退的日军，遭到日军困兽反扑。

冲在最前面的父亲，被日军的空降兵包围，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用刺刀、枪托和日军展开肉搏战。

父亲的脸被日本军官用马刀砍伤，左右手也挨了刀，雪白的骨茬露了出来，父亲成了血人，但他还是在拼死搏斗。

一波波鬼子冲上来，偷袭者的刺刀戳进了他的后背，父亲用被砍断双手的胳膊死死勒住对方的脖子。

一个兵看准时机冲上来，一刀插进父亲的前胸，身负16处重伤的父亲，摇晃几下，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军校的同学不相信一向身强体壮的父亲就这么死了。在死尸堆里翻来找去，终于摸到了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父亲。

他们将父亲背到后方医院。一个医术高明的美国军医为父亲做了两次大手术，终于把他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为了治疗他几乎被砍断的双手，医生从他肚子上取肉补到手背上，但右手伤及筋脉，无法握拳，几同半残，恢复了很久才可勉强执笔作书。

父亲在缅甸负伤后照片

父亲在医院中休养了近半年才慢慢复元，抗战胜利后又转移到昆明专门接待远征军伤兵的疗养院，继续养病。

虽然父亲变成了残废，但他仍觉得不算什么，甚至还觉得，这算达成了祖父收复台湾的遗愿。

可他没想到，因长期住院，期间原部队改编，父亲成了军队中的编外人员，没人管他，更没人发工资给他。

他只好拖着残废的身体，从云南出发，沿公路往重庆走，有车搭车，没车走路。头发越来越长，衣服越来越烂，皮肤晒得又黑又干，人也瘦得脱了相。

走时他英姿飒爽、身强体壮，拿命去出生入死，现在却变成这副乞丐模样，父亲并不后悔，却不免心寒。

一路要着饭回到重庆的父亲，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母亲已带着我们跟随大姑一家去了广州。

父亲只好先投奔留在重庆的二姑林冈。二姑见到父亲，也是没能认出，眼前这个面目可憎的乞丐，竟然是自己曾英俊无比的哥哥。

兄妹抱头痛哭。此时二姑已经成为苏联塔斯社驻重庆记者站的记者，学习了很多共产党的先进思想。

白天，父亲去朝天门码头工作，晚上做二姑的保镖，陪她到处采访。

都说忠臣不侍二主，身为黄埔军校学生的父亲回重庆后，却发现正当前方将士抛头颅、酒热血为祖国奋战的时候，后方官僚们却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他在朝天门码头看到了广大工人的悲惨境遇，又看到国民党特务的种种暴行，失望至极的父亲决定跟随二妹，加入共产党的阵营。

不久后，他就接到了回台潜伏的命令，组织希望他利用林家在台湾的影响力，为解放军解放台湾做准备。

就这样，父亲从国军正面战场的士兵，变成了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

深爱丈夫的母亲，从未质疑过他的选择，她成了丈夫潜伏台湾最得力的助手，包括出钱给他开皮鞋店。

父亲被捕后，台湾十几位著名士绅联名做保，请求蒋介石释放父亲。

而且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杀台湾籍政治犯。

蒋介石只要父亲写悔过书，表示悔过，供出他的领导人，就可以让他免死。

但在无数次的审讯中，父亲的回答始终是：“我无过可悔。”

尽管如此，大家也不相信蒋介石会杀我的父亲，他怎么能杀自己密友的儿子呢？

非常放心的大姑父，决定先带我和大妹回港，小青实在太小，留下让奶妈照顾更为稳妥，他们相信我的父母很快就出狱。

回香港前，三姑带我们去探望狱里的父亲、母亲。

我记得很清楚，在狱室里，父亲头系白毛巾，把我抱在膝盖上，小声告诉我们：“你们先跟大姑去香港，然后去北平找二姑，你爷爷的朋友叶剑英现在是北平市市长，他一定会照顾你们的。”

可不到几分钟，宪兵就来催促，他们把父亲拽走，父亲边走边回头，要我们听话，好好念书。

牢房铁门“当”的一声被关上了。我不知道，这次分离，将是我们的永别。

等我们到女牢看望母亲时，正要开饭，母亲一见我俩就哭了起来，结果，整个牢房的女犯人都大哭起来，会面也不得不结束了。

我们回到香港祖母的身边。三个月后，听说母亲被宣布无罪释放，没有审讯，也没任何行动，什么结论都没有。

母亲顾不上想其他的，一出狱就开始想办法营救父亲。

1942年底，我们一家在重庆合影

她和三姑四处去找和国民党有关系的亲戚，告诉他们是自己得罪了坏人连累了父亲，请求他们保父亲出来。这些亲戚们口头答应了，实际却并没有行动。

情急之下，母亲还凑钱买了一磅半毛线和三百块钱去送给审父亲的法官，请求他对父亲从宽处理，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夜里，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盏路灯闪烁着幽光，树木房屋都隐藏其中，四周一片死寂。

实施了戒严令的大街上，空无一人。

地面上不断有碎纸片被冷风飘过，马路旁商店的墙壁上贴着大海报，上面写着“匪谍就在你身边，检举匪谍人人有责”，“不检举匪谍，与匪谍同罪”，“一人立功，全家光荣”……

白纸黑字，在月光下显得阴森可怖，像是地狱的索魂幡。

父亲的事情没有任何结果，亲戚们无人帮忙，法官不予通融，我们又情况不明。

母亲感到前所未有的悲哀和绝望，她终于忍不下去了，把脸埋在短发中，眼泪止不住地流。

但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夜的绝望只是刚刚开始。

1950年1月30日黎明，天阴沉沉地下着小雨，台北市泉州街的行人，都在驻足观看一队执行死刑的囚车。

母亲正在做牢饭，准备一下给父亲送去。

突然有人跑过来大喊：“保珠，保珠，快去看，是正亨，是正亨呀……”

囚车上游街行刑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林正亨。

他被五花大绑着，身后插着木牌子，一路昂首挺胸，向路两边送行的民众点头致意，眼里是深深的眷恋。

当卡车路过他居住的泉州街四巷的时候，他突然高喊起来，“保珠，保珠，快来！”一遍一遍地嘶吼着。

车上的宪兵看父亲忽然大喊，冲上去用枪托砸得他满身是血。路过一位朋友听到父亲的喊声，就赶忙跑到我家里报信，叫母亲去看他。

母亲她来不及穿鞋，光脚跑到街上，叫来一辆三轮车直奔马场町刑场。可等三轮车快要赶到刑场时，忽然响起两声沉闷的枪声。

母亲来晚了。

父亲背上插着“共匪林正亨”的木牌子，双手被绑在身后，倒在泥泞的地上，大股大股的鲜血从他的胸口涌出来。

他静静地躺着，面色惨白。

“正亨——”母亲尖叫着不顾一切扑了上去，身高只有一米五多的母亲不知道哪来的气力，一把抱起父亲，疯了似的往外跑。

她想去医院救他，她不能让他死呀。

鲜血在她的身后留下长长的印痕，淅淅沥沥的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上没有眼泪，苍白的脸上是双失神的眼睛，只是抱着丈夫的尸体向前跑，向前挪。

但她实在走不动了，摊在地上，用手绢轻轻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抱着怀里的人，喃喃地唤着父亲的名字。

母亲细碎的呼唤声慢慢变成声嘶力竭的呼喊，母亲仍一遍遍地喊着“正亨，咱们回家，咱们回家……”

朋友帮母亲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她为父亲买来崭新的西服，并用清水擦洗全身，她想让父亲像以前那样，英俊潇洒，干干净净地走。

父亲赴昆仑关作战前留影

穿上西装的父亲静静地躺在殡仪馆里，英俊的脸上显得平静温和，少了往日的刚毅，他似乎睡得很香，像是经历过酣战，脱掉了军装回到家中，踏实而放松。

那些血与火的征战，刀对刀的拼杀，东躲西藏的日日夜夜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们还是没有来得及道声再见。

在临行刑前最后的日子里，父亲托人找了些彩纸，给我和妹妹们剪了十几张纸花，小心用报纸包好，压在褥子下面，寄托他对我们的爱。

他还给奶奶和母亲各写了一封诀别信，在给母亲的信中，父亲写道：

“余为继先父遗志，为国家和乡梓十余年来流血流汗，为望国家日趋强盛，同胞得获自由幸福，余已尽心尽力。吾等皆时代不幸之牺牲者耳，汝自与余结婚九年中历艰苦，余心甚不忍，希深原谅。临别不尽依依……”

父亲成了第一个被枪杀在台湾马场町刑场的台湾人，按照他的遗愿，母亲将他的骨灰留在了台湾宝觉禅寺，直至今日。

父亲走了，更大的苦难也随之来了。

母亲像是天塌了一样，生活对于她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她开始抽烟，抽得很凶，从未抽过烟的她，一天能抽上五十多支。绝望的母亲想以此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直到有一天，母亲去监狱认领父亲的遗物，遇到关在牢里的中共台北负责人，他对母亲说：“你要节哀顺变，把孩子拉扯成人，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她猛然想起丈夫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要她好好带孩子，去大陆找二姑林冈。

母亲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了，她终于想起父亲给她留下的三个孩子。

为了跟我们一块活下去，她开始计划一场新的逃亡。

在朋友的帮助下，母亲改了名字弄到新的通讯证，并且改头换面化了妆。

1943年，母亲与半岁的我

一切准备妥当，最难的是小青。小青还没断奶，靠着奶妈的奶水活着。

把她带走，万一走不了被宪兵队抓回，关进监狱，自己没奶水养活不了小青，岂不害了她?

小青的换洗衣服放进行李箱，又被拿了出来。

母亲之前听父亲说过：百万解放军已经在福建沿海集结，准备渡海解放台湾。

母亲想顶多一两年解放军就会解放台湾，到时小青也长大一点了，自己再来接女儿。

于是，她变卖了所有家产，拿出两根金条给了照顾小青的奶妈，并跟她约定，一年后来接小青。

奶妈说她没有女儿，让母亲把小青直接送给她，她肯定会好好照顾小青的。

母亲坚决地拒绝了：“小青是林家骨血，她父亲死时让我把孩子们拉扯成人，我没有权利送给你！”

嘱咐完奶妈，凌晨时分，母亲终于提着箱子离开家，一路行色匆匆地低着头去了码头。果然，嘈杂的旅客中，全是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

9点钟，船开了，刚走十分钟出港口，船突然停了下来。

一艘警备船靠近渡轮，很多国民党宪兵冲上来，挨着房间搜查。母亲以为是来抓自己的，顿时一身冷汗。

可是船舱那么小，根本无处可藏，她尽量压低帽子，低着头，但来来去去的宪兵并没有人注意她。

被抓的都是青年男子，双手被捆着，押上了宪兵船。

扼守台湾需要有足够兵源，因此在那时，青年男性不准离开台湾，他们是来抓壮丁的。

航行中，巨大的海浪冲得轮船来回颠簸，一到香港，母亲就后悔了，后悔得肠子都断了。

她无时无刻都在内疚，早知道此行如此顺利，自己真应该带上小青。

可现在只能隔海相望了。这一念之差，让母女二人足足分别了30年，尝尽骨肉分离的痛苦。

母亲到了香港后，我和大妹已被二姑接到了北京。

二姑当时在铁道部外事局工作，她在北京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第一时间向组织申请，来香港接我和大妹，希望组织照顾烈士遗孤。

组织批准了申请，二姑过来得太急，军装都没来及换，在赴香港见我们之前，只好先向广州的朋友借了件便服穿。

二姑见到祖母和我们兄妹，瞬间泪流满面。祖母奇怪亲人重逢明明是天大的喜事，为什么她会哭得这么伤心。

那时祖母还不知道她最爱的儿子已被枪决。刊登父亲枪决消息的报纸，早被藏了起来，大家怕祖母经受不起这个噩耗。

二姑只能说，自己刚怀孕，情绪容易激动，所以爱哭。

我和大妹到北京后，被组织安排在洛杉矶托儿所（后更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母亲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托儿所见我俩。

1950年，母亲到洛杉矶托儿所看我们

对于母亲来说，她已经丢下一个，这两个决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老师把我和大妹从教室领出来，母亲见到我们兄妹过得很好，十分感激，哭得不能自己，我朝她空荡荡的怀里望去，问她妹妹小青去哪儿了。

这一问，母亲哭得更厉害，她边哭边告诉我，小青由奶妈照看，暂时留在了台湾。

提到父亲，母亲第一次撒了谎，告诉我们父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母亲从台湾回到北京后，每天都去买报纸，盼着报纸上出现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消息，好让她回台湾接小青。

可无论母亲买多少报纸，她最想听的消息，永远都等不到。

母亲到北京后，组织上立即给她分配到台盟工作，她改名为沈毅。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我和大妹，十分辛苦。

但更苦的是，牵挂留在台湾的小青。

母亲很怕小青跟着奶妈吃苦，更怕奶妈没有信守承诺，把小青卖了给别人当童养媳。

1958年，台盟负责人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受到牵连被批斗。

我那时未成年，实在不解，跑去问母亲：“你大老远从台湾跑到大陆，就是来投靠共产党的，为什么要反共产党呢?”

母亲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能无奈和我说，她没有反对共产党。

可母亲没有反党，我们一家又怎么会被打成右派，受人白眼？而且，我的父亲可是个红色烈士呀。

母亲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如此的痛苦，无处诉说，只能自己忍着。一忍就是几十年。

母亲从32岁开始守寡，留在台湾的小青成了母亲心中过不去的结，母亲把无法给予小青的爱，拼命弥补到我和大妹身上。

我高中还未毕业，就接到学校党支部，调我去北京日报社工作的通知。这对其他学生是天大的好事，但对于我不是。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们兄妹学习很努力，我的成绩也一直很好，母亲希望我能上好大学，我也准备要考北大的考古系。

但当时党支部说北京日报社需要培养青年记者，我思来想去，给母亲写了5千字长信，说国永远比家大，个人得失不足为论，这是林家家风。

就这样，我18岁参加工作，做了一辈子记者。

我和大妹的工作落实后，母亲更加牵挂远在台湾的小青了。

一年春节，母亲和台盟朋友聚会，她喝了很多酒，回家后痛哭不止，不停地念着父亲和小青的名字。

祖母曾在七十年代初去台湾找过小青，见面后才知道小青在台湾过得悲惨生活。

母亲留给奶妈的金条很快被用掉了。小青很小就开始帮奶妈家干农活、卖水果，6岁时去砍香蕉，砍刀不慎刺伤了左眼，因为没钱治疗，伤口感染，左眼就此失明了。

我的三姑知道这件事，去找奶妈商量要回小青，但花光钱的奶妈却不愿意放手，说小青是她养大的，除非肯拿钱来换。

三姑当时已经成家，家里六个孩子全靠姑父做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养活，生活极其困难，他们攒了很久才攒够300美元，从奶妈手里买回了小青。

1956年，小青（中）与三姑一家合影

可怜的三姑每次发病就离家出走，姑父一找就是几天，家里的弟弟妹妹全靠小青照看。小青没事就去卖报纸，捡破烂，作佣工，赚钱补贴家用。

祖母见到小青一家生活十分贫苦，就想把小青带到日本，再送到大陆与我们团聚。

但小青不愿意，她愤恨地说：“我恨妈妈！她把哥哥姐姐都带走了，就把我一人扔在台湾。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还生我呢? 生了我，又不管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她!”

母亲听完祖母带回的话，止不住失声痛哭：“我哪儿是不喜欢小青啊，当时条件不允许带她出来，若不把这些原因告诉她，我死不暝目啊！”

母亲发誓，在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见到小青，一定要告诉她没带她出来的真正原因。

直到1980年夏天，改革开放后，母亲终于和小青通上了电话，母女约定在香港见面。

但那时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人太多，我们足足等了一年，赴香港的签证终于才批下来了，母亲欣喜若狂。

我赶紧陪母亲去了香港，住在亲戚家里。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就是不见小青身影。等待的兴奋很快就变成了焦虑。

为了帮亲戚家减轻负担，我开始去香港的工厂打短工维持日常开销。

我们不知道，小青那时已接了姑父的班，在小学校里当教员，但当时的公教人员不允许赴港探亲。

母亲有严重的哮喘病，香港气候潮湿闷热，住处狭窄嘈杂，哮喘犯了的时候，母亲甚至没法躺着睡觉，只能坐在椅子上等着天亮。

四个多月过去，母亲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想要回北京。

我劝母亲再多等几天，说不定小青很快就会来了。母亲对我说：“再等，我可能就死在香港了，以后再见面吧。”

结果我们母子俩刚回京一个星期，小青就来香港了。

小青让我们赶快过去，她太想见我们了，此次赴港只有两周的假期，手续好不容易办下来，她不想错过。

在电话另一头，小青激动说：“哥哥，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小青的喊声让我难过和焦急，只好又跑到公安局去请求出境。

但公安说有上万人申请赴港探亲，有人足足等了三年还没去成，我们需要重新排队。

马上回香港是不可能了，可家中的母亲日夜思念着女儿，三十年的骨肉分离，她迫切地想知道女儿的一切。

怎么办，怎么办？

也许是急中生智，我竟然想到一个办法。

让小青在香港录一盘录音带，将她这三十年的经历都录在里面，寄给我们。

同时，我们也录个带子寄给她，这样至少能缓解一下彼此的思念之情。

小青寄来的录音带虽然只有三十分钟，但小青却整整录了8个小时。

记忆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她边哭边录，边录边哭，说不下去时，就关掉录音机，躲到一边，哭够了，就接着录。

留在台湾的小青，比在北京被打成右派的我们，生活还要艰难得多。

从8岁起，小青就给三姑带孩子，从小就带着弟妹们卖报纸、捡破烂、做佣工，支撑着大家庭的生活。

有一次，三姑走失了，姑父外出寻人。邻居见小青家好几天烟筒不冒烟了，进家里一看，小青和几个孩子躺在床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根本无力起床。

好心的邻居，赶紧拿来一些米粥，几个在饿死边缘徘徊的孩子，才被救活了。

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小青没上大学，也没有结婚，连工作都是继承姑父的。

小青（前左一）和六个表弟妹们合影

母亲听完小青的诉说，哭得死去活来。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念之差，让留在台湾的小女儿受了那么多苦。

她再也受不了这思念之苦，让我带她到深圳桥头，哪怕隔着河看看女儿说几句话也好。

可我不得不告诉她，在深圳桥头，根本看不到河那边。

这一句话，叫母亲病倒了。她不吃饭，不睡觉，躺在床上流泪，眼看一天天瘦下去，我们急得没办法。

我只能哄母亲，养好身体才能熬到再见面那一天，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为了完成这个心愿，母亲终于开始吃饭，每天跟我们去锻炼，身体渐渐好转起来。

又等了一年后，赴港探亲的签证终于批下来。

还好，这次非常顺利，我与母亲到港仅一个星期，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小青。

1982年7月的一天清晨，我和母亲一起乘出租车来到启德机场，在出机口等待接机的人群里，我拿着小青的照片，等候着她。

小青是最后几个出来的，根本用不着看照片，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和我们长得太像了。

三十年未见，母亲和小青冲上去抱到一起，母女俩在机场抱头痛哭。母亲把女儿紧紧搂在怀中，生怕一松手，女儿就飞走了。

直到有人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才勉强将两人分开。

小青穿衣朴素，左眼装了义眼，完全没有其他港台人的时髦。回到住处，母女俩相互倾诉着分别后的思念和遭遇。

当得知父亲是被国民党枪毙的，小青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祖父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父亲?”

我们这才得知，在台湾三十年来，竟然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事实和真相，小青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林家和父亲的情况。

听完母亲向她讲述了把她留在台湾的过程，小青这才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终于原谅了母亲。

而这一次，母亲对小青说，她无论如何也要带她一起走，她要用剩余时间弥补照顾好小青。

小青当然想跟在母亲身边，但她也非常惦记在台湾的弟弟妹妹们。

台湾的三姑老了，精神已经失常，衣食住行都需要小青照顾，几个兄弟姐妹也与小青感情深厚。

小青很为难，她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台湾，因为那里有她要报答的人。

她既要照顾年迈的姑姑姑父。还有她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六个表弟妹，她不放心，也舍不得他们。

看到母亲为难又痛苦，我安慰她说，小青在台湾已经扎根了，不能再把她拔出来种到大陆去，那样彼此都会很痛苦，我们应尊重她的意见，把对她的爱放到今后。

1944年，我们一家在重庆合影

母亲终于同意了，这次，她主动选择了放手。

小青回了台湾，也带走了母亲的心。1989年12月5日凌晨，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

我赶紧打电话给小青报丧。小青哭着说：“妈妈呀，我找了您半辈子才找到您，刚见了几面，您就不在了呀！”

两岸还未统一，往返手续繁琐，小青花了一周时间才办好手续，得以飞抵北京。

在母亲的灵台前，小青跪着哭了一个小时——

父亲的遗愿还未完成，林家的儿女还盼着团聚。

因为篇幅关系，海峡对岸，雾峰林家的很多人物和细节无法一一详述。

他们家的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史诗。

反复描述林家男儿舍生死保家国的故事，并非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追求，每个人有每个人忠于的信念。

扪心自问，问心无愧，就好。

而林家深宅中的女人们，她们依附丈夫而活；也在失去丈夫后，活成了大院的顶梁柱。

她们也许不舍得为信仰死，却能用尽一生为别人活。为父母、恋人、丈夫、儿女，唯独没有自己。

这何尝不是她们的人生使命。

编辑：赵土司 赵斯卡 霞姐

（文中照片由口述人林义旻先生提供）

资料来源：

《雾峰传奇：台湾抗日英雄林正亨生死传奇》 -王颖

《林正亨画传》-台盟中央宣传部

《家国同构，国比家大》-《黄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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