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度牒

唐代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用以形容江南寺庙之繁多，其实杜牧的诗充其量只能形容南朝的都城南京一地的寺院概数。清朝刘世琦所作《南朝寺考·序》：“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南京）乃有七百余寺。”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寺院，鼎盛时期更是十倍于南朝，僧尼如过江之鲫。由于出家人可以免除纳税服役等义务，其人数不断增长，严重削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力资源，由此促成了僧籍制度的产生。度牒这一出家人许可证即萌芽于南北朝时期，到唐朝已渐成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图

宋朝的度牒制度更加全面，规定僧尼必须有度牒才可剃度，否则便是犯法，犯者要还俗刺面，决配牢城，剃度的主持和参与者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除了勒令还俗外，还要分别受到2年徒刑或者80杖刑等刑罚。宋朝的度牒真可谓一纸难求。

宋朝拨发度牒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降赐”，是非盈利性质的，二是“鬻卖”，是盈利性质的。降赐又分两种形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旧法，降赐度牒凡二，有拨赐，有试经。”即有降赐又分两种形式，拨赐和试经。

所谓“试经”就是专为童子、行者等获得出家人资格的一种考试，北宋以临时差遣使职或由州府判官、录事参军主持经业考试。南宋规定，僧道剃度要委通判以下五名官吏于长史厅试经。

参与试经，首先要符合资格条件，即“应系二年所供帐有名者”，也就是要注册两年以上的的童行才有资格申请试经。试经难度也非常之高，北宋规定：“童行念经百纸或读五百纸”。南宋标准有所降低“道童，念经四十纸，行者，念经一百纸或读经五百纸。尼童，念经七十纸或读经三百纸。”念与读的区别可能在于背诵与朗读吧，当然，其要求的难度肯定非常人可以企及。

宋人赵彦卫说∶“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那么，一纸应为425字，一百纸即为42500字，三百纸总计127500字，可见测试难度之高。测试之后，录取名额也非常有限。宋太祖天宝年间，规定一百名僧尼的地方，每年才能剃度一人。宋太宗至道初年，甚至规定每三百名僧尼的地方才可剃度一人。这难度不低于科举考试。

“拨赐”则是指某些特殊事件，如天子圣节或国家庆典等，皇帝针对某些特殊寺庙或者个人的额外开恩而增加的名额，那么，比起试经而言，更加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朝廷卡住了“拨赐”这条路后，要想出家有没有别的途径呢？途径是有的，但你得有钱，那就是通过官府的“鬻卖”，购买剃度的资格。

其实，早在唐代，朝廷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作为权宜之计，就采取过出卖度牒的方法。宋神宗以后，出卖度牒就逐渐常态化、制度化了。这种政府出卖的度牒既可以作为灵活应急的预算外财政支付手段，又可以作为有价证券进入市场进行倒卖。

赵员外给了鲁智深正常的度牒让其出家当正规和尚，武松的度牒是孙二年杀头陀后留下的，他只能冒充头陀。

北宋时期，纸币尚没有大范围行用，遇到灾荒或者大型建设的特殊支出，不费任何成本的发售度牒就成了朝廷应急的不二之选。宋室南渡以后，国土锐减，战事频繁，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于是更把出售度牒作为筹措军费的手段。

据记载，鬻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救灾与赈济，如治平四年陕西用度牒换米赈济霜旱之灾，熙宁七年以度牒换米赈济饥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治平四年，“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碟，令籴谷赈霜旱州县”。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熙宁七年，“八月丁丑，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赈汉蕃饥民”

2、购买特殊或军需物资，如崇宁五年川陕路以度牒买绢布，宣和年以度牒换马匹充当军备。

《宋史》记载徽宗崇宁五年，“川峡路和买绢布"，就是以"交子度牒充折买价"。

《宋会要辑稿》第140册《食货》记载徽宗宣和时，“真定中山高阳等路乏马，复给度僧牒，令帅臣就市，以补诸军之阙。”

3、充当军费，刘绮、岳飞等都有以度牒充实军费的记录。

《宋史》卷198《兵志十二》记载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赐江淮制置使刘绮度僧牒五百，为犒军之用"。

4、很多临时增加的工程或水利建设资金也以度牒的形式发放。

南宋各年度度牒卖价及占财政收入比例

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他看到的西湖相比于十多年前他当任杭州通判时的情况又淤塞了不少。杭城内，唐代李泌开的，六个引水入城的水井都快没水了。地下水又咸又苦不能喝，百姓苦不堪言。他担心这样下去，不出二十年西湖就没有了。

所以苏市长决定要疏通西湖，没钱，就给他的太后粉丝团中的高太皇太后和小皇帝，写了封奏折，列举了五条理由，也不说要钱，只要度牒。他的第一条理由就是，西湖淤积，水不行了，不能当放生池了，鱼呀虾呀要死光了，不能祝您万寿无疆了。太皇太后是信佛之人，自然不敢怠慢，否则她老人家的经岂不白念啦。在她的积极推动下，最终拨给了苏轼100张度牒，最终把西湖给疏通了，湖泥堆积成堤，世称苏堤。苏轼就是靠度牒留给了杭州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当时一张度牒价格约170贯（1贯=770文铜钱）。

西湖游览图

每张度牒的价格随着年度的不同而不同，北宋除了初发时期外，基本上每张度牒都在100贯以上，南宋基本上维持在300贯以上，南宋末年甚至卖到了1500贯。这样的价格不是一般的家庭所能承受之重。

宋朝根据田亩数量的多少，将有田农户分为五等，一般三五十亩的七口之家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五十到一百亩的也只能稍有盈余。只有百亩以上的上三等户，才有财力去购买度牒，而一旦这一类人有了正式的僧人身份之后，则可以免除或减半征收徭役钱和赋税，度牒滥发之后，久而久之，国家可以征收赋税的人丁越来越少。而沉重的税役负担势必压在了中下等农户身上，使他们越来越穷，民不聊生。

宋朝政府发行出卖度碟, 获得了短暂的财政收入，但是实际上这不但不会使封建王朝摆脱财政危机, 而且会使王朝在财政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无异于竭泽而渔、割肉自啖。南宋绍兴二十四年至乾道二年的十多年间, 南宋财政的亏空额 由三百万贯增加到六百万贯。虽然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与连年的战争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度牒在宋王朝的经济史上无疑充当着吸血鬼的角色，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最终让南宋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雪上加霜。下层农民，即交不起税赋，又出不了家，只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使得南宋内忧外患，加速灭亡。

宋朝起义次数达四百多次

高宗时的李仲永说：“为上言今岁鬻度蝶万, 是失万农也，积而累之，农几尽矣，非生财之道。”

另有评论说：“刺民为兵，鬻民为僧，皆非古也。世变之极，兵民分为二致，兵固己病民久矣，又因兵而财用不足，藉度碟以给之。一人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养兵之弊，又殴民以弃南庙，游手日众，农民日削，可不念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