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三邀》采访了矿工诗人陈年喜。
他和余秀华一样，是少数从底层挣扎出来，可以靠卖字为生的农村人。
作为底层代表，这几年陈年喜参加过很多大型活动，大家都说这才是“中国良心”。
但凑近看他本人的生活，我怀疑是否有人想过这种“良心”生活。
卓别林曾说过一句话：生活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
这句话改改用在陈年喜身上也很合适：
有良心却吃不饱饭，这良心到底能值几个钱？
陈年喜，陕西丹凤县人。
村子的地理位置属于“小秦岭”，也就是秦岭的余脉。这里盛产金矿，陈年喜在矿上干了16年爆破工。
身体干废了，金矿也差不多资源耗尽。陈年喜的村子便不断衰败，从巅峰期的3万人、萎缩成现在的1万多人。
镇子上又没啥支撑性产业，有钱有技术的早跑了，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陈年喜本来也有机会逃出去的，他和几个兄弟合计好出国，去哈萨克斯坦干3年，最高能挣90万，有这笔钱一家人就有改命的机会了。
可这时他被确诊尘肺病。
这是矿工的职业病。在金矿搞爆破的16年，每时每刻被粉尘淹没，最后肺部不可逆的纤维化，如果没钱洗肺人是可以活活憋死的。
治疗尘肺病至少十万，农村人没医保几乎全自费，这笔救命钱花光了家里的存款。
再加上前今年确诊颈椎病更换的进口配件，陈年喜集齐了矿工职业病三件套，年轻时在矿上玩命赚的钱、年老了又全交给医院。
好在他最终保下了一条命，更幸运的是他靠写诗火了，这在农村几乎是奇迹。
一个农村人，靠写诗火了！
陈年喜甚至算得上畅销作家，散文集《微尘》最高卖了8万本。
以陈年喜的名气，我以为他会过上还不错的生活。没想到他只是在镇上租了个二居室，这里通快递可以卖卖香菇土特产。
他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卖亲签”。
先从网上买自己的折扣书，签上名后再以50元一本的价格卖出去，每本书赚个5块差价，一天能签30本左右。
一个月收入大概在4500元，这就是家庭最稳定的经济来源。
陈年喜1970年生人，今年已经54岁，在农村正是含饴弄孙的年纪。
可他不仅得为自己挣养老费，还有块心病：担心自己走了，儿子该咋活？
陈年喜的儿子叫“陈凯歌”，1999年生人，今年25岁。
起这名并不是为了占某位大导的便宜。纯粹是陈年喜爱听着广播跟着唱戏，正好有个收音机牌子叫“凯歌”。
儿子大学毕业后外出打了几年工，最后还是回到家乡小镇，如今算陈年喜的半个助手，帮着老爹开网店卖点香菇土特产。
许知远问陈凯歌“最想做什么职业”？
年轻人的回答是：“做个网店老板，一年挣个2万块钱能交房租、水电费。管个吃喝，也不操心别的”。
说实话看到这里，我很气愤这个年轻人的“摆烂”。
家庭条件贫困、父母一个是尘肺一个是哮喘，都是不能再操劳的身体，他一个年轻壮劳力不想着外出赚钱、反而想着躺平。
父母千辛万苦供出一个大学生，以为这个家从此能跳出农门，结果供出来一个啃老货。
所以陈年喜急啊，自己这代想的都是咋赚钱支撑起一个家，现在年轻人不婚不孕不工作，难道这个家庭就此绝后了？
我在陈年喜--陈凯歌这对父子身上，看到了贫穷的代际传递。
陈年喜说儿子大学毕业也去省城西安找过工作，干的还是专业对口的测绘。
工资3k，租房要花掉1k、再加上吃喝拉撒，一个月赚的只够活着，想存钱不可能。
然后儿子又去干保安，还是一个月3k。想想没意思、没干几个月就收拾包袱回家了。
这个年轻人看似躺平，实则他是过早看透了生活的残酷。
测绘or保安，听起来应该是两个阶级的工作。
早知道大学出来干保安，还不如初中辍学直接去干，还能少走十年弯路、省下十几万学费。
但社会现状就是一个月3k的保安你看不上，大批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抢着干。
这当然是个学历社会，从985、211到普本再到专科，社会依照学历分配社会阶级。
但如果你没挤进顶尖的名校圈子，普通大学生就是牛马预备役。
而更残酷的是，你一旦上过大学，就很难脱下孔己已的长衫了。
凯歌那些没上过学的邻居，早早就跟随父辈的脚印去新疆、去山西挖金矿。他们从未有过跨越阶级的希望，反而能平静面对底层生活。
而这些看在陈凯歌眼里却是社会对人的磨砺：人一长大就像那烟花一样，散得满地都是。
他终于意识到“没人任何人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只会以这个世界的意志为转移”。
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命运，那不如索性躺平。
儿子的躺平显然是陈年喜无法接受的，他也讲了个“一万块”的故事。
说自己当年在矿上3个月赚了一万块，买完车票就不能买吃喝了，因为他就想带“一万整”回家。
一路上忍饥挨饿他自己也想不通，也没人逼着一定要带整钱回家，咋就这么亏待自己呢？
这“一万整”是陈年喜的信念所在。
他觉得再苦再累自己也能撑起一个家，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牛逼！
陈年喜在内是一家之主、在外是扛起生活重担的真汉子，即使再苦再累他心里是舒坦的，这是一条主流社会认同的成功之路。
但儿子陈凯歌这一代已经无法复制父辈的成功了。
光拿“结婚成家”这一项来说，陈年喜当年也穷，可哪怕花费3年，最终也能动手盖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的婚事也相对容易，年轻时赶上“文青热”和城镇女孩看对眼。因无法解决户口与工作无奈回村，最后也能与邻居姑娘成婚、组成家庭。
但陈凯歌这一代，早已不是这个生活逻辑了。
陈年喜自己村里的真实故事，男方想找同村女孩结婚，对方要求必须得在省城买房。这是硬指标“没得谈、不必谈”。最后男方家庭只能凑出十几万首付，在远隔几百公里的省城买了房。
有人说“彩礼”是向穷人征收的贫穷税；
一栋城里的房子，就是整个社会向农村人征收的财产税。
而陈年喜显然支付不起，所以他“没脸”要求正值壮年的儿子成家立业。
在陈年喜身上，我先是感受到“底层人财富的无法变现”。
很难想象以他的名气，除了每年几万的版税外，竟然只能靠“卖签名”过活。
太可笑了，这年头啥牛鬼蛇神只要会整点花活都能赚的盆满钵满，而陈年喜恰恰因为“为底层发声”而被排出发财体系。
可以想象，只要陈年喜直播带货便会立马塌房，人们会指责他想钱想疯了、晚节不保。
他作为苦难的化身已经被“道德化”了，他只能高贵的饿死，而不能平静地享受生活。
所以陈年喜的成功经验也无法延续。
儿子陈凯歌也写过几篇文章、赚过几百稿费，平心而论写的还不错，但这和陈年喜本人没啥关系。
中国的文坛早已是铁桶一块，有人会投胎找个好爹哪怕写诗狗屁不通也能出诗集、去体制内任教。
这是一套在学阀把持下运行流畅的晋升体系，但它天然排出了像陈年喜这样的“异类”。
身为农村人，他本应该一辈子在重劳力上耗光力气，但他闯出来了。可接下来的问题是，该把他放在哪个位置呢？
他无法被精英阶级吸收、又无法再回乡村与老乡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所以他作为一个异类，只能靠主流的施舍活着。
陈年喜错就错在他不该出生在农村，或者在农村活着认命就行了，但偏偏他还有个文学梦。
他闯出来了，他每首基于亲人血泪的诗，都是一次对权贵阶级的打脸。谁想听？谁会真的去解决他的生活困境？
恰恰陈年喜的晚年苦景，是对所有人的一次警醒：不听话，也会落得和他一样境地。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如今这句话得再改改：
为众人抱薪者，不仅得冻死。还要把他做成一块冰雕借以示众，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