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大举安阳、洛阳。蒋介石急调蒋鼎文挺进河南，协助汤恩伯抵御日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李培基为河南省主席，筹措粮草、银元。4月12日，李培基抵达延津，亲眼目睹河南遭遇特大旱灾，百姓以观音土为食，其状惨不忍睹。他当即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实际情况。但是，因缅甸战事紧张，蒋介石飞赴曼德勒，与蒙哥马利协商作战事宜。李培基扑了个空，只得将文件交给陈布雷。

数日后，蒋介石返回重庆，陈布雷向其报告河南灾情。蒋介石明知河南遭遇蝗灾，依旧充耳不闻，命令蒋鼎文渡过黄河，与日军决战。恰在此时，《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考察河南灾情，撰写大量纪实文章。重压之下，蒋介石开始救灾，向河南调拨八千万斤粮食。得知这一消息，财政总长孔祥熙觐见蒋介石，推荐其子孔令侃协助李培基，参与救灾活动。

7月16日，孔令东抵达开封，与李培基商量救灾事宜。李培基召集财政厅长、粮政厅长开会，将豫北和豫南划为灾区，每位灾民发放10斤面粉、100元法币。孔令侃从中嗅到商机，说服李培基通过农民银行发放赈灾款。农民银行是孔家的私产，大肆克扣赈灾款。仅此一项，孔令侃获利数百万银元。作为高干子弟，他深知利益均沾的原则。因此，他将数十万银元送给蒋鼎文，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官。

一些灾民没有收到救济款，纷纷向陕西流动。国民党调集数百趟列车，将灾民运至潼关、西安。孔令侃提前布局，控制陇海线的调度。他借口车位紧张，将灾民随身携带的行李全部截留。一些灾民走投无路，只得将口粮、银元交给孔令侃，孤身前往陕西。抵达陕西后，灾民饥肠辘辘，迫切需要粮食。孔令侃囤积面粉、煤炭等物资，高价售给灾民。有些灾民没有钱，只得将妻子、女儿抵给孔令侃。孔令侃将她们卖进妓院，谋取巨额利润。灾民非常痛恨孔令侃，纷纷上书李培基，要求严惩孔令侃等高干子弟。

李培基为官清廉，痛恨孔令侃的不法行为。他再度飞赴重庆，要求面见蒋介石。孔令侃之父得知此事，联合宋子文、宋美龄，设置重重障碍，不让李培基报告真实情况。李培基只得求助于宋庆龄，并得到面见蒋介石的机会。听完李培基的汇报，蒋介石并未感到意外，也未处罚孔令侃。最后，孔令侃被调回重庆，此事不了了之。李培基深感国民党腐败无能，多次向蒋介石递交辞呈，均以失败告终。

返回重庆后，孔令侃继续胡作非为。他与宋子文等高干子弟收购猪鬃，倒卖黄金、白银，积累数千万美元。可怜河南灾民，随身财物被孔令侃搜刮一空，只得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们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也恨透了孔令侃等高干子弟。抗战结束后，河南百姓纷纷参加解放军，为推翻蒋家王朝做出重要贡献。1942年，河南遭遇特大灾情，孔令侃趁机盘剥百姓，许多灾民冻饿而死。由此可见，高干子弟中，谁最坏？毫无疑问是孔令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