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28日，因组织罢工被捕的24岁的共产党人王孝和站在国民党上海刑事法庭上，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竟坦然大笑。
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法院特刑庭驳回王孝和的上诉，维持原判。
9月30日，国民党特务残忍将王孝和秘密押赴刑场杀害。此事件经中外媒体连续报道，王孝和的名字也被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世人记住了他至死抗争的决心和豪气，和他去世21天后才降临人间的遗腹子、幼女王佩民。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两名陷害王孝和烈士的幕后黑手，国民党特务头目万一，以及警备大队长洛鹏被公开审判，执行枪决。
消息传出，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都以为已经为王孝和烈士彻底报仇了。
殊不知，其实还有参与谋害王孝和的敌人主谋，未被逮住送审，一直隐身消失在人海之中。
一1951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接收了一批国民党敌伪档案，因资料太多太杂，特别占地方。如果直接烧了的话，又担心以后资料要用时后悔，于是派了两名侦查员去档案室，负责清理归类。
两名侦查员工作很是认真，每份资料都会仔细阅读，如遇到不好判断的资料，就暂时放在一边，然后交给领导去决定。
这天，两人继续挑挑拣拣，意外发现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对于该局警察的几十份《成绩考核表》，顿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全国镇反运动进入高潮，如果能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揪出几个隐藏起来的敌特分子，那就太好了！
果然，一个名叫季秉权的国民党旧警察的“成绩考核表”，引起了两名侦查员的特别关注。
据这份考核表记载：季秉权原是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司法股长，1948年度“努力开展对于上海电力公司共党地下活动的秘密情报工作，查得若干关于共党活动的线索”。
这份《成绩考核表》还附有季秉权所呈交给上海市警察局，由其侦知的关于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是共产党的信函密件。
两名侦查员对“季秉权”的档案，认真研读十几遍，讨论了许久，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季秉权极有可能是迫害王孝和烈士的凶手之一，至少也存在重大嫌疑。之后，两人将这份“成绩考核表”上交了侦查处领导。
结果，这份敌档材料很快就被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办公室。杨局长当即作出批示：“请杨树浦分局迅速查处该案！”
关于季秉权这个“旧同事”，时任杨树浦公安分局政保股长刘震东最有发言权。
因为他是1946年受党的指派，秘密潜伏在杨树浦国民党警察局，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刘震东向娄分局长汇报了他所能知晓的关于季秉权的相关人生经历。
季秉权是江苏盐城人，早年在家里经商做生意，亏损严重，无奈只能另谋出路。
抗日胜利后，季秉权报考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并被录用，恰好与刘震东同时进入杨树浦分局工作。
季秉权先在政保股担任誊抄员，因为早年是上海政法大学毕业生，文笔不错，懂人情世故，颇受领导青睐。
不久，季秉权参与侦查一起啤酒厂命案，因工作表现出色，立了大功，而杨树浦分局处于用人之际，遂被提升为司法股长。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季秉权就离开警局，从此下落不明，大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二娄局长听完汇报，当即决定成立侦缉季秉权专案小组，由刘震东同志担任组长，并下令无论季秉权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把他找出来，必须接受人民政府的审判！
此时，大上海人员流动频繁，各路人马齐聚，想要在茫茫人群中找到消失已久的季秉权，无异于大海捞针，希望渺茫，该怎么办呢？
专案组讨论分析后，决定先去走访调查杨树浦分局的旧警察，因为他们与季秉权算是熟人，说不定哪一天在街上碰见过他，或者与他还有联系。
几天下来，侦查员们对走访结果不禁大失所望，那么多人问到了，却没有一个人碰到过季秉权，真没想到他这么会隐藏。
侦查员不信邪，立刻跑去上海户政部门，开始查阅户口卡，只要季秉权还在上海，找到他现在居住地址，那一定手到擒来，轻松完成任务。
果然，大伙儿很快查得了季秉权居住于复兴东路某弄某号。
刘震东闻讯，带着大伙儿，驱车直扑季家而去，叩开门，问了问住在里面的几户人家，却都回答说：季秉权一家人早搬走了。至于搬去哪里了，谁也不清楚。
一行人去找当地居委会询问，负责治保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只听说搬去新闸桥一带姓周的亲戚家了，周家人是开香烛铺子的，但是具体地址就不清楚了。
虽然只是“听说”而已，一行人却如获至宝，马上驱车驶往新闸桥，找到当地派出所咨询。派出所的同行热情接待，侦查员拿出季秉权的照片，让他们仔细辨认。
同行们都摇头：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人。就连户籍警察也这样说。一行人乘兴而去，无功而返，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看来要找的季秉权的行踪下落，还要继续加油。
1951年2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拘拿季秉权的通缉令，欢迎全市人民提供破案线索。
事实上，季秉权一直藏在上海，并没有逃亡海外。只不过他以前当过警察的缘故，熟知各种侦查手段，所以能暂时避开风头。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季秉权就被第26军逮捕，送进了该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接受审查。季秉权知道自己罪行严重，特别是“王孝和事件”，但凡稍有不慎，必将人头落地。因此他被审问之时，经常避重就轻，插科打诨，未吐露出任何实情，侥幸蒙混过关。
8个月后，解放军第26军散兵游勇管理处，没有审查出季秉权有什么重大问题，于是把他放了出来。
季秉权想逃往境外，却发现已经没有条件了。当时各地到处查证明，有时甚至走在路上，也会遇到军警人员要求出示证件或者证明，他只好打消了外逃的主意。
不过，尽管他藏得再好，随着上海市公安局通缉令发出，终究还是难逃过人民群众的眼睛。
三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接到通缉令之后，出于重视，还在分局大门院内的告示栏里张贴了一份。
如此一来，卢湾分局里工作人员经过告示栏，都会忍不住瞥上一眼，经常还会聚在那里品头论足。
这天，炊事员老邱干完活儿，闲来无事，也跑去告示栏前凑热闹，因为不识字，除了听别人说，就一直盯着通缉令的照片看，觉得有点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见到过。
老邱正在冥思苦想之际，那边食堂同事大声喊他回去干活。
老邱嘴上答应着，转身边走边想，恰好迎面碰上一个相熟的侦查员。对方看见他低头沉思，看见熟人也不打招呼，随口问：老邱怎么了？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老邱就把“照片”的事说了，侦查员眼睛一亮，马上拉住他：好好想，慢慢想，这件事很重要。
两人走到食堂门口，老邱抬头看见去市场买菜的三轮车，立马一拍脑袋：对！就是那个人！太像了！
侦查员连忙追问：那人是谁？你在哪里看见了？老邱于是说了这样一件小事情。
有一天，他去菜市场买菜，路过市场旁边的那条小马路的时候，后面冲过来一辆自行车，不小心把泥水溅到了他新买的裤子上。
老邱心里不舒服，对着那人就低声骂了几句，谁料那人耳朵真是好使，竟然听见了，看起来不是个吃亏的脾气，停车转头也开始回骂。
两人争吵了几句，老邱懒得搭理这种不讲理的人，当下也就算了，也没往心里去，转身离开了。
却没有想到，那个骑车人的模样，与这份通缉令上的季秉权的照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侦查员赶紧把老邱带去办公室，进一步询问当天的细节……
卢湾分局随即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杨树浦专案组。刘震东大喜，召集侦查员们讨论分析，得出结论：此人应该是住在离那个菜市场不远又不近的位置。
因为不确定那人就是季秉权，又担心“打草惊蛇”，专案组只能先去建国东路秘密走访调查，并要求当地派出所同行协助调查。
两天后，建国东路派出所传来调查结果：找到了与季秉权相似的人，目前住在建国东路某弄某号。
刘震东当即叫了两名侦查员，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去探路。
那人住在一幢小楼里，里面传来打麻将的声音，门虚掩着，一推就开。
刘震东率先走进去，只见一张八仙桌旁围着几个人，烟雾缭绕，都在聚精会神打麻将，其中一个戴眼镜、穿中山装的男子，还能是谁，正是警方通缉要犯季秉权！
季秉权很镇定，抬头看见刘震东三人进来，马上认出来了，勉强挤出一个笑脸喊道：“老刘！你来了。”
刘震东没有应声，左手放在后面，悄悄示意两名侦查员围上去。季秉权打着哈哈，刚要站起来，已被侦查员两人从背后揪住，干净利索地扣上了手铐。
被捕后，季秉权在警方确凿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交待了其参与谋害王孝和烈士的罪行。
当年，王孝和领导上海工会组织号召各地工人们，动不动就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声势之大，让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知道了。
季秉权与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派往上海电力公司，专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敌特分子万一，臭气相投，互相勾结利用，干下了大量破坏工人运动的坏事。
当时，万一接受上司秘密指令，必须要对王孝和下毒手，却绞尽脑汁也抓不到王孝和的把柄，不免每天长吁短叹，甚是烦躁。
有一次，万一再次外出借酒浇愁，恰好，季秉权也来到酒楼吃饭。两人于是凑在一起喝酒，秘密商议如何陷害王孝和的计划。
季秉权脑筋转得快，给万一出了一个坏主意：那王孝和在电机间工作，你们可以偷偷在发电机里放一些铁屑、回丝（碎纱）之类的东西，然后嫁祸给王孝和，说他破坏发电机，逮捕罪名不就有了吗？
万一回去后，采纳了季秉权的这一奸计，然后在国民党侦缉大队长洛鹏的帮助下，派警员埋伏在王孝和每天上班的路上，将他秘密逮捕，送上审判席并且处以死刑。
善恶终有报，谁也别想逃！1951年6月，季秉权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军管会最后的宣判书，无疑把季秉权的所有罪恶，全部都暴露了出来。
“季秉权系杨树浦一带的恶霸，曾任伪警察局杨树浦分局司法股长，一贯勾结各工厂把头及该区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群众无不恨之切骨。
一九四八年四月，季秉权竟然捏造事实，伪造情报，与陆匪京士之爪牙，共谋陷害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烈士，后又诬蔑工人群众的正义爱国运动，先后多次摧残工运，大肆逮捕先进工人及爱国人士，仅中纺十二厂遭其迫害者，即有十三人之多。
本市解放之际，又勾结流氓头子张某、毛某等，伪称系“上海政工队”，冒名劫收破坏。”
1951年6月，罪大恶极的季秉权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结束了他年仅三十八岁的丑恶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