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蒋介石授意麾下心腹仿照法西斯“黑衫党”,成立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组织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核定13名核心骨干,号称“13太保”。
这13人在当时可谓是呼风唤雨,权倾一时。
然而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倒台,13名骨干也走的走、散的散。
有人逃至台湾,延续了此等荣耀;有人归宿凄凉,惨死战场。
当然,也有人回头是岸,选择弥补自己的过错,并得到国家和人民的特赦,特务头子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国民党特务机关创始人——康泽康泽,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国民党特务系统领头人之一。
在蒋介石的统治集团中,康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深受老蒋倚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一位不可或缺的干将。
从黄埔毕业后,康泽经蒋介石推荐前往苏联深造,回国后就在老蒋身边做起了侍从参谋。
1932年,康泽奉命效仿法西斯党卫队、黑衫党,成立了特务机关中华复兴社,这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前身。
而后,康泽又先后带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军委别动队”、“壮丁队”等组织,意在争取青年群众,断绝中共的兵源。
康泽的行动对中共苏区威胁极大,杀害过不少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他也因此备受蒋介石的信任。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国民党大军的溃败,康泽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1948年1月,康泽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员,领兵驻防在襄樊地区。
出身黄埔军校的康泽,由于毕业后一直在政工单位工作,根本没有半点作战经验,这注定了襄樊地区的失守,也注定了康泽的落网。
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6纵和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发起对襄樊地区的进攻。
康泽坐镇襄阳,为守卫襄阳西南高地屏障,康泽曾耗费大半年时间在高地构筑近百处工事。
但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只会固守的康泽很快落入下风。
7月11日晚间,我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势,襄阳城外围重要据点被全部清除,交通线也被切断,唯一一条还能连接襄阳与外界的补给路线,也处于我军的火力压制范围内。
7月13日,康泽根据老蒋的指示,不断放弃高地残余据点,将兵力收缩至襄阳城区。
当天下午,随着西关据点的失守,康泽部彻底陷入绝境。
15日黄昏时分,我军打响了对襄阳城最后的攻坚战。
无数炮弹如雨点般倾泻至襄阳城国军阵地,康泽指挥所附近也被炮击炮击中,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不断出现将士出逃情况。
康泽心急如焚,只能打电话向老蒋求援,只可惜为时已晚。
16日上午,我军攻破襄阳城门,国民党军被清除一空。
身为老蒋“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更是成为瓮中之鳖,被我军活捉。
改过自新,回头是岸束手就擒后,康泽被押送至河北平山一个小山村关押。
这里建有一个俘虏收容所,专门看管、教化国民党被俘军官。
在这里,康泽整日忧心忡忡,心情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中。
他一直在忧虑,自己最后没有选择与襄阳城共存亡,而是被逼入绝境后举枪投降,这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认定他“不忠”,又是否会对他的妻儿老小不利?
然而事实是,国民党以为康泽在襄阳战役中早已战死。
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为此像发疯一样,在国民党内部到处找人哭诉,在国统区掀起轩然大波。
蒋介石只能答应为康泽召开追悼会,并授予他“壮烈成仁”的称号,此事才算慢慢平息下来。
另一边,康泽除了担心老蒋对自己的家人不利,也在忧虑共产党将会如何处置自己。
他深知,自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的鲜血。
共产党能饶过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吗?康泽心里没有底。
种种忧虑和担心,让康泽彻夜难眠、茶饭不思。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日常的伙食比看管人员还好,还有专门的医疗人员给他治伤,就连看守和审讯人员的态度也十分和蔼,这样的待遇令他不知所措。
同时,康泽在解放区看到了解放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爱戴。
过去,他自认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了如指掌”,与老蒋一样将中共视作“洪水猛兽”。
可一番简单的接触下来,康泽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他意识到解放军的善良、朴实,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康泽渐渐明悟了一些什么,并决定借此机会好好研究一下共产党,于是向看管人员提出想看《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书。
除了学习共产主义著作外,康泽也十分关注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
在广播和报纸中,康泽时刻关注着前线动向。
当听到国军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康泽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反思国民党。
至1948年9月,康泽已经彻底转变了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也认清了国民党黑暗腐朽的事实。
在与审讯人员的交谈中,康泽直言不讳的批评道:
“现在的国民党,早已丧失了三民主义精神和原则,失去了一开始的革命理想。蒋介石是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他好用权术,善于制造内部矛盾。今天分崩离析的局面,有一多半责任在于他自身。”
最后他感叹道:“从苏联留学回国至今,我已为国民党工作20年,回头想来一切都是泡影。从被俘虏到现在,我很惭愧,我将重新检讨自己、认识自己。”
自那以后,康泽开始在狱中撰写“自省录”。
这是他对自己前半生的一次全新认识,也是他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重要转折点。
被毛主席发言感动1949年5月,随着北平解放、国民党军的彻底溃败,康泽等人也从河北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监狱,在此改造服刑。
到了这里,康泽面对的是愈发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教育,这加速了他思想上的变化。
有一次,康泽与一位前来功德林展开史料调查的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事后他因此惴惴不安,担心迎来看管人员一顿猛批。
可令他感动的是,看管处的领导却在战犯会议上表态:“以后来了解资料的同志,态度尽量平和一些,不要动辄拍桌子、摔板凳。你又想从人家嘴里了解情况,还不给人好脸色,这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管理人员公开“点名”康泽:“今日康泽与工作人员的争吵,责任不在他,他不用写检讨书。”
坐在台下的康泽,再一次被共产党的以理服人所触动。
改造期间,战犯们有一项重要活动——外出参观学习。
1957年,康泽等人被带去武汉参观。
对比昔日国统期间奄奄一息、残破不堪的武汉城,现如今的武汉生机勃勃、井然有序,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个个情绪高涨、满脸笑容,这深深的触动了康泽的内心。
回到功德林后,他感慨的表示:“在事实和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共产党呢?”
1959年12月,功德林10名俘虏改造期满,拿到国务院的特赦令。
新中国对战犯们的特赦政策,让康泽看到了走出监狱、重新开启新人生的希望。
1963年4月9日,经过多年不懈的改造和表现,康泽终于成为第四批特赦战犯的一员。
当拿到特赦书的那一刻,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
出狱后的康泽,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投入至文史资料编写工作中。
同时,他开始关注新中国的发展,抓紧时间了解这些年外部世界的变化。
在读书看报时,康泽偶然看到了几年前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段发言。
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就反革命分子的处置问题指出:
“连康泽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只能得到一个杀俘虏的名声。不杀他们,给他们以生活和出路,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他们个人、对社会、对人民事业都有好处...”
毛主席的一席话,令康泽振聋发聩,他激动的近乎不省人事。
经此一事,康泽彻底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过错,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丑陋面目,从此愈发以满腔热诚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以切身付出弥补以前犯下的罪孽。
可惜的是,康泽在监狱外仅仅生活了4年时间。
1967年,康泽因旧疾复发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结语在人生的前半程,看着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痛恨的特务头子。
解放战争期间,罪孽深重的康泽沦为阶下囚。
以康泽曾经犯下的错误论处,处死他十次也不为过。
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为建设新中国、投身人民事业出力,才是最好的归宿。
只可惜,出狱后的康泽仅仅存活了4年时间。
但对于一位满身罪责的康泽来说,人生后半程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小便乱编,国军是司令官,可不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