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份，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当时军队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展开批判。就是在这场会议期间，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元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彭德怀主动向刘伯承发难，他称：“刘伯承犯下的教条主义错误，属于是明知故犯”，紧接着还抛出了更大的猛料，甚至向与会者宣布：“大家不要忘记，长征路上，就是他逼死了革命同志！”
这场激烈交锋的背后，隐藏了怎样不为人知的事件，刘伯承元帅又是否存在逼死同志的行为？
彭德怀口中被逼自尽的红军，叫做余天云，在当时被视为红军队伍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余云天牺牲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
在张国焘试图分裂红军的关键时刻，余天云在红四方面军大会上当面对张国焘进行怒斥。也因此，经历绥崇丹懋战役和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之后，余天云被张国焘软禁，随后又被贬至红军大学，此时红军大学担任校长的人，正是刘伯承。
结果，内心不满的余天云在上课期间，因顶撞教官遭到了校长刘伯承处罚，将其关禁闭以示惩戒。此后，由于余天云北上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乘坐担架渡江时落水身亡。
余天云的牺牲，让红军损失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此事也成为了刘伯承心中一个永久的痛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余天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1958年的当下，彭老总再度提出余天云的问题，无疑是对刘伯承的一次激烈冲击。因为，当年事发前，刘伯承正在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是余云天的直接上级。
熟悉军史党史的人都清楚知道，在1958年，解放军内部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浪潮。
当时，刘伯承元帅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校长，与当初的红军大学校长，属于是“同一体系工作”，由于在之前他极度推崇苏联军事管理模式，遭到了党内军内的批评。
于是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老总，作为军委的重要核心领导，率先发起了这场浪潮。在十大元帅的排名序列中，彭德怀位居第二，仅次于朱总司令。
刘伯承元帅排名第四，看似排名相差不多，但是二者之间在军中的威望与影响力，相差明显。
更有好事者传闻，彭总之所以要利用“反教条主义”向刘伯承元帅发难，就是因为二人历史上存在过节。
这种说法其实非常无知，也用心险恶。两位元帅围绕是否遵循苏联军事管理的争端，并不是简单的制度与技术争端，背后有着极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包括之后的经济建设阶段，都得到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的援助，因此，军事领域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从最开始的武器装备，战术训练，部队士兵的培养，到最后的典章制度，军服条令，也纷纷开始了全盘苏化的态势。这便形成了最初的教条主义的雏形。
假如仅仅是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经验，这种风潮其实并不能对国家主权独立以及国家安全造成损害。
但是很快毛主席就已经发现，国内教条主义的盛行，其实是苏联对我国的一次潜移默化的渗透掌控。
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新即位的赫鲁晓夫，并非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相反，此人在国际国内都展现出了自己作为实用主义甚至是霸权主义的雏形。
与我国打交道，赫鲁晓夫也不再是真心帮助，甚至已经不能算是平等的合作，而是苏联从上俯视的一种霸凌行为。
面对苏联的颐指气使，我国坚决秉承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两个亲密无间的战友国家，自此产生了细微的隔阂与矛盾，
这种矛盾随着苏联公然提出想要在我国境内旅顺等地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要求，彻底宣告爆发，中苏关系在同一时间开始走向了彻底的破裂。
反应最明显的就是军队层面。当时，彭老总和刘伯承元帅都是军队的高层领导，彭老总负责国防部、军委，刘伯承元帅以及萧克上将负责的军事院校、军队训练体系。
年轻时期的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苏军追求的大兵团、大纵深进攻或者防御战略。
因此，在他毕业之后回国面对红军的游击战争，很早之前就表现出了不适应的情况。然而事实也证明，红军时期与对手打正面战争，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便是走向失败。
当时的刘伯承，就驳斥过“游击主义”的文章，建国之后同样是注重向苏军学习的理念。
面对军事院校包括军队层面苏化极度严重的事实。这个时候，有人将举报信送到了国防部，矛头直指南京军事学院。举报信声称，南京军事学院苏联作风极度严重，官僚气息明显，此举正式拉开了军内反教条主义的导火索。
对于当年的这场风波，坊间有各种传闻，教条主义问题，是毛主席最先提出，最初的需要是为了目的是为了避免新中国沦为前苏联的仆从国家。
其实，毛主席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直是旗帜鲜明，并非是建国之后一时兴起，早在1930年革命早期，教员就已经最先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验主义盲目遵循理论、教条主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今天的角度审视当年的风波，反教条主义是对苏关系变化导致的一次重大转变，确保中国能够作为独立于苏联之外的一个大国地位。
所以，它不属于开国将帅之间个人恩怨的冲突，庸俗化将其视为开国将帅之间的倾轧，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更不可能得出真正客观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