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好讼之风的兴起，在宋代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众维权案件增多，官员执法压力增大，司法淹滞，效率低下，增加了民众维权的阻碍；维权之风兴起，加之宋代教育兴盛，帮助民众维权的讼师行业兴旺，还有部分无良讼师为了个人利益嗦讼；
为了达到维权目的，贿赂法官的事情也在增多，“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维权之风还促进了广大民众维护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的意识。
司法淹滞民间好讼之风兴起，维权案件增多，官吏对此焦头烂额。
北宋时期大多数地区都有民风好讼的记载，到了南宋时期，南宋十七路几乎每一路都有类似记录，“滞讼如山”，“方田讼牒纷如雨”，“受诉牒日数千纸”，维权之风更甚，加之有的案情复杂，以至于官员迟迟无法审判，司法淹滞现象由此产生。
宋人经常使用“淹滞”、“淹留”、“淹禁”等表示司法活动中的延迟现象，宋代政府对于审案和羁押都有时间规定，“民之犯罪至于重辟，勘结自有限日”，“禁系淹延”。
但是官吏能力不足、程序繁复、时限严格、当事人不断翻供等原因大大加重了宋代司法淹滞，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仁宗末年，凤翔一妇人与人通奸，按照宋律通奸罪最多徒二年，然而该妇人却在狱中被关押了四年，“凤翔妇与黄冠通奸，即妊不决，在禁中四年”，直至英宗即位大赦天下才被释放，当时已“妇生子，发满面，齿满口”。
类似这种长期羁押的司法淹滞在宋代并不少见，不仅维权民众会被羁押，为其作证之人也同样会被羁押，而宋代监狱也绝非什么好去处，“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在这样的地方百姓死于非命并不少见。
仁宗嘉佑年间的“曾均打杀阿黄公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事发直到四年六月“方始断遣”，前后一年有余，“在禁及在狱病患到家身死者十八人”，因此特加存恤，“乞下本军，应系经两次勾追照证，除系公人之外，特加存恤。其死亡之家，与免色役一次”。
未作奸犯科的百姓仅是为了维权或是作证就将枉死狱中，官吏还会避重就轻，“先以病申，名曰‘监医’，实则已死；名曰‘病死’，实则杀之”。
司法淹滞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富贵人家被羁押仍然衣食不缺，犯官甚至能够在家待审，百姓则不同，“一身久系，家为破散，瘦病饥寒，愁痛无告”，即使在狱中侥幸保住性命待到出狱之时亦不知家中境况如何。如前所述王元吉被诬案，其继母刘氏母弟在王元吉被羁押期间“欺隐王氏财物”。
理宗时期，百姓何存忠家人在其死后为了继承人而讼官，在此期间其家产“半为其女所抽拨，半为其出继之子黄康功所典卖，而所存无几矣”。
不仅如此，“盖证左之人多是它州商贾与村落农夫，或有老亲弱子别无它丁，必候其人营贩作业始可生活。
一遭禁系，动经岁月，其家啼饥号寒，遂挤沟壑，其身或苦疾病，因而瘐死，无罪陨命，深为可悯”，作证之人多是商贩或是农夫或是家中没有旁人可谋生，“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踬难逃，身既被囚，数口之饥寒孰给？所谓破家县令，皆是之类”。
一旦遇到司法淹滞，被长期羁押，家中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乃至家破人亡。
为了整治司法淹滞，宋代政府可谓是下了大力气，虽然有所见效，但是有时治理司法淹滞的手段最后却成为了司法淹滞的成因之一。
讼师行业兴旺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民间田宅等财产的流转速度加快，百姓的维权案例变多，士人、商户、农民、技工、师巫、牙侩、舡艄、伎乐、僮仆，连人们印象中清心寡欲的僧道亦不可避免与人争讼，讼师行业和讼学由此兴盛起来。
不仅江西一地，几乎各地都有关于多讼的记载，莱州“民性愎戾而好讼斗”；
高密县“俗尚嚣讼”；京兆府“持词而求诉者肩相摩乎其门”；扬州“争讼界至，无日无之”；等等，诉讼手段之多，诉讼范围之光为历代罕见。
尤其在江南地区，“乃相扇炽，构讼成狱，自以为能”。
士大夫认为百姓本是良善之人，“斯民之生，未尝无良心也，其所以陷溺其良心，不好德而好讼者，盖亦刀笔之习相师成风”，维权乘风成风全因讼师唆使，“以唆教作生涯，以胁持立门户”的讼师令士大夫由衷厌恶。
而民众在诉讼过程中为了维权表现出的争夺、欺凌、殴斗、诋毁亦令士大夫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