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病逝，西花厅失去了女主人。

7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人群中，众人见到了一位“很特别”的老太太。

她是拄着拐杖来的，满头银发。工作人员看她行走困难，马上拿着轮椅过来，扶她坐好，然后把她缓缓地推进了告别室。从现场发生的这一幕来看，老太太的身份应该是不简单的，但绝大多数记者又都根本不认识她。

为了给大家解惑，邓颖超生前的保健护士郑淑芸，轻声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她是一位能干的老板娘！这可是大姐生前亲口对我说过的！”

大姐，指的就是邓颖超。

邓颖超

一时间，大家对这位老太太充满了敬意。不久，随着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她的真实身份被揭开。她的名字叫：周宗琼。

有人说，她是民国时期山城重庆“最勇”的女老板；

有人说，她是山城商界“奇女子”。

当记者问起她关于钱的事时，老太太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人说我们党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段尘封的历史，一个山城姑娘的选择。

周宗琼，1910年出生于重庆江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虽然家境一般，但父母对她极为看重，让她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21岁那年，周宗琼考上了北平女子第一高中。

毕业后，为照顾家人，她回到江津，如愿进入江津小学教书。此后，因为表现良好，仅仅过了两年，她就当上了学校校长。

彼时，一个姑娘家家能靠自己考到北平去读书，还能当上校长，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周家全族，都以她为傲。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才当上校长没多久，她就出事了。

一天，周宗琼从学校下班回家的路上，见到了一桩不平事：

一位女工被富少迫害致死，事实清晰明了，也有不少人能作证。女工的家人们希望警方能出来主持公道，但警方却与行凶富人家勾结，找各种理由搪塞敷衍。可怜那家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忍气吞声。

周宗琼哪里见得了这个，马上带着他们向警方讨公道。警方理亏，自然论不过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她关了起来，还给她治了个“妨碍公务”的罪名。

这件事，在江津闹得挺大。当地大量民主人士听说此事后，纷纷声援周宗琼，还有数家有良知的媒体记者登文，痛斥当局。最后，警方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让步，放了周宗琼。

因为这件事，周宗琼在当地进步人士圈子里，成了一面旗帜。然而，这也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她失去了校长的职务，就连在教育界都完全待不下去了。

就这样，这位本来前途无限的教育界新星，成了一个失业青年。时代如此，悲也！在经过一番苦苦挣扎后，周宗琼离开江津，进了重庆天成厂，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周宗琼

这一年是1936年，周宗琼26岁。

为了生活下去，周宗琼很努力。毕竟，怨天尤人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改变不了。很快，优秀的她便吸引了一位优秀男青年的注意，此人名叫：任宗德。

任宗德和周宗琼同岁，1910出生于乐山。比起周宗琼家，开客栈的任家要稍稍富裕一些。任宗德从小也受了极好的教育，也曾到北平读书。毕业后，任宗德回到重庆，准备好好干实业。为了积累经验，他也进了重庆天成厂。

在厂里，两个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互相被对方吸引。他们谈论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个人的命运，当然，他们也时常谈一个重要话题：如何赚更多的钱。很快，两人便成婚了。

两年后，夫妻俩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当时天成厂因经营不善破产。夫妻俩一合计，反正他们也了解生产，手上又有点儿闲钱，不如买下厂里的设备，带着工人们自谋生路。就这样，两人把手上的钱凑了凑，开始进军商界。

生逢乱世，想做好生意，何其艰难！

不过，对周宗琼和任宗德来说，一切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两人都极有学识，方方面面的事总能处理得很好，慢慢生意也就步入正轨。很快，夫妻俩在重庆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

夫妻俩觉得，就他们自己住多少有些浪费，便打算把其中一些房间拿来出租。结果，这招租信息一发出去，就来了两波很特殊的租客：

这第一波租客，来的是国民党当局一个集团军的代表。

他们不是重庆的驻军，为了与重庆政府联络方便，便打算在当地开一个办事处。结果官员找来找去，觉得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房子样式，周宗琼家这房子都很合适。

因为早年与当局警方的事，周宗琼对国民党一向没啥好感。但很显然，这个事不是她和丈夫这样的小商人能拒绝的。于是，在对方变着法的逼迫下，他们只能同意把二楼租给这些人。

这第二波租客，则是周恩来派来的。

只能说，当时重庆的楼房太少了。那天，周宗琼的老同学冉琴舫突然来找她。因为关系极好，又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冉琴舫也没瞒着周宗琼，直接说：

“中共已经和国民党商量好了，《新华日报》可以在重庆继续公开发行了。现在急需在重庆租一间大点的房子，作为报社的门市部，我看你家这一楼就很合适。”

重庆化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总馆

很显然，冉琴舫是我党的人。听到老同学这样说，周宗琼一开始其实是拒绝的，她表示：

“我楼上已经租给国民党的一个集团军办事处了，现在楼下若再住共产党的人，会不方便吧？”

周宗琼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她很清楚国民党其实是处处为难我军的。她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无论如何都不会冒险租她的房子，毕竟这相当于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工作。

谁知，很快她就收到回信：租！

当时的周宗琼，并不知道拍板做这个决定的是谁，也不知道中共为何要这么做。多年后，已经年迈的她再谈起这件事，仍然非常服气。

事实上，敢拍这个板的人是：周恩来。

《新华日报》由周恩来等人亲自创办，对我军有多么重要自不用多说。自1938年以来，为了让它顺利“生存”下去，周恩来等人与敌人是斗智斗勇。此次，《新华日报》得以重新发行，周恩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就这样，《新华日报》和国军一个集团军的代表们，就有了同一个房东。

作为一个生意人，周宗琼无疑是精明的。在看人方面，她一向很准。很快，她就发现了共产党人的不一样之处：

其一，这《新华日报》的经理及其夫人，是真能吃苦！

报社的经理叫熊瑾玎，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的夫人叫朱端绶，是个年轻干练的女子。平日里，两人在报社忙前忙后。到了晚上，他们就住在报社营业部里，连一个正式的床位都没有，就在营业部打个地铺就凑合了。

熊瑾玎、朱端绶夫妇

成天这样朝夕相处着，同样是女子，身为房东的周宗琼越看越觉得朱端绶不容易。于是，她索性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了这对夫妻。

其二，周宗琼发现，报社里的这些年轻人跟她认识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这些年轻人，每个都很有干劲。营业部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从他们脸上，周宗琼仿佛找到了数年前的自己。

一来二去，周宗琼自然而然就跟他们都成了朋友。大家伙对她的称谓，也从一开始的“房东太太”，变成了“周大姐”。

本来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为何最后又会欠周宗琼那么多钱呢？此事，得从当时我党经费困难的现状开始说起。

193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遇到了巨大的资金问题。一时间，不止是南方局日常的工作很难维系，《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也遇到了困难。于是，周恩来想到咱们要在重庆创办一些实业。

但很显然，如果以我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干这件事，必然会在办许可证件等诸多环节上受到当局限制。于是，报社经理熊瑾玎想了个办法，他找到了周宗琼和任宗德夫妇，希望他们能出面办一家酒精厂。

夫妻俩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由周宗琼担任厂长。有了他们的鼎力相助，再加上我党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这家酒精厂办得极为成功。一时间，不但《新华日报》的经费问题解决了，还有余钱给到南方局。

从那时候起，在南方局地下组织中，周宗琼的“老板娘”之名就叫开了。不少刚到重庆参加地下工作的特工，都会收到一笔“经费”，他们的上线会告诉他们：省着点用，“老板娘”那边给过来的。

在烽火年代，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笔“经费”，对于那些地下工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对周宗琼来说，这些日常开销她都能早早地准备，真正困难的是面对突发情况。

比如，1945年的一天，周宗琼就遇到了一件挺棘手的事。

1945年的重庆

当时，日本人已经投降，国军开始有计划地“清除”我军在各处的地下组织。一时间，一批又一批的红色特工被他们“挖”了出来。这些人里，有40多位辗转来到了重庆。

然而，重庆也并非安全之地。咱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位王牌特工传出信来：“国军已经得知了这40多人的行踪，马上要采取行动了！”

把这40多人顺利地转移出去，其实就是在和死神赛跑。以前一个个转移都不容易，现在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且一下子就是40多个，谈何容易！为了实现这一点，重庆地下交通线全部运作了起来，方方面面的特工都开始配合。

但就在方案都准备好了后，大家发现：打点各个关卡、动用各种交通工具，都是要钱的。但当时的地下组织，真的拿不出来。没办法，他们找到了周宗琼。

一开始，大伙儿以为酒精厂能帮上点忙，但无奈季节不对，无货可卖。我军派来的代表坐在客厅愁得直叹气，周宗琼则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丈夫任宗德更是急得直抽烟。

突然，周宗琼一拍桌子，把管家叫来，说了句：“看看咱们家货仓还有啥，但凡能卖的，不考虑成本，全部出手！”这些，是他们家最后的家底。

因为太着急出手，最后这些货成交的价格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商界同仁们不知道情况，都纳闷：“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女老板，咋突然犯了傻！”有了这笔钱，我军40多名同志安全地从各条线顺利转移，无一人落入敌人之手。

读到这里，或许大家就会明白，为何说我党欠了周宗琼几千两黄金。事实上，从30年代当上《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房东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周宗琼付出了多少，她当时自己都不清楚。还是和她直接接触的我党骨干们，大概记了一下。

对周宗琼两口子来说，这些都是小事。真正让他们觉得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是和周恩来的第一次相见。

一直以来，周恩来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平时，夫妻俩经常听到身边的特工们说：“周副主席可了不得，当年咱们中央特科就是他一手创立的！”日子久了，夫妻俩对周恩来特别好奇。

1944年春日的一天，《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突然通知周宗琼：“有一位重要人物要来看你们！”当时，她也不知道此人是谁，但听熊瑾玎的语气，她觉得此人肯定非常重要。

于是，她和丈夫早早地准备好，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赶紧回家，准备迎接。果然，到了傍晚，一个穿着风衣的中年男子走进了院子。一见面，他就握着夫妇俩的手，说：

“熊老板早已向我介绍过你们，咱们算是老朋友了！我来感谢你们！来迟了，请多多见谅，多多见谅！”

周恩来

周宗琼和家人们早就在报纸上，见过周恩来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他，赶紧招呼他坐下。此后，周恩来和他们一家聊开了。

席间，周恩来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二字。让周宗琼想不到的是，连她父母护送地下党过关卡的事，周恩来都一清二楚。而且，还当着大伙儿的面对把二老狠狠地夸了一通，乐得两位老人合不拢嘴。

周宗琼4岁的女儿，见大人们这么高兴，也过来凑热闹，来到周恩来身边，瞧了又瞧。周恩来把孩子抱起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孩子说自己叫“任时来”，结果周恩来便和她开起玩笑，说：

“你这个名字和我有一个字相同，如果你和妈妈姓，就有两个字和我相同。”

周恩来说这话，本来只是逗孩子玩。结果没想到，周宗琼和丈夫一合计：从此家里的6个孩子，全部跟母亲姓，全部姓周。后来这件事，也成了一段趣谈。

日本鬼子被打走后，周宗琼家的生意越做越好。此后，他们夫妇俩的名字，出现在了很多地方。资助民主人士办报、资助拍《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凡是这些事，夫妻俩拿钱出来都不皱一下眉。

全国解放后，对于早年付出的一切，党内的同志曾多次找过周宗琼，要和她协商如何“还钱”，但她什么都不肯要。在她看来，没什么好算的，一切都是她自愿。而且，她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祖国不会忘记这位女老板。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安排在国家水利部工作。此后，她一直兢兢业业，直到离休。

因为晚年极其低调，社会各界知道周宗琼的人不多。但邓颖超是知道的，早年她曾在去重庆开会时，见过周宗琼。而且，从周恩来那里，邓颖超也听说过不少这位女老板的事。因此，邓颖超生前曾特意跟保健护士说过：“她是一位能干的老板娘！”

1996年5月2日，周宗琼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在她的灵前，挂着这样一副挽联：

巾帼英雄谁与比，山城当呼宗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