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事·人物记·我的同学·3·“变了”

我们·八十年代

“变了”是我高中同学，在高中，我们俩同班三年。

“变了”个儿高，身高在一米七五以上，略微有点儿“佝偻腰”，尖下领儿，眼光仁意、慈和，透着笑，却有点儿傲视人，玩儿世不恭。我的个儿，在教室排座儿总是在第一排女同学的后一排，“变了”在最后排，本来应该接触少，但知不道从啥时候儿、因为啥，我们俩好了起来。升入高二以后，一位原在五班的同学跟我们一块儿分到文班儿，很快和我们交好，我们仨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那时候儿香港的流行文化儿已经传到俺城，小青年儿时兴儿留长头发穿花儿衬衫儿、筒儿裤、喇叭裤儿。但学校不让穿喇叭裤儿，却不禁止花儿衬衫儿、筒儿裤，一些爱赶时辈儿、家里条件儿好的学生就买了花儿衬衫儿、筒儿裤穿，我们班一位男同学穿衣裳比较激进，常年上身穿花衬衫儿、下身穿一条浅黄色儿兜屁股、略有喇叭口儿的裤子，成为学校一景儿，也常招来女同学异样的眼光儿。

“变了”家里条件儿好，买了花衬衫儿，我们家儿穷，买不起，“变了”就把衬衣儿送给我，他再买。但他的衬衣儿比我的身子大一套，我只得把衬衣儿下摆掖在腰里、卷起袄袖儿穿。现在想来，我上身儿穿大一套的花衬衫儿，卷着袄袖儿，下身儿穿大姐给做的庄稼裤子，脚穿家儿做的松紧布儿封口儿的布儿鞋，实在不伦不类，但当时却觉着美得了不得。

那时候儿我们住校，周一到周五下午上三节课，第四节课外活动，星期六前响儿上半天课，后响儿上自习，星期天儿休息。课外活动或星期天儿，我们上街上玩儿。有同学回忆，那时候儿我们穿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头发有嗓儿没音儿地高声唱着《外婆的澎湖湾》、《我的中国心》等流行歌儿曲，“横着膀子走道儿”;我个儿比“变了”忒多，还偏爱搭着“变了”的肩膀儿，“勾肩搭背”，“忒招风！”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这副做派给已个儿招儿来了“祸事”。一天晚饭前我们在外头玩儿够了回学校，走过教育局南墙外头的十字路口儿，快到学校的时候儿，身后忽然传来赵校长的喝声：“你们几个住下！”

我们愣然回头，迎着赵校长站住，心里琢磨：“坏咧，这回可得挨整！”

赵校长是正校长，平时脸儿总是沉着，没看着过笑，这会儿更显得严厉：“你们是哪个班的？干啥去着?"

我们小心地回答：“高三六班的，出去玩儿了会儿。”

“玩儿去这么着走道儿干啥？留这么长的头发，赶紧剃溜去。下回再看着头发这么长不中啊！”

我们赶紧鸡鹐米似地点头儿：“中中中！”

“去吧！”赵校长放过我们，让我们走，但我们哪儿敢先走，蹑过一边儿，等着校长先走。看着校长走出老远，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对哈哈大笑：“好险呐！这要是校长让咱们去找班主任可咋整？！”

但我的头发却一直没剃。那时候儿的我少年心性，一是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儿，“头不可动”，觉着让别人摩掌己个儿的脑袋是极大的耻辱，懒得剃；二是在操场打球儿、跑步，跑起来长头发在耳头边儿“唰唰”响，感觉忒好不想剃，而且有一种侥幸心理儿，全校干数儿来的学生，校长哪儿能记住我还能碰上。

然而，世事往往出人意料，我竟真的又让赵校长碰上了。

高三下半年儿开学不久，为保证升学率，县里组织高考前的“预选”，除了一中的学生，“预选”通不过不能参加高考。考试结束，我跟几位同学上贴着榜单的一间办公室看成绩，正在我们嘻嘻哈哈、连打带闹地找各自的名字的时候儿，赵校长威严地慢慢儿走了进来。我们赶紧止住声儿，面对校长挺直身板儿站好。

令我没想到的是，校长竟然还认得我，沉着脸儿问我：“头发咋还没剃吧？”我不敢吭声儿，一声儿不吱。

校长又问：“你叫啥名儿嘞？”

我说了名字。

校长看看我：“哦，你就是 xxx吔？考得不错！”

我诚惶诚恐，还是一声儿不吱。赵校长没再说啥，转了一圈儿走了。

我的母校·河北省滦南县第一中学

我在遵规守纪上从来不是好学生，但进入高三以后学习成绩不断攀升，上学期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十，因为当时一个年级只有一个文科儿班儿，也就是年级第十，曾“滥等充数儿”，跟另外5个理科儿班儿全部一百五六十名同学里的前十名在全校表彰大会上上台领奖，“预选”得了505分儿，位列全班第五，或许赵校长有所耳闻，对我有所包容吧！

上班儿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赵校长有过一点儿接触，赵校长也还记得我。我一直把跟赵校长的这点儿交集看成我跟母校、跟赵校长难得的一份儿师生缘。

高三一年，我的成绩一路儿向好，“变了”也一样儿。高二期末考试，我排全班倒数第十，他排倒数第十二，高考我考了468分儿，他考了468.5分，我考上河北大学，他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的法律系。

上了大学，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我和“变了”的关系却一如过往地亲密，时间不长就互相写信，说说己个儿的情况，关心关心对方。

“变了”老家在滦南县的西南部，“七狼八狗六虎头”即7个以姓氏加“狼坨”、8个以姓氏加“狗庄儿”、6个以姓氏加“虎头”命名的村庄之一，上高中的时候儿我和从五班来的同学去过。他家住的也是庄稼当院儿，三间平房，但屋儿里拾掇得程明瓦亮，干净利索，尤其北墙下的躺柜上摆着一部手摇电话儿，在那时候儿更显得出奇。后来我知道，他的父亲在界壁儿县工作，当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是很大、很重要的官儿，才配了电话儿。上大学的时候儿，他家搬到界壁儿县县城，我跟那位同学也去过，那时候儿他们家儿住进了三间公房，他的父亲已经升任县政协副主席。

1989年我们大学毕业，我回了倴城，“变了”到界壁儿县法院上班儿，各忙各的，我们的联系少了，只是偶尔打打电话儿。两三年后，“变了”忽然给我打电话儿，说明儿个要来倴城办案，想就便儿看看我和五班来的那位同学。

我非常激动，非常欢喜。从大学毕业以来，我们已经有三四年没见面儿了，很多时候儿都挺想他，现在终于能见一面儿，真觉着“解渴儿”。放下电话儿，我赶紧联系了那位同学。

第二天，我会那位同学早早儿忙完手头儿的工作，骑了挺远的车子到城东，在离他办案的地方儿跟前儿找了一家儿小饭店儿，订了雅间儿，然后到他办案的地方儿等他，等他办完事儿，把他和同来的当事人接到饭店。

然而，让我们俩想不到的是，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儿，而且变化是如此之大。在饭桌儿上，几句见面儿的问候之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说他办案的权力有多大，当事人如何拿他当“爷”待，一副权势无边、高高在上的样儿。我跟那位同学插不上嘴，只能在他停顿的时候儿劝他喝酒、吃菜，一顿饭吃下来，没听到他一句对我们的想念之词，没觉出一点儿思念之意。

酒足饭饱，“变了”坐上当时还很少见、当事人开儿来的轿车，绝尘而去。我跟那位同学对望一眼，不约而同地说：“这小子，咋变这样儿咧？往后别搭抻他！”我们的友谊从此戛然而止。

几十年过去，对于和“变了”分手，我有时候儿不免后悔：当时我们忒年轻，“不知人事儿”，在心里把同学、哥儿们的情义看得忒重，容不得一点儿伤害、玷污，对人对事儿也忒欠包容;“变了”刚进入社会，在法院那样能予夺人的财产、自由儿的单位上班儿，又有老人家打下的“底儿”，难免受人抬哄，飘飘然，如果不是为人、品质出现纯粹坏的变化，对我们的友谊，又能造成啥伤害？

而且，步入社会几十年，在与“变了”分手之后，我见过、经过的人的变化又有多少比他还大、大得多，友谊的破裂比他和我们更剧烈、彻底。面对这一切，我也多次想起小时候儿看过的电影儿《大浪淘沙》。电影儿里说的是4位青年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在时代、岁月的变迁中各奔前程，反目为仇、生死相决的故事。在和平年代，人的变化当然不会像电影儿里那么急剧，也很少多年的朋友像电影儿里一样拔刀相向，生死争斗，但变，却是常见的、必然的，能够保持长久、维持一生的友谊，更是难得。所以，人们才把人与人之间始终不变的友谊看得那么重，对真正的友谊那样不吝歌颂。

但无论如何，经过这么些年，我和“变了”的情义是找不回来了。这是对我、我想也是对他的深深伤害。

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