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台湾，台糖与台电、中油、台水并称为4大公营事业，不过，今天的台糖公司已光辉不再，已不是靠糖业生存，渐渐向多元化发展。除了糖厂，台糖也发展畜牧业、旅馆、甚至还搞起抗生素药厂。
今天，细说一下台湾糖业的百年兴衰吧！
台湾糖，曾有一段甜甜的记忆
收藏于中研院历史所的《番社采风图——糖廍》
糖，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百多年来，“台湾糖”曾有一段甜甜的记忆，台湾制糖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曾有重要的贡献。
在1970年代，当时国际糖价创下历史高价，台湾的制糖业也一度创下前所未有的盈余，甚至协助其他区域振兴糖业、兴建糖厂、改良技术，生产和外销均欣欣向荣，但随后台湾糖业也从巅峰滑落，一步步走向没落，到如今，台糖公司虽为4大公营事业之一，但糖产业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制糖的主要原料，通常是高寒地区的甜菜和热带及亚热带的甘蔗，台湾自然是以甘蔗为制糖原料。充沛的雨量，加上高温潮湿、土地肥沃，特别是适合甘蔗的种植。也许有人会问，台湾最早是什么时候种植甘蔗？《岛夷志略》是元代地理学家、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写的，他是江西南昌人，他在书中记载“琉球人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于是，史学界判定，当时台湾就有种植甘蔗了。
台南萧垅文化园的“佳里糖厂”
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后，在“巴达维亚城日记”里有记载“萧垅社产甘蔗”。萧垅社，即今天台南市佳里一带，早年是平埔族人聚居地。当时，荷兰人在得知台湾适宜甘蔗种植后，看到“商机”，于是就鼓励种植甘蔗制糖，并外销日本、波斯（伊朗）、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等地。
在“国姓爷”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曾爆发台湾史上著名的“郭怀一抗荷”事件，当时就是来自汉族的农民不满荷兰侵略者的严重课税及高压统治，苦不堪言，而举行的反侵略运动。在荷兰人眼里，那些农民就像“酿蜜的工蜂”，可以无羞耻地榨取。1661年，郑成功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随着屯田垦荒的推动，早期为了解决军队缺粮问题，蔗糖产量一度下降。
后来，郑成功政权为了赚取制造武器原料铜、铁的资金，不断改进种植及榨糖技术；据记载，当时，台湾糖年出口量每年可达18000吨，在对外贸易占比相当可观。后来，清政府管理台湾后，对糖业采取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放任自由政策，全台各地出现了许多制糖场所“糖廍”，但有80%是在台南。在清朝统治时期，由于官府干预不多，台湾糖在开港后“如虎添翼”，达到一个巅峰。
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始长达50年屈辱的殖民历史。今天位于台南佳里的“萧垅文化园”，就是以前的萧垅老糖厂仓库群改造而来。萧垅糖厂创办于1905年，于1908年开始制糖，是台湾第一座新式糖厂，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开办，后来更名为“佳里糖厂”。1998年，因糖业没落，台糖公司将糖厂关闭，后于2005年活化老糖厂仓库，改造为一处艺术文化园区。
从一战到二战时期，糖曾是一种战略物资，在华人世界也催生了几个“糖王”，比如祖籍福建厦门同安灌口黄巷村的印尼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祖籍福建泉州南安的黄奕住的日兴行，还有郭锦茂（锦茂栈）与张盛隆（昌隆栈），被称为爪哇四大糖商，也称为“四大糖王”，他们最兴盛的时候，可称得上富可敌国。此外，建设香港北角、祖籍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桥头村寮东社的郭春秧，也是富裕一手的糖王。
云林北港糖厂停靠的蒸汽火车头（1934年制造）
反观台湾这边，虽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但台湾仅有民间的糖业巨子，却产生不了“糖王”，这与日本殖民统治与掠夺不无关系。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制糖业主要把控在日本人的手中，本土人即便有参与，空间也是有限的。
当时，日本人开办的株式会社，控管着台湾甘蔗原料及收购价格，台湾人当年有句民间俚语“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秤”，反映了那时不公平的现象。有些人也许会问，当时台湾糖业在全球地位如何？《一波说》举个1939年的数据，当时台湾制糖主要外销，糖年产量达到140万吨，居世界第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蒋介石当局接管台湾后，成立了国有企业“台糖”（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接管了殖民时期日本人开办的四大株式会社以及其余糖厂。进入五六十年代后，台湾经济开始起步，但由于国际糖价低迷，且当时台湾农业也主要侧重于保证粮食类供应，台湾糖业发展开始没落，无论是外销还是生产均无法重现昔日荣景。
今天的台糖，单靠制糖业是无法生存的，只好另辟多元化路径，至于一些旧糖厂，有部分活化为艺术文化园，有的转为旅店业，此外台糖也投资制药等产业。
一百多年来，台湾糖业发生了许多剧变，犹如“阴晴圆缺”，虽有曾经的一枝独秀之荣景，但终究还是陷入了停滞。不管怎么说，台湾糖的发展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台湾每一个时代的背景与轨迹，在甜甜的记忆中，有这片土地上人们一段刻苦耐劳的光阴故事，历史的苦难也不能忘却。
从台湾糖赚到大钱的那几个富豪
辜显荣（1866-1937）
台湾糖年产量最高的时段，主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二战期间日据时代，在同一个时代里，出现了日治时代的台湾五大家族，即板桥林家、鹿港辜家、雾峰林家、基隆颜家、高雄陈家；我们不妨看一下，五大家族里谁从台湾糖业赚了大把大把的钱？
台湾民间流传一句话：“你不是辜显荣，我不是廖添丁。”这里说的是辜显荣在日据时期因引日军入台北城，不义而附日、不义而显贵的故事；而廖添丁是藐视日本人和附日富人、仗义劫富济贫的“义贼”。
辜显荣，彰化鹿港人，其父亲辜琴早逝，由母亲薛面抚养长大，他最为人熟知的是，引领日军入侵台北城，从此备受台湾“总督府”重视。1900年，他任全台官卖盐商组会长，并从事樟脑、糖业的投资及买卖。1937年，辜显荣死在日本东京，他的儿子最有名的是辜振甫、辜显荣，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由此看来，让鹿港辜家发迹的不外是二大物资，一是盐业，二是糖业，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
《一波说》发现，在1902年，辜显荣就在鹿港、员林、云林等地开垦荒地，辟为甘蔗田，并在鹿港设立制糖机械工厂，最高峰时工厂达18间，每间工厂可产糖80-120吨，让他赚取无数的财富。后来，日本人不让他独享甘甜，包括三井、三菱、铃木等多家财阀也跻身台湾糖业；辜显荣就变通一下，将部分糖厂卖给大日本制糖公司，但他并未就此放弃。1920年，辜显荣投资200万元创办大和制糖株式会社，并亲任社长，不过，次年就被日本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兼并，他转任会社监察人。
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
与日本人关心交好的板桥林家，早于1909年就创办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并由林平侯曾孙林鹤年任社长、林尔康长子林熊征任副社长，所辖甘蔗田主要在员林、北斗两地；1925年，由于会社所订的价格过低，遂引发农民反对强力割取的“二林事件”。
此后，该制糖株式会社被日本人控制的盐水制糖株式会社合并。
至于雾峰林家，只能说起家族曾经浅尝过糖的滋味，靠糖业赚得利润不是特别多。史料显示，与领导台湾民族运动的林献堂这一支相比，其兄弟林烈堂是日据时期活跃于政经界的人物之一，与日本人相处关系不错，曾出任台中制糖株式会社社长等职务。
基隆颜家，被称为“炭王金霸”，靠开采金矿、煤矿发迹，是日据时代台湾五大家族唯一与糖业“绝缘”的家族。至于高雄陈家，其灵魂人物陈中和是南台湾糖业之霸主，他还入伙日本人创办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在台湾糖业最兴盛时期，他成了南台湾首富，是五大家族中因糖而发迹的一家。
位于台南民权路二段的陈北学“新瑞和号”现址
说起台湾糖业，不得不提及一人，那就是在日本横滨经商砂糖的一代糖业巨子陈北学。今天，台南民权路二段有一处房产，就是陈北学开设的布店“新瑞和号”所在之处，此人在台湾砂糖产业历史曾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陈北学是清末打狗（高雄）巨富陈福谦之胞弟。陈福谦，出生于凤山县苓雅寮，祖籍今天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早期从事米业，设有著名商号“顺和号”，主要从事蔗糖的贩卖，还建有糖厂，是打狗一带的糖业巨亨。他后来委托在高雄陈家发迹的灵魂人物陈中和到日本横滨创办从事砂糖贸易的顺和栈，也为后来高雄陈家奠定了台湾砂糖外销日本之地位。换句话说，若没有陈福谦家族，就没有后来五大家族之一高雄陈家的崛起，在陈中和成为南台湾首富之前，陈福谦是打狗一带最富有的人。
史料记载，在晚清的台湾砂糖贸易中，糖外销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安平港出口的大多输往大陆，而从打狗港（高雄）出口的多是外销到日本。靠着经营砂糖贸易，陈福谦在大陆和日本横滨均设立分支机构。
陈北学（1840-1908），字悦周，在兄长陈福谦在49岁那年过世后，家族产业多半由他承接，后来在砂糖贸易上丝毫不逊色于其兄，并成为一代糖业巨子。清光绪十三年（1887），陈氏两房拆分家业，陈北学在分家后第一宗投资，就是参与创办和兴公司，从事海峡两岸、中国香港、以及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外销砂糖，此外也兼营与港务相关的生意。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陈北学不肯受日本人统治，举家离开台湾，迁往祖籍地厦门。据说，当年他携带的白银多达60多万两。此后的1900年，他回迁台湾，其财力也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重视，但随着高雄陈家之崛起，其在台湾砂糖贸易的地位再也无法与往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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