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的东北地区，一向被清廷视为“龙兴之地”，地位非常特殊。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对东北一带实行“封禁政策”，以阻止、限制关内的农民、手工业者向关外迁徙。自封禁政策实施以来，封禁和反封禁始终贯穿其中，随着全国形势变化曲折起伏，对东北的开发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就来说说清代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话说在顺治元年四月清军入关后，大批八旗将士及其家眷大部分入关，使本就人口稀薄的东北地区更为空旷荒凉，让饱受30年明清战争摧残的东北地区更加雪上加霜，经济衰弱、民力缺乏的的问题十分严重，在清廷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在其奏疏中就反映东北民生凋敝的事实，“河东、河西之朝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等情。在外国传教士南怀仁随康熙帝东巡之时，写下了《鞑靼旅行记》，在书中亦云：在辽东，村镇全已荒废。残垣断壁、瓦砾狼藉，连续不断。两相印证，可谓不诬。

《皇清奏议》

《鞑靼旅行记》

而清朝统治者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于是在顺治十年出台了《辽东招民垦荒令》，招徕汉民到辽东耕种，并对执行政策得力的士人，直接授予官位，并对迁徙辽东的百姓给地、给牛、给种子，这力度确实很大。

《〈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十》：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先将姓名数目册报户部，领出山海关交与辽东府县騐收，给印文，赴吏兵二部选职。

康熙朝《大清会典》

在这一优惠政策激励下，直隶、山东百姓穷困者纷纷迁徙到关外耕种，直到康熙二年，还有“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的谕令。在这一时期，因为招徕得力的官员受到嘉奖者也是很多。如顺治十一年二月，“盛京猎户李百总，收养山海关内贫民四百余口”，被顺治帝嘉奖，“赏衣服鞍马”。更为罕见的是，同年五月，辽阳知县陈达德病故，因为他生前招徕百姓众多加之为官不错，竟然让其儿子陈瞻远直接“继父官”。

《清世祖实录》

而以康熙七年为分水岭，“辽东招民授官例，永著停止”，清廷对东北的政策从开放走向保守，开始使用验票记档的方法限制关内百姓出关，“凡出关者，旗人须本旗固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则呈请兵部，或随便印官衙门起汉文票”。康熙中期，限制政策愈发严厉，直隶往盛京的商人，必须有当地府州县写着往回程日月的印文，边吏验看之后才能出关，如果逾期，“亦不准贸易，即行逐回”。康熙三十四年，更是称“内地民人，不许在边外居住，如有私出边外居住者，查出将守口旗员一并严加治罪”。

《清会典事例》

之所以清朝统治者做出了限制乃至封禁的考量，根本原因是随着大量的关内移民，东北地区汉族人口越来越多，垦殖土地也逐年扩大，清廷担心对旗人的生计产生了影响，因为在康熙七年前后，清廷已经开始为旗人选择除关内的生计基地，其龙兴之地东北自然是首选。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八年，清朝对山海关至开原的土地进行丈量，丈出可耕地5484155晌，其中4605380晌确定为旗地，878775晌确定为民地，旗地占到了84%，这些旗地是明面上是不准民人占种的（但不少旗人还会雇佣民人干活，这就另说了），所谓“盛京田地，关系旗人生计，最为紧要”，再加上汉文化对东北满族的传统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出于经济、文化上的原因，清廷对东北走向了封禁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康熙、雍正时期，清朝的封禁重点是吉林、黑龙江，对盛京的态度还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由于开发较早，相对于吉黑两省来说民地较多，另外一方面旗人也需要民人来耕种旗地，既不能像边外那样全盘封禁，也不想让民人自由出入，因而只实行限制政策。

《清圣祖实录》

康熙、雍正时期，清朝对东北的封禁重点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对盛京只是限制，但在乾隆时期，清廷对整个东北地区开始厉行全面封禁，等于来了个“封禁”措施的全新升级。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直接对舒赫德进行谕示，指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舒赫的亦回奏：“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他与盛京将军进行商议，奏准了8条封禁纲领，分别为：一、严查山海关出入之人。二、严禁商船载运多人。三、严格地方保甲稽查。四、奉天空闲地亩，专令旗人垦种。五、严禁凿山以获利。六、重治偷挖人参者。七、整顿觉罗风俗。八、出关旗人，给予凭证，以便查验。（原文过长，只能总结）

《清高宗实录》

此后，清廷一再颁布禁令，法令日益严格，法网愈发严密。不仅在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严行禁阻移民，而且鉴于各省海船有携带内地百姓去盛京者，山东、闽广、江浙各督抚也要严格稽查。

《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并行山东、江、浙、闽、广五省督抚，严禁商船不得夹带闲人。再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

《清会典事例》

不仅全面封禁盛京，还再次重申了对吉林和黑龙江的封禁，厉行保甲之法对封禁措施进行贯彻，对吉林、伯都讷、宁古塔等地，“除将现在居民逐一查明，其已入永吉州籍贯，立有产业之人，按亩编为保甲，设甲长、保正，书十家名牌，不时严查外，其余未入籍之单丁等，严行禁止”。

《清高宗实录》

而对东三盟的蒙古地区封禁则稍晚。乾隆十三年，清廷正式颁布对蒙古地区的封禁令。要求在蒙古的地方官员，“将所属民人逐一稽考数目”，设立乡长、总甲、牌头等专门稽查“踪迹可疑之人”，“其托名佣工之外来民人，一概逐回”。

《清会典事例》

不仅阻止关内百姓进入东北地区，还在东北内部也实施严格的边禁，防止辽东的民任去往蒙古、吉林和黑龙江。最典型的就是“柳条边”的形成，即清廷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为界限，因此得此名，关于形制，《柳边纪略》有记载云：今辽东皆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

《柳边纪略》

起初，只是做为辽河农区和蒙古牧区的分界线，功能是“插柳结绳，以界蒙古”，但随着封禁政策的深入，历经崇德、顺治、康熙三朝，成了分布于辽河流域、吉林部分地区，全长2500多里行政分界线，分别归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管辖，在交通要道，设边门二十道，每边常驻官兵数十人，稽查行人出入，禁止民人越过边墙狩猎、放牧，“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有私越者，必置重典”。

《扈从东巡日录》

在阻止、清查流民的同时，还寓禁于加征，对“民人私垦地”课以重税，所谓“流民私垦地亩，于该处满洲生计，大有妨碍，是以照内地赋则酌增，以杜流民占种之弊”。根据《清会典事例》记载，盛京的普通民地赋税每亩只有1分至3分不等，但民人私垦地却高达每亩4钱8分，竟然高出10多倍。

对新垦民地课以重税

《清会典事例》

乾隆朝是东北封禁政策集大成者，力度之大，康、雍两朝不能与之相比，可见乾隆为了旗人生计和保持东北的满洲文化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他期许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古典王朝以农业经济为主，承受力是很差的，在内地人口膨胀、地少人多、自然灾害、大小农民起义的压迫下，强人如乾隆，也只能放开封禁政策来解燃眉之急，这属实是自我打脸了，尽管不情不愿，但又无可奈何。

而且早在乾隆初年就撑不住了。乾隆八年，天津、河间两地受灾严重，流民大量涌向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关口，迫切要求出关谋生，乾隆被迫让步，允许百姓出关就食，还猥琐的说了一句，我的谕旨不能让百姓知道，以免出关人口越来越多。

《清高宗实录》

这个口子一开，冒险向东北进发的流民群（以直隶、山东为主）就一刻也没停过，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关内民人“贫户络绎奔赴，垦地居住”，仅在巴沟、塔子沟等蒙古牧区“至二三十万之多”。就连重点封禁的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工商傭作人份，不下三四万”，乾隆也不得不妥协，让他们“如情愿入籍，应分别纳粮纳丁，随宜安插”，那盛京地区的流民数量就更多的难以计数了。

让宁古塔、船厂一带流民入籍

乾隆晚年到嘉庆初年，清朝衰弱，山东旱灾、白莲教起义接踵而至，清廷又开始对关外大放水，直隶总督庆成令山海关副都统对流民“分别查验”，乾隆知道后，火速斥责：“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和乾隆五年的厉行封禁形成鲜明对比。乾隆五十九年，出关人数达到了一个高峰，“前赴盛京、吉林及蒙古地方就食，亦不下数十万人”。

不仅清廷时不时对封禁令自我松绑，就是东北的旗人对封禁令也是百般抵触，对流民偷渡包庇不已，搞得清廷头疼不已。对于东北底层旗人来说，他们往往由于入关作战怠于农事，他们大部分请民人耕种或招佃取租，而民人也借此牟利，形成双赢局面，“旗人怠于耕作，将地亩租给民人，坐获租息，该民人即借此牟利”。所以东北的官庄和旗地反而成了关内逃往东北流人的最大庇护所，“流民多藉旗佃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藉以广取租利，巧为庇护”。

《清朝续文献通考》

流民来到东北不仅从事垦荒，还从事伐木、采参、开矿等项目，按理说这些项目清廷厉行禁止的项目，属于发现一起，重办一起的那种。但那些旗人官员面对厚利非但不严守封禁令，还亲自下场当起了保护伞，与从事盈利性项目的流民们分一杯羹。如嘉庆八年的一起伐木案，牵出宗室城守尉庆祥受贿高达1200两，盛京将军晋昌涉嫌走漏消息，也被解职，能连累到将军级别的，那水是相当的深。

《清仁宗实录》

据史料记载，雍正二年，奉天的民地数量仅仅为58864亩；乾隆三十一年为2752527亩；嘉庆十七年为3763090亩，节节攀升的数据能侧面印证清廷的封禁政策是何等失败（田亩数据来自嘉庆朝《大清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

乾隆末年的弛禁令长达11年之久。嘉庆八年，白莲教起义被清廷镇压，嘉庆皇帝试图重新执行封禁令，但大势已经不能挽回，出关流民仍然是络绎不绝，别说在盛京执行不下去，就连黑龙江和吉林都够呛，嘉庆帝就情急之下指责吉林将军“该管官总未实力奉行，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有一种螳臂当车的无力感。

《清仁宗实录》

据《吉林外记》记载，“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汉语。……。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而在更远的黑龙江地区，大量的商人为旗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结成了共生的经济关系，封禁政策对这些商人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吉林外记》

清廷的间歇性弛禁，加上旗人和民人因为共同经济利益的对抗封禁政策，无疑不断瓦解着封禁政策。早在咸丰年间，清廷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不放开封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完全解除。但这项政策毕竟延缓了东北地区的发展进程，使黑龙江、吉林地区的长期落后，尤其是边境有土无人，沙俄军队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清廷推行的封禁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受到严厉批判。

引用文献：《清圣祖实录》、《清圣祖实录》、《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康熙朝《大清会典》、嘉庆朝《大清会典》、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皇清奏议》、《吉林外记》、《黑龙江述略》、《扈从东巡日录》、《柳边纪略》、《鞑靼旅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