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山中隐士，也没有一个国家是游离于世界之外。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著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似乎也是悬浮于空中的不实之言。

当今世界，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国家关系莫过于中美关系。

两国隔洋相望，从八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走过四十春夏秋冬，有过甜蜜岁月，也有激励交锋的时刻。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下坡路，在贸易、军事、外交、经济领域多次发生争端。

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更是开打贸易战。

疫情以来，更是有学者直言，要重新开启“新冷战”，将世界再次拉回又一个冷战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龙永图也在沙龙论坛进行一场演讲，即《中国国际关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来详细论述中国的崛起和对外关系。

龙永图是中国入世谈判专家，在各大高端论坛和智库中有着“推开世贸之门的中国官员”的美誉。

现在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也兼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他在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实力由弱到强的侧面体现，也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段时期。

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都不是一帆风顺，不甘于实力与地位不相匹配，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摩肩接踵似的出现。

在早期的希腊古典时期，雅典城邦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不可避免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与斯巴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海洋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英国为了垄断海上的霸主地位，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进行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海战，掌控了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开启了全球殖民的进程。

工业革命之后，德国后来居上，发现世界早已被瓜分殆尽，心有不甘。

一战前德国外长皮洛夫曾说：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类似例子，比比皆是。

国际关系学界美国学者艾利森将此种情形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归根结底就是在现有科技手段和自然资源下，社会间的生产力到达极限，崛起国也想获得和实力相匹配的待遇。

而这势必就会伤害守成国的利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从而变得愈发紧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大。

毕竟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吃一点，我就会少吃一点，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富日子，谁也不愿意重新回到食不果腹的苦日子。

中国在国家实力崛起和文明再次复兴的过程中，让现有的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颇有危机感，美国肯定十分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主导霸主地位。

中国的国际关系出现问题就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在九十年代左右，中美就直接爆发冲突，南海撞机事件和南联盟轰炸大使馆事件，虽然口头上是顶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实则就是对中国实力的迅猛增长来一次敲山震虎。

进入历史的新千年，中国和美国在入世的问题持续了长达十多年的谈判。

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心里清楚国内资本不管怎么管制，仍然会往增值的地方流动，这是资本的天性，不可违背的真理。

金融寡头、工业巨头，大农场主通过对国会施压，对议员劝说乃至贿赂等手段允许中国入世。

联邦政府只能尽可能防止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获得最大的收益，于是便在贸易关税、市场开放、金融管制、技术专利等诸多层面同中国进行了数十次的交锋。

不过2008年，资本带来生活富裕的同时，弊病也在黑暗处滋生。

资本一方面流向能使自身增值最大化的地方，一方面也在不断集中少数人的手中。从雷曼兄弟破产，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直到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散。

从以工业为基础的资本帝国转变为金融为主导国家经济的寡头帝国，美国的基础制造业开始空心化，外移化。

岗位的不断缺失，社会福利支出连年下降，随着而来的后果就是底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感到失望。

美国国内的众多问题必须要找一个发泄口，奥巴马任期就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之后，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争端不断。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上也是屡次遭到美国的责难，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毕竟特朗普是美国底层保守势力的代言人，自然要为其白人保守选民服务。

他的手段并不高明，直接开打贸易战，竖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为的就是将中美之间的矛盾表面化，公开化。

龙永图在演讲中说完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实力增长的特点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在未来大概率也是独一份。

其一就是中国崛起速度太快。

改革开放以来，充分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释放了市场的活力。

中国经济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点如今几乎成为共识。

从数量规模上，197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只有3769亿元人民币；而到2020年，全国生产总值以迈过100万亿人民币大关，成为仅此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统计，在1978年-2017年，GDP的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4.5%，实际增速为9.3%，高增速并不稀有，但长达几十年的高增速就世间罕有。

在2017年，产业结构比例为7.9%，40.5%和51.6%，服务业和工业产值稳稳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国家。

在这一点上，西方大多数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才做到这点，而中国只用了短短四十年。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完成工业化的路程中，中国的确有后发优势，省去了研发技术这一环节。

并且有前三十年开国领导人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使得中国发动并保持了一个连续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得错误政策可以及时得到缓解和纠正，也让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天花板”。

从微观入手，更会发现中国许多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1元人民币，当时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低到连非洲地区国家都比我们高出不少。

而在2020年，人均GDP也迈过一万美元大关，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更是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让7亿多人拜托贫困。

对此英国学者从第三方的角度评价：中国的脱贫攻坚，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更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比西方国家的光说不干有着天壤之别。

高质高量的经济速度震惊世界，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写照。

这种情况的出现又带来的是第二个特点，中国的国家体制不同于西方，指导国家运行的意识形态是有别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

其二则是意识形态的区别。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

西方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信奉的是自亚当·斯密的重商主义（或许有些许的改进，但市场仍居于决定性地位），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后，将出现的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断言未来人类并将走进共产主义社会。

到时人类将得到终极的自由，获得完全的解放。

马克思还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必须迈过社会主义这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相较于资本社会，是更高一阶的社会形态。

可是在苏联因为内部问题在20世纪末解体后，学术上不相信马克思学说的舆论开始占据主流。

福山教授就在这一时机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走向了终结。

在人类政治体制的发展上，历史已经走进死胡同，再也不会比西方看似民主的政治制度有更好的存在，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完成。

然而中国在建国之后的近八十年里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这大大出乎西方国家的预料。

在固有形成的观念中，西方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民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

正是有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中国的崛起才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刮目相看。这无疑是在向世人宣告，共产主义的幽灵从未消失，它仍在欧洲大陆的上空中飘荡。

它仅仅是在不合适的历史时期隐藏起来，一旦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适宜的时间，它定会重现人间，替代相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人类社会的再次进化。

因此，人类的历史永远不会止步，人类的历史也永远不会终结。

即便是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一较小的领域上，看似民主的政治制度未必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或许“民本”制度才是更高一级的政治制度，未来再出现比“民本”制度更高一级的政治制度也未可知。

谁将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谁更适合人民的社会生活，都是未被注定的事情。

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在客观上否定西方盛行几百年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要遭到西方国家的攻击。

在说完中国崛起的特点之后，龙永图还提到关于全球化这一焦点问题。

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了惊人的成就，确实对西方的经济和产业带来冲击。

中国过去从事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和电子加工业等附加值低的产业。

那时西方国家觉得这就是国际分工，他们可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然而如今中国逐步走向高端产业，比如造船业、民航业、高铁领域，在电信设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也有一席之地。

这极大伤害了西方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西方国家在高端行业的优势不在，他们就无法再继续享有高品质生活，产生仇视也就是时间问题。

该如何应对国际关系出现的问题，龙永图给出了他的解决之道。

首先就是要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依靠后发技术优势、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充足、人口红利这三个特点尽快在2035年之前完成产业升级，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往越南、印度等地区，关键性、不可替代的产业则移入广阔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完成产业转型，使第三世界国家也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切实福利。

不过在产业转型的进程中，要切勿将第三世界的“过去美好记忆”视为“未来选择”，避免出现农夫与蛇的故事。

不能简单地把第三世界想象为过去“六十年代“的兄弟，而应该考虑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关切第三世界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动，才能真正改善中国的国际关系。

至于西方同中国的国际关系，龙永图预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估计都不会有好转的现象出现。

即使个别国家抛出橄榄枝，也是紧张关系的一个变奏曲，而非常态。

中国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来应对跨国”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

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是西方带头大哥美国的两倍，双方的外交关系才会得到本质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