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铭文：“赠给奔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一线的同志们”的主题纪念章。纪念章为象征红太阳的圆形设计，意喻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面中毛主席左向侧面浮雕像章占据了中心位置，金灿灿，光焰无际；浮雕像下的两边分别铸刻：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延安图标，中间飘扬的旗海中嵌刻“三面红旗”，象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下环刻：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纪念章背面铭文：赠给奔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一线的同志们 8037（如下图）
周恩来总理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从作出决策到指导实施，始终关注和指导着三线建设。特别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他忍辱负重，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至8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实施的一项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周恩来总理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从决策到实施，始终关注和指导着三线建设，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实施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中西部（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称为大三线，中部和沿海地区腹地称为小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简称“三线建设”。
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这项战略的特点，一是作为国家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其决策和实施的主要目的却是军事及政治因素；二是其过程经历了“文革”到拨乱反正、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计划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转折；三是投资集中（2050多亿元人民币），地域辽阔（由东部转向西部再回移东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由民转军回到军转民）。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恩来总理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从作出决策到指导实施，始终关注和指导着三线建设。特别是在“文革”十年中，他忍辱负重，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4 年11 月，毛泽东（左三）、刘少奇（右一）、朱德（左一）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左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四化宏伟目标
周恩来对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和决策的理解和思考1964年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但是，国家周边地区却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迫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备战角度对国家经济建设重新布局，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196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最早突出强调备战问题的是毛泽东。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问题的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从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向周恩来等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6月，他进一步强调：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后来，他又多次讲这些问题。
1970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合影
对此，周恩来表示赞成，说：为什么我们要备战、准备大打呢？因为战争总有战争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就不好；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么他不敢来，要么他来了我们就把他消灭。所谓准备大打，就是这样，并不是现在就发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
1971年的周恩来
显然，毛泽东、周恩来的话，引起了大家共鸣，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1972年10月，周恩来同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一起
周恩来这样解释毛泽东关于三线的界定：“除了攀枝花（位于西南川滇交界处）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
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就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基于国家基本建设布局需要全面和长远考虑，周恩来提出：“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
1974年4月，周恩来与毛泽东、邓小平在一起
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人口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我们这样一个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发展到平衡，非要到二十一世纪不可。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样一个预见，这样一个方向。把主席提到的这个问题一引申，就可以看到许多问题。要看到第三线，还要看到一、二线；要看到军事，还要看到政治、经济、文化。既然要看到这些问题，从党的领导来说，在考虑整个布局的时候，那就更要全面地想一想。”
他强调：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发展下去更加不平衡。今年基本建设要重新排队。
对毛泽东关于备战“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的指示，周恩来提醒西南局负责人：主席讲得很清楚，三线建设的部署，搞军事、抓军队、培养接班人，都是整个战略性的部署。同时，代表党中央部署了西南三线军事建设的原则性任务。在与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谈话时他指出：要加强沿海军队的训练，沿海党委要抓军事。因为到处都是前线，就可以锻炼我们，培养干部，培养军队。在建设三线时，各线都要有动员，要有一些工业。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将备战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投资非加不可的应该追加，甚至有的要快一点，比如三线、军工生产，而有些投资要推迟。投资非加不可的应该追加，甚至有的要快一点，比如三线、军工生产，而有些投资要推迟。
毛泽东曾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一一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对此，周恩来认为：这实际上是要回答“到底基础工业放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基础工业不安排好，国防尖端也突破不了，突破了也不能大量生产：支援农业只好还是靠双手，机械化、化肥等等都上不去。所以，屁股必须要坐得扎实，坐得稳。基础坐得稳，站得住，两个拳头才能伸缩自如。这是一个平衡问题，就是农轻重、吃穿用、国防跟基础工业的平衡问题、比例关系问题。”
为此，不要因为强调三线而放松了一、二线工作。以上海为例：“一、二线的工作还是很重的”。
“如何把一个上海变成三个、四个、五个，最后变成十七八个，用二分法把它分出去，上海的城市既不至于扩大，又能够帮助别的地方发展起来。”要搞生产、建设、备战，搞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对这些工作，要有一定控制，不能无限制地扩大。
毛泽东曾说：“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群众。”周恩来将之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七字方针。他解释说：备战，备荒，首先要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这是经济计划工作的战略指导和经验概括。其次，备战是长期的，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火，我们总是要备战的。不但搞备战计划，同时还要有备战体制、备战财政、备战国防和备战建设。总之，要有备战的思想。为什么要备荒？我们有五亿人口，又是农业大国，备荒是一个大问题，以农业为基础是长期的方针。农业是基础，从备战、备荒来看，都要把农业搞好。“这三个因素，不是暂时的，是长期的，安排计划要经常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从长期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周恩来，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等操纵支持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实行的武装进攻、战争威胁、经济封锁。坚持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他心目中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他认为：我们爱好和平，不挑起战争，但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有准备、有决心，而且相信一定能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在中国大陆上。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他在和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说：我们反对战争叫嚣，但我们不怕，所谓一反对、二不怕，就是说我们要有准备，不仅军事上有一、二、三线，经济上、思想上也有一、二、三线。他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谈到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时，提出首先要协调布局。从战争观点看，工业布局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山区和后方。工业太集中了，发生战争就不利，分散了就比较好。在安排次序时要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先搞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要全面衡量考虑，要有步骤、轻重缓急。其次，强调“三线的建设，必须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线的工业固定资产约占全国的87%,财政收入约占全国的90%。一、二线应当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一、二、三线要相互促进。”第三，不同行业的布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冶金部门等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而同人口、耕地等分布和出口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就应当根据原料、市场分散布点，不能片面强调在三线的比重。三线工业布局要充分利用西南地区丰富的水利资源发展水运，发挥成本低、投资少的特点。三线地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抓上去，化肥建设应该先走一步，增产粮食。归结起来，就是要重视一、二线地区农业、能源和原材料的建设，以此支援三线建设，否则三线建设也将搞不好。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说：“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从战略上讲，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粮。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10年到15年更好，但必须要5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他在全国计划、基建、财政专业会议期间更明确指出：“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表面上看，对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和农业、备荒分不开。”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农业问题是经济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农业搞不好，基础就不巩固。农业没有过关，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工业也有影响，对备战和国家整个建设都不利。工交系统要支援农业。
工业支援农业要支援在关键上。例如，备战、备荒问题，具体落实到华北，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