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北部的懋功，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尽管都是红军，但毕竟长期战斗的地方不太一样，红一方面军战斗在中央苏区，而红四方面军来自鄂豫皖根据地。双方还是缺乏了解，互相都不熟悉。
中央考虑的两个方面军如何拧成一股绳，以及接下来的发展问题，包括要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可接下来张国焘却一心要夺权，要求改组充实领导力量。而且，双方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尤其是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导致军中人心不稳，分离主义倾向严重。而张国焘在北上途中又擅自率部南下，后又另立中央，犯了严重错误。
因此，会师后，可不是简单的兵力增加的问题，这里面的矛盾还是非常多的。在这个时候，加强双方的交流尤为重要。
于是，中央陆续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部分干部，他们也成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沟通的纽带。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稀奇，早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曾有过。当初的井冈山部队是比较复杂的，有一部分是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也有陈毅和朱老总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还有长期在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队伍。他们在早期，也会出现问题，毕竟他们来自的地方不同，有些人思乡情结比较重，甚至也会因为武器的分配产生摩擦。
当时采取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干部互换，你调一些到我这里做连长排长的，我也调一些干部过去，更好的让他们融合。
而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军有4位高级将领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他们都是老革命了，在红军时期就是高级干部，甚至其中两位还都参加过秋收起义。
那么，他们都是谁呢？
张宗逊
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经历过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亲自护送主席上了井冈山，他也被称为禁卫将军。他参与了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长了。
在长征中，张宗逊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率部强渡湘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立下了汗马功劳。
懋功会师后，张宗逊调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过抵制。长征结束后，他被调到总部机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后兼任延安等五县警备司令。
抗战开始后，因为旅长卢冬生不能到任，贺龙请毛泽东指派一位从井冈山成长起来的将领，来接替他直接率领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的358旅。就这样张宗逊开始跟着贺老总，从晋绥解放区，转战于华北大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屡战屡捷，消灭了大量日伪军。
直到解放战争，他又开始到彭老总麾下任职，参与了保卫延安以及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先是担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1949年2月又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率部发动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并参与指挥扶郿、兰州等战役，对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贡献。
1950年10月，在彭老总进京后，他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的职务。1952年10月，调入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又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长期领导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工作。
张宗逊是典型的由井冈山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深受信任，也曾是15位开国大将候选人之一，不过他最终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李聚奎
他早期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平江起义，在彭德怀、滕代远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在多次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在长征前，他就已经是师长了。
长征中，他率红1师位主力部队开路，在形势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带领战士们突破乌江、攻占遵义、强渡大渡河，为我军的长征之战立下功劳无数。这个时候的杨得志，还只是他手底下的一个团长。
懋功会师后，李聚奎调去了红四方面军，先后担任红31军、红9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长征后，他又参加了西路军，失败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叫花子，一路乞讨，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毛泽东见到他后，曾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出任129师386旅参谋长，是旅长陈赓的助手。后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在决死队第1纵队改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第1旅，李聚奎担任旅长兼太岳军区岳北军分区司令员，他领导岳北军分区军民进行了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聚奎被派到东北，担任黄克诚的助手。1948年，又开始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负责东野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此后，他长期负责后勤工作，还曾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培养后勤人才。
1955年，李聚奎没有参与授衔，是因为他被任命为我国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到1958年2月，他重新回到军队被任命为总后勤部政委，这才补授上将军衔。
陈伯钧
陈伯钧是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著名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军事斗争，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长，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中，陈伯钧起任红5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指挥所部执行后卫任务。
1935年7月，陈伯钧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不过没几个月，他就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主任教员。
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陈伯钧这才任红4军参谋长，后还被调任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亦称第6军）军团长。
值得注意的是，陈伯钧是我军唯一一位在三个方面军都工作过的开国上将。
抗战开始后，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旅长，不过因为爆发了陈伯钧打人事件，导致他并没有前往前线，而是去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大后方，负责军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抗大第2分校校长以及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等职。
期间，还担任第385旅副旅长兼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领导部队进行反“摩擦”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东北，先后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野战军第1前方指挥所（8月改称第1兵团）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围困长春、攻打沈阳。
1949年4月，陈伯钧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第45军军长，并随部队南下。
建国后，陈伯钧兼任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主持全院工作。
他长期在军事学院工作，尤其是在第二任院长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后，陈伯钧接任院长。1955年，陈伯钧还被授予上将军衔。
彭绍辉
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过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很早就是红军的师长了，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以及长征。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时，他曾在一场战斗冲锋中，左臂连中两弹，臂骨被击碎，但仍不下火线。因伤势严重，做了3次手术都没成功，不得不截去左臂，这也让他成为了著名的独臂将军。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彭绍辉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险些送命，后被调到红军大学任上级政治科科长兼军事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绍辉任八路军第120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教导团团长，没多久担任新编第358旅旅长，与政治委员罗贵波率部参加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彭绍辉任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
解放战争前期，彭绍辉继续战斗在大西北，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司令员等职。
彭绍辉是彭老总非常欣赏的爱将。1952年，起，彭绍辉任西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转为员兼参谋长。到了1955年，又被调到总参，担任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同年，他也被授予上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