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一个多义词，通常作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的简称，其本意为“语言文字”。语文学是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和文字学科的总称，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论学，音韵学、校勘学等。由于中国古代文献比较发达，中国的汉字的特殊性，因而中国语文学比较发达。1887年张之洞是首个用“语文”这个词的人。考据学又成考证学，主要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考据学产生在明代中后期，清代考据学又不仅对传统儒学经典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辩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以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以共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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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典文化解读，首先你对所要解读的文本来源及真实性要知晓，不能不加以辨析的以讹传讹，比如：对孔子及思想核心的认定与评价，那就更需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做到有理有据，这既是对孔子先哲的尊重，也是对其儒学文化尊重。学术水平可以有高低，但不可怀私心，这是作为学者起码的职业操守。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孔子不是通过中国文化正常发展的历史潮流而被推崇上国家圣人的地位的。换句话说，不是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自觉选择，而是首先通过人为因素推动才走向了神化地位。其儒学思想为了适应儒学地位发展的需求。反复修改而成的。所以研究孔子及思想，他们这些研究成果只能作为旁参，不可全信，而应重视对儒学原典的研究。比如所谓的新儒学，对其界定就有不同的时期的界定。早在战国末期，伴随“儒分为八”局面的出现，“新儒学”这一名称或概念就开始涌现。例如：荀子的儒学思想就被人称之为“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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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时期的儒学或理学也被称冠以新儒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用新儒学（家）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于学者。当时新儒学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但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陷。首先他们是“先入为主”，带着有色眼镜去研究问题，类似于做有罪推理式研究。他们根据他们需要有选择性利用，所以他们的理论成果要进行鉴别。其次，他们自认为是直接承（宋明）的心性之学而来的。他们认为生命与心性是离开时空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只要通过所谓“智”的“直觉”就可以自识和把握。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宋明理学一样，当代新儒学最多不过是在内在生命中透显了“天道性理”而矣。他们远离实际，只是空谈，他们从不考虑如何将它落实到现实中去。这种儒学观把儒学仅仅规定为心性之学，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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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化、思想要从历史文化本身的事实和意义上去观照。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推论，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过的事实、现象、文化，任意把玩、打扮和涂抹，自我作古，视自己的需要，好恶而任意改变。一方面口口声声尊重历史，暗地里任意切割。张岱年先生在1990年6期《哲学研究》《关于新儒学研究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牟宗三不仅要在中国文化中为儒学争正统，而且要在儒学中为陆王争正统。”其目的显露无疑。对古典文集不能仅做语文学上的解读，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义理上的研究。如果你选择的版本又是错误百出的版本，那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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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其解读不仅成了心灵鸡汤，而且是有毒的心灵鸡汤。

玩概念、脱离实际，极端内在化，把一切外部事物的解决，全部落实在依靠提升内在生命与心性上来解决，认为“内圣”了就可以“外王”了。王阳明更是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与事事物物”达到心性功能的顶点，而漠视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和独立性及独立存在价值，只能是自我感觉、自我狂热和自我安慰。历史早已已经证明：：光靠“内在的超越”，“内在的理念”是不能事功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理应受到后世尊崇。但孔子是人，不是神，有人借孔子之名神化孔子，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鲁迅一针见血所说的那样，孔子不过是敲门砖而已。宋明理学家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说孔子是太阳，没有他，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难怪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此嘲笑说：怪不得三皇五帝时代的人们白天都点着蜡烛在走路”。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231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康清浊录音整理 薛金银录制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