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马光那样的传统史观，所见的历史常是波澜壮阔、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较远。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见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陷入种种无奈——终至无善无恶，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过客……不过，这一史观也就走到这里了，无法演绎至历史哲学的高度。

《万历十五年》太有名了，估计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本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书，迄今已经40多年了。和《万历十五年》同时代的书，大都被淘汰掉了，早已失去普通读者，而更多作为一种历史或文化现象被谈论。但《万历十五年》不是。很多知名学者和读书节目仍在大力推介这本书，它的销量仍很可观。仅就此看，这本书再流行个40年也不是什么难事。

为何《万历十五年》经久不衰？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

一本好书身上，必见作者的好文笔，尤其是流传范围广、读者基数大的好书。内容扎实而文笔古奥的书，难有庞大的读者群，可算是“好的专业书”，不能算“好书”。与《万历十五年》同类的历史学书籍，大都有这个“问题”。未见得作者的本心就是“端着写”，但宥于多年来的表达习惯或审美偏好，以及目标读者本就没考虑过大众，其结果总是排斥大众——甚至比正史本身都难读。《万历十五年》呢？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史学散文”。

1、书写很流畅，节奏极舒服，没有一般史学书满篇地“这个说”、“那个说”或“引自”、“据分析”，后一种情况把书写割得太碎，读之太费精神。2、语言风格介于明清小品文和五四新白话之间，有古典的滋味又不至太绕，总体上，既蕴藉又直率。作者黄仁宇生于“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从小耳濡目染的文风就是胡适之、林语堂、周氏兄弟……他的其他书也是这种文风，如《中国大历史》。

据黄先生自己说，这本书虽有英文本在先，但不是他人翻译过来，而是出自他本人的“译写”。所谓译写，即重新遣词造句。另一位大功臣是当时在中华书局编辑部任负责人的傅璇琮先生，据黄先生自己说，傅先生在技术上对本书多有指导，“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万历十五年·自序》）。总得说，如今这本书这么好读，大概因为它既无“翻译腔”也无“学究气”。

第二条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万历十五年》的大功臣傅璇琮先生

文笔上的好是形式上的好，好书主要还是内容好。《万历十五年》在内容上的优点很多，最主要的是，在“大历史观”（marco-history）的统合之下，熟悉的片段组合而成新鲜的历史——但又是值得确信的历史。传统史家一般以儒家的道德模型解读一个人的行为，如司马光认为“十朝元老”冯道严重不合于“忠君”的道德要求，遂贬斥其为“奸臣之尤”（《资治通鉴》）。但“大历史观”不这么看问题。

大历史观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要看它是作为技术的包装纸还是润滑剂。在张居正那里，道德便主要是包装纸，用以装饰他在财税、官制、兵制等方面的改革——此皆是实实在在的技术面上的改革，目的也是在技术上疏通帝国的行政效率。但在申时行、戚继光那里，道德成了他们推进某一具体技术方案的润滑剂……

这种历史观在当时的中国比较新颖。

以司马光那样的传统史观，所见的历史常是波澜壮阔、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较远。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见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陷入种种无奈——终至无善无恶，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过客。所以，平凡无大事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任何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都含着剧变的因素。不过，这一史观也就走到这里了，无法演绎至历史哲学的高度。

还因为什么，致使《万历十五年》经久不衰？

传统史家司马光先生画像

于很多平日读史的师友而言，大历史云云已不新鲜，更其有趣的是通过《万历十五年》谈到的一些小事而整合起对一个人物的观察。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未颠覆任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万历还是那个能力平平的准亡国之君，海瑞还是那个兢兢业业的理想主义者……但以此书的微观书写，打掉了很多人眼前那四五百年的时间迷障，而大大拉近了历史的距离。如本书对李卓吾（贽）的书写。

李贽故居照片

有没有感到奇怪，为何李卓吾非出家不可？明明刚当上知府，仕途终于见着点亮，且终于不再像年少时那样受穷，社会名望亦高，并未受到什么迫害，为什么要出家？过去一直想不通，只好随大流给予卓吾先生大而无当的赞誉，“不滞于俗，寻找真理”云云。但《万历十五年》给出了两条硬邦邦的理由，一条来自当时的宗族，一条来自当时的官场——皆是历史末节，但这一问题得以顺遂地解决。

首先，官场越得意，宗族责任越大，这个找你那个找你的，绝不能不理，不理即是当时的“无德”行为。李卓吾做小吏时已不堪其苦，遑论升任知府之后？文学大家归有光也说，他自己移动等于100个人移动，不如不移动。此外，即便不理宗族，亦摆脱不了官场。辞官后仍有官员的身份，地方官经常找你，美其名曰“尊贤”，尤其是对于卓吾先生这样兼有士林名望和朝廷上层人脉的人。不理行不行？

不理亲戚至多坏名声，不理地方官可能坏性命。后者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治你的罪，尤其当你无职无权还特别有名，把柄太好找了。李卓吾的结局也说明了这一点。出家了，躲开了亲戚和地方官，还是没躲过地方官或乡绅背后的那些人。1602年，一把剃刀送走了一位伟大的哲人。以这两条硬邦邦的理由替换先前软塌塌的“赞誉”，李贽的形象更加立体，其处境更加清晰，所在的明末社会愈发得近。

读《万历十五年》不觉慷慨悲愤，但会唏嘘不已。

李贽《焚书》、《续焚书》书影

以上三条都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有没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这就不得不提这些年的“明史热”。80年代且不说，终于揭过精神上的贫瘠岁月，出一本书抢一本书，啥都热，萨特都热。90年代，总体上，清史比明史热，最大的功臣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和奥斯卡获奖电影《末代皇帝》。此事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近十几年，尤其在《明朝那些事儿》大获成功之后，明史的热度陡然升高。到什么程度？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

说两件小事。其一，网上的“明清之争”大家再熟悉不过，但“明粉”阵营明显知识量更大，以致孕育出不少专讲明史的自媒体而少见专讲清史的自媒体。其二，《万历十五年》成为热剧《人民的名义》的重要道具。从戏剧结构来说，它已远远超越道具，而成为剧中人的人格化身之一。高育良因此被带上明显的知识分子味道，并与之苟且因循的一面形成对比，无需再费篇幅展示此二种人格的对立统一。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截图

方志远老师曾说，他们这些搞明史的都沾了《明朝那些事儿》的光。那当年明月又沾了谁的光呢？不可不提红极一时的黄仁宇，更不可不提《万历十五年》引入的“平视历史”的视角。当然，“沾光”是不准确的，应当说“传承”或“借鉴”。实情是，《明朝那些事儿》成功之后，几乎所有明史方面的书都得以加印。《万历十五年》的经久不衰，固然有其本身的价值，也得益于明史热的大环境。

明史一直非常特别，做了好几次度量社会思潮涨落的尺子。

“海瑞罢官”的影响延及近现代中国

“社会思潮”如其字面，有涨有落。涨的时候，往往是全民有重要的公共话题的时候；落座之时，大家各忙各的，各玩各的。明史很特别，简直可作度量社会思潮涨落的尺子。每当社会思潮高涨，明史热度都高；而当社会思潮降落，明史热度随之下来。90年代，明史遇冷，固然有清史方面的文艺作品大行其道的原因，更重要的背景是，90年代是“大家各忙各”的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无数人下海。

九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史玉柱

随着经济趋于稳健，加之先前的财务积累，很多人得以坐在家想些和挣钱没关系的事，明史研究起来了。这恐怕就是《明朝那些事儿》成功的社会背景。再往前，以明史比量社会思潮涨落的情况屡见不鲜。且不说近现代的“海瑞罢官”，有清一代，明史研究基本没凉过，不论异族政府和它手下的文化打手们如何围追堵截。吴晗那会儿，社会大讨论激烈；清代，一明一暗两场大讨论都很激烈。原因何在？

清初明史案是《鹿鼎记》的重要背景

怎么不以唐史、宋史等断代史为社会思潮的尺子？明史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可能是，明代是华夏文明的分界线，此前是文明的高峰，此后是文明的没落。故此，它的“历史PH值”是中性的，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事都能产生检验效果。拿盛唐检验的话，凡事都千疮百孔，人人皆畏畏缩缩；拿晚清检验的话，事事不足悲愤，人人皆可谅解。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可以是任何一年，明朝人可以是任何一人。

还那话，一本《万历十五年》，掩卷都是唏嘘。

【主要参考文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