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李作长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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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第一次考大学失败的我，应征入伍，走进了部队。而说起我报名当兵的经历，还真是有点小插曲。

当时，在1977年高考时（当年高考的时间是冬季，在11月中旬），我因为两分之差，无奈与上大学失之交臂。寒窗苦读十载（当时的我，已经十九岁），对考大学本来很有信心的我，对面这次落榜，心里有痛苦，有悲伤，有无奈，但更多的，还是不甘。

我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片让人又爱又恨的黄土地（1976年中学毕业的我，因为在那年没办法考大学，已经回到农村，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挣了一年的工分）。因此，在得知自己因两分之差，与上大学失之交臂后，我迅速调整好了状态，准备积极备考，来年再战，参加1978的高考（1978年7月20日——7月22日）。

1978年3月，当年的春季征兵开始了（因为一些原因，1977年冬季没有征兵，1978年两次征兵，一次是春季征兵，一次是冬季征兵）。当时的我，正在公社中学的毕业班努力学习，为七月份的高考做准备。一天上午，我们毕业班正照常上着课，忽然两位身穿四个兜崭新军装的接兵干部，站在了门口（一位个子不高，身材中等，看着比较年长；一位个子较高，身材偏瘦的，看着比较年轻）。

当时，看着两位接兵首长，身穿新军装那笔直挺拔的身姿，我们班四十多名学生，全没了听课的念头，都齐刷刷地朝着门口看去，并不时传来窃窃私语，“哇，你看，不愧是新军装，看着真挺拔”、“我要是也能穿上这身军装，多好”。而看着学生们都没了听课的状态，正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数学老师，也放下了手中的课本，然后朝门口看去。而看到两位接兵人员站在门口时，我们数学老师就走了出去。

伴随着其中那位年长的接兵首长，跟我们数学老师短暂的交流后，两位接兵干部就微笑着，走上了我们班的讲台。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位接兵首长当时为了征兵动员说了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但有一句话，我铭记至今，当时，那位稍年长的接兵首长，在动员宣传的最后，看着我们班的四十多名学生，饱含感情地说，“同学们，你们都有文化，而现在部队所缺少的，就是你们。堂堂七尺男儿，要是一辈子没当过兵，没穿上我们身上的这身军装，没走进部队，没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将是多么遗憾啊。”

当时刚满二十岁的我，在听完接兵首长的这番话后，心里也燃起了激情（在七十年代，当兵本就是所有青年最崇高的梦想，每年征兵时，报名的人都特别多）。是啊，要是一辈子没走进部队，没穿上军装，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而我，去年因两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但却等来了这入伍当兵的机会（当时，部队为了招收高文化兵，仅我们一个毕业班，就给了五个名额）。无疑，这是命运的安排。

于是我当场就站起身来，举手报了名。当时，我们班里所有报名的，加上我，一共有八位同学。而我们这八名同学，当天下午就在学校进行了征兵体检的初检。其中，有两位同学因为身高不合格（不到一米六），无奈与当兵失之交臂。而我们剩下的六名同学，在当天下午，就放了短假，目的是让我们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

而我的父母，虽然没什么文化，一辈子都跟黄土地打着交道（按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修理地球”），但他们希望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能走出农村，不说改变命运，最起码不要跟他们一样，每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此，无论是我想考大学，还是想当兵，我的父母，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鼓励我。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父母，为了我们兄妹四人操劳了一辈子，吃了一辈子的苦，可等我们生活好起来，该让他们安享晚年时，却为时已晚。要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不坚强的人，只是在此时此刻，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得益于我身体比较壮实（当时二十岁的我，身高一米七二，体重130斤），再加上中学毕业的学历，征兵体检的复检、社会调查、家访一切都很顺利。就这样，因为1977年高考差两分与上大学失之交臂，正努力备战1978高考的我，阴差阳错地当了兵，走进了那此后让我魂牵梦绕至今的部队。

到部队后，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和为期半年的报务集训后，在1979年初，我被分到了通讯连（团直属），成为了一名通信兵（无线电台报务员）。在当时，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无线电台报务员可不容易。要知道，在集训队的半年里，我们班有不少战友都因为跟不上进度，被送回了原部队。

同时，因为我们连是直属通讯连，所以人数也不算太多。当时，我们连部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司务长，“上士”（其实就是给养员），通讯员，卫生员，文书，一共9人。有线排四个班加上排长共40人，无线排二个班加上排长共20人，炊事班加上班长共8人，接力站7人，司机班加上班长共6人，机务室4人，共计94人。

在无线电台报务员的岗位上，我踏实勤奋，努力认真，有什么不懂的，就向老报务员们虚心请教。就这样，在来到无线一班一个月后，我就跟大家打成了一片。而在部队里，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充实，一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11月底，这时，上级下发了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命令（以后要提干，都要考军校）。

记得当时，在从指导员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思绪万千。要知道，当兵，就没有不想提干的。而我，在无线一班的一年里，因为勤奋踏实，工作认真，已然成了班里的业务骨干，也曾多次得到连长和指导员的表扬。虽然我也尽力开导自己，能不能提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心里，还是止不住的失落。

在部队里，一个人的情绪有变化，是很明显的。因此，在197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点名后，指导员就来到宿舍找我谈了话。在谈话中，指导员对我循循善诱，他先是开导了我，然后又告诉我，虽然以后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了，但我入伍前是中学毕业不说，还差两分就考上了大学，因此可以试试明年考军校（七月份）。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是茅塞顿开。是啊，虽然以后不能直接从战士中提干了，但我还能考军校。看我脸上有了喜悦，指导员又接着说，“我跟连长已经决定了，对于你们几个有底子，能考军校的，我们全力支持，以后有什么困难了，就跟我们说。”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心里是既高兴又感动，多么好的连长，多么好的指导员。

就这样，我跟连里几个想考军校的战友们，在工作之余，开始了积极的复习备考（连长和指导员给我们找了教材），为七月份的考试做准备。但就在我学习备考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还感觉遗憾的事。

那是1980年3月初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宿舍努力的复习，突然我开始肚子疼。刚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只以为是昨晚受凉了，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肚子是越来越痛。到最后，我痛的都站不起来，浑身打颤。看到我脸色发白，满头大汗，班长和战友们也都慌了神，急忙把我送到了卫生员小张处。

而卫生员小张，一看到我的情况，就知道问题不小，便立马联系连长和指导员，紧急派车（在当时，我们连里有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距离部队驻地最近的医院。到医院后，才知道，当时的我，是突发肾结石。在知道病情后，大家都松了口气，连长和指导员也交代我，没什么大问题，好好在医院养伤就行。

于是，我便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而在这住院的一个多星期里，我认识了该病区的一个女卫生员，她叫许海琳，南京人，个子高挑（大概有一米六三），长相甜美，爱笑，一笑起来就露出了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煞是好看。而我，虽然来自农村，但身高一米七二（在当时，一米七二已经不算低），样貌还说得过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纪相仿，有不少聊得来的话题。

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在出院后，我也曾多次在休息日去复查（一周休息一天），并找她聊天。每次，她都非常开心，我俩有时甚至能连续聊上两个小时。

但那时，我才22岁，还很懵懂，对这方面，也没有过多的考虑。再加上，因为考军校在即，学习也很紧张，慢慢的，我俩就断了联系。直到我考上军校，心情放松下来，才猛然想起，便立即给她写了信，但她却没回信（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因为我写的地址不清楚，信没送到她的手里）。

但当时的我，并不知晓，只以为是她不想回信，于是此后，我便再也没给她写过信。一直等到三年军校毕业，我重新返回原部队时，心里又不自觉地想起了她，想起了当时我们相处的种种，我觉得她肯定不是故意不给我回信，于是我便利用空闲时间，再次去到医院找她。只可惜，当时的她，已经退伍。

再后来，在出差时，我也曾根据当时我俩的聊天（聊了她的家乡），到南京找过她，但因为没有详细地址，还是没能找到。或许是缘分没到吧，几十年过去了，就算是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感觉遗憾万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