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对蒋介石说：“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1942年11月12日，早在6月份就开始筹备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终于在筹备将近半年之后召开了。此次会议筹备之初，徐仲航还没有被捕，我已将十中全会拟议党、政、军三个头目各做一个报告，继续加强内部“清党”等情报，通过徐仲航送交党组织。正式开会时，徐仲航已在狱中了。

我与速记科长徐漂萍担任这次全会的速记。我对每天开会的情况了如指掌。

会议期间，社会部长谷正刚在十中全会上做所谓“特种报告”，并就组织“特种委员会”的问题提出议案，会上一片反共叫嚣。

当大会进行讨论时，坐在第一排的监察委员、国民党元老张继起立发言，一开头就说：“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突然，他指着蒋介石说：“总裁，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

我正坐在速记席上，不由得大吃一惊。几个月前，刚发生了徐仲航被捕事件，因此我警惕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此时张继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马上警惕起来，心里想：张继指的是谁呀？难道他发现我了？

但是我马上镇静下来：如果他指的是我，早把我抓起来了，还用得着借我去骂蒋介石？

再看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听了张继的话，气得话都说不成句了。

“你……”蒋介石哆哆嗦嗦地说，“你……是党国元老，你……岂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继是个老牌反共分子，公开反共的历史比蒋介石还长。

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张继、邹鲁、谢持等一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通过决议，宣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联顾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等等。这伙人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张继还是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有名的“大炮”，蒋介石对他毫无办法。 如果此时当众与他争辩，那会给世人留下话柄，蒋介石只好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张继见状有些胆怯了，急忙站起来，对着蒋介石的背影连声说：“总裁息怒，是我错了……”

蒋介石退席，这个会自然无法再开下去，大会执行主席于右任只好宣布休会。

这是我到中央党部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大庭广众发这么大的脾气。

当天晚上，国民政府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森在嘉陵宾馆宴请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蒋介石也去了。因为没有速记任务，我和同事无人参加宴会，无从知道宴会的具体情况。后来这次宴会消息见报，说是“宴会充满热烈的气氛”。可以想象，林森临时安排的这个宴会，无非是为了缓和白天会上的紧张气氛，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让蒋介石消消气，给张继挽回一点面子而已。

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这实际上是一个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转变策略的文件。

会前，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苏同盟国要求蒋介石坚持对日作战，不要内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在1942年7月，提出与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10月，中共中央派林彪到重庆，开始与国民党谈判。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召开了此次全会，表面上缓和了与中共的关系，转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而实质仍是加强对中共的政治斗争，等待时机，继续反共。

我和明之都在为党的安全担忧，急于将这些情报送出去。但此时，因为徐仲航被捕，我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该把情报送给谁。

怎么办呢？我试探着问明之：“送给鲁大哥吧？”当时鲁自诚一家也在重庆，我们两家是至亲，有时也串串门，见见面。

明之说：此事要慎重。让我再想想。

他思考了两天，才对我说了他的想法：1938年在武汉时董老就交代过你，让我们不要与鲁大哥发生横的工作关系。现在的形势比1938年国共合作高潮时期严峻多了，那就更不能擅自与鲁大哥发生工作联系。另外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我们要长期埋伏。徐大哥被捕才几个月，我们不应为了一时一事的得失，影响了大局。

目前我们只要守住情报岗位，就比送出去一两份情报更重要。如果现在将情报送给鲁大哥，而我们对鲁大哥的工作和安全状况却并不了解，万一有所暴露，会害了鲁大哥一家以及他的组织关系。同时，也会害了我们自己，断了我们今后长期源源不断为党提供情报的路。

我认为明之的分析很有道理，比自己想得深，看得远，便点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蛰伏”，将来时机成熟了，我们肯定会出头的。

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便渐渐静下心来。后来，再获得情报，就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之后，就立即销毁。反反复复的获得、销毁，再获得、再销毁，不知道有多少情报在我们手中眼睁睁化为灰烬，能不痛心么？但我们没有灰心。因为在我们心中，希望与忍耐同在！

那段时间，我们的心情很矛盾，既盼着熟悉的敲门暗号早一天响起，又担心特务们“放长线，钓大鱼”，对我们实行长期“内部监视”。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害了来和我们联系的人？

我们比往常更细心观察周围的动静，一有可疑情况，就互相提醒，时时事事，保持高度警惕。

儿女苦难

1942年、1943年，是我和明之以及两个孩子在重庆最艰难的时期。1942年2月，我刚生小新两个月，明之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这滋味，非体验过的人，实在不易真切地理解……安娜失眠， 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产后已是两个足月，仍然衰弱不堪，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薪水已借到三个月之后，大量的支出实在无法应付。”我在信末勉强写了一句：“正值旧历岁尾，以贫病交迫之生活，每忆童年之欢欣，而今不堪回首矣！”

这封六十多年前的信，好友哈泽民居然保存至今，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实录。

曾记得我初到重庆的那年冬天，染上了肺结核。仗着年轻，咬咬牙熬到了开春，病也就慢慢好了。后来旧病复发，徐仲航大哥弄来“雷米封”给我吃，很快又好了。徐仲航的被捕，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工作劳累，缺乏营养，再加上心情十分压抑，1943年初，我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经常发烧，并伴有咳血。可我还得坚持工作。现在带病坚持工作已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岗位，等待组织来恢复联系，同时也是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大人吃点苦，倒没什么，看着孩子跟着受罪，心里很难过。

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我和明之怕传染孩子，就狠狠心把两个孩子送进重庆郊外的一家私人托儿所。因为离得远，接送很不方便，只好全托，一周接送一次。托儿所的条件很差，老师少，伙食也不好，晚上很早就关了灯，孩子也没人照看。小放和小新睡一个房间，小放三岁，小新才一岁多。到了晚上，小新害怕，就抱着姐姐不放手。一天夜里，小新尿湿了床，爬到地上大哭大叫。小放听到弟弟哭，就摸黑爬到地上，搂着弟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小新哭累了，就在姐姐怀里睡着了。才三岁的小放抱不动弟弟，就搂着弟弟在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两个孩子都发了高烧。托儿所的护士通知我，说是孩子得了肺炎，让我们接回家。小放和小新回家后，肺炎又转成“百日咳”。两个孩子一人守一个小痰盂，声嘶力竭地咳个不停，小放连血丝都咳出来了。我和明之一人抱一个孩子，含着眼泪给他们拍背。

我对孩子的状况非常担忧，却又没有办法。明之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这两个孩子命大，都有过大难不死的经历，一定能熬过去的。

我听了，露出一丝苦笑，心里倒是宽慰了些。小放的大难不死，是指她刚满月不久，我给她洗澡差点惊厥过去的那一回。

小放出生后，我没有奶水，只好用四川的籼米熬米汤喂养。籼米熬米汤没有多少营养，孩子显得非常瘦小，体质也很差。天气渐渐热了，我想给小放洗个澡，可我几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直是由婆婆照看的。我真正自己带孩子，是从小放开始的。那天我独自在家，大着胆子弄了一盆热水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进去。刚开始小放没有太大反应。

刚洗到一半，小放突然惊厥，浑身抽筋，嘴唇发紫。我一看不好，马上把孩子从水里捞出来，解开自己的夹衣，将湿淋淋的小放搂在怀里，紧贴胸口，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孩子。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管有奶没奶，把奶头塞到孩子嘴里。恰巧这时候明之回来，赶紧给孩子喂了些热米汤，小放才渐渐缓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