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在北京因病逝世。

8月31日，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隆重举行，级别相当于中央常委。各界群众也纷纷前来吊唁，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在灵堂外的广场上，一名前来悼念的50多岁男同志拉起了一副白底黑字的横幅，上写着十六个大字。

而这十六个大字非常贴切地诠释了老人家的一生。

那么，华国锋同志到底有着怎样的革命人生？

而这十六个大字又是什么呢？

华国锋出生于1921年2月16日，老家是山西交城县。

他父亲苏庆惠15岁就到县城学徒，出师以后便靠制革手艺为生。后来娶了华国锋的母亲王氏，并生了华国锋兄弟俩。

苏庆惠读过一些书，所以不但给华国锋起的名字叫苏铸，还给他起了字为成九。

有了两个儿子后，家里的开销增加了不少，苏庆惠和王氏的日子过得更加紧巴，一家子只能勉强度日。但在华国锋只有六岁时，他父亲就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此后，华国锋兄弟俩便和母亲王氏艰难度日。王氏虽为普通的农家妇女，但思想开明，为了让老苏家的后代也有文化，她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上了小学。

华国锋的哥哥小学毕业后，王氏为了一家的生计，便让他子承父业，去学了制革手艺。而因为华国锋天资聪慧，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母亲舍不得让他辍学，便继续省吃俭用供他考上了县里的商业职业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只是初中级别，但却是交城县最高级的学校。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学，一直读到1937年毕业。在学期间，他依旧刻苦，不想辜负了母亲的一片苦心。而且，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品格，为人沉稳、谦逊、诚恳，所以在同学中的人缘很好，威望也很高。

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进步书籍，并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进行了东征，一路打到交城县，并接济百姓。这又使得华国锋对我党和我军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决定跟着我党，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母亲，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交城的抗日游击队。为了便于日后的工作，也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把名字从苏铸改为了华国锋。不久之后，他成为光荣的我党党员。这一年，华国锋17岁。

随着斗争经验的不断增加，华国锋先后担任了我党交城县和阳曲县的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所以，在几十年后，全国人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华政委”。

交城县是抗战期间出民兵英雄最多的一个县，韩凤珠、崔三娃、段祥玉都是出自这个县。著名抗日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就是以这些英雄为原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英雄都是华国锋培养出来的。

后来，交城的很多抗日老干部提议写一些文章，来宣传华国锋在培养民兵中所做出的贡献，但华国锋坚决拒绝，他不允许搞任何关于这方面的宣传。但交城人民都把他的贡献记在心里。

1949年，华国锋随解放军南下，在抵达湖南后，组织上决定留下一批优秀的干部支援当地建设。于是，29岁的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湘阴县在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

从那时起，他在湖南连续工作了27年。

1952年，华国锋31岁，调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众所周知，毛主席的故乡韶山曾经就隶属于此县。后来，毛主席之所以能在无数省、地级干部中关注到华国锋这位革命后辈，与华国锋的这一职务是有很大关系的。

1955年秋，毛主席在长沙接见了华国锋。当时，面相忠厚的华国锋衣着朴素、谈吐朴实，给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年10月，毛主席打破常规，安排华国锋列席了我党七届六中全会的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年过六旬的毛主席对34岁的华国锋诙谐地说道：“你是我的父母官哟！”

1969年，华国锋在我党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是“特殊时期”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作为新任中央委员，华国锋自然很拥护中央的决定。然而，他当时肯定想不到在几年之后，他将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0年，袁隆平主持的杂交水稻研究项目遇到了很大挫折。但时任湖南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仍然在一次省级重要的农业经验交流会上邀请他发言。这给了袁隆平莫大的鼓励，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把杂交水稻搞好。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摔死。

毛主席不得不再次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当时，很多老革命都被迫“靠边站”，毛主席只能把目光转向年轻一代。尽管忠厚、朴素的华国锋给老人家留下了印象的深刻，但他的资历尚浅，毛主席一时也犹豫不决。

但是，在经过了2年多的考察和比较之后，毛主席还是决心将华国锋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

1973年8月，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跻身于我党的最高领导层。

1975年，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并逐步接替病重中的周总理的工作。

这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急需在湖南进行大规模推广。但因为在“特殊时期”，向上级打的几次报告都没有回音。情急之下，湖南农科院的副院长陈洪新同志在12月直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求助信”。

很快，华国锋就亲自接见了他，并对杂家水稻的推广做出了重要指示。后来，袁隆平院士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道：“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

1976年4月7日，毛主席亲自提议由他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而“第一”这个词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的这个提法就是明确了华国锋将是自己的接班人。

在逝世前，毛主席已经不能言语，但还是给华国锋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在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便以接班人的身份，在毛主席追悼会上致了悼词。可以说，当时的华国锋已经是我党的最高负责人。而他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当时，四个坏人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抢班夺权”，党和国家的事业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华国锋孤立无援，处境是极为艰难，如果他稍有退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面对危机，华国锋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沉着和果断，迅速决定向革命元老寻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也就是毛主席逝世的转天，华国锋巧妙摆脱了四个坏人的盯梢，找到李先念同志进行了密谈。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四个坏人已经愈发猖獗，篡党夺权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同时，他请李先念同志尽快联系叶剑英元帅等老同志，以谋划应对之策。

在经过了20多天的紧张准备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和叶帅一起坐镇中南海，果断采取行动，由汪东兴同志出面逮捕了“四个坏人”及其党羽。由此，我国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不久之后，华国锋接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我国的最高领导人。

粉碎“四个坏人”的行动使华国锋深得民心、党心，很多老同志都对他刮目相看。在那些日子里，在各种公开场合，叶帅总是紧跟在他的身后，为他保驾护航。

当时的人民群众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对华国锋的热爱也几乎达到了个人崇拜的程度。虽然华国锋一直反对，但他的标准还是挂满了祖国各地，《我们的华政委》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歌颂他的歌曲也是响彻中华大地。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人民群众的爱戴，华国锋保持了难得的冷静。

他心里非常清楚，国家刚刚经历过十年“特殊时期”，百废待兴，稍有不慎，就要面临崩溃的危局。所以，他很快意识到必须要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才能真正扭转危局。

出于自身的局限性，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虽然这个口号没能摆脱“纲”的理论体系，但重点已经放在了“治国”方面。同时，华国锋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勾勒出了一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磅礴蓝图。

不过，在他的构想中，有很多发展目标并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他提出的大规模进口外国设备也没有考虑国力的承受能力。但无论如何，在“四个现代化”将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点上，华国锋的决策堪称英明。

然而，与经济发展计划的大刀阔斧相比，华国锋在思想解放方面，就显得颇为保守。

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他提出了 “两个凡是”，并要继续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显然，这并不能解决当时我国急待解决的问题，也与时代的潮流产生了严重脱节。

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很多同志的批评。在1978年胜利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事求是”正式取代了“两个凡是”。同时，以此大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不过，难得的是，虽然华国锋有“缺点”，但党内同志对他的评价却非常高。

这是为何呢？

华国锋对于自己其实是有着难能可贵的清醒认识，他很清楚自己并不适合引领国家重现辉煌。

因此，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主动辞去了一切职务，急流勇退，将党和国家顺利交接给了第二代核心领导层，可谓是高风亮节。从此，华国锋正式离开了国家的权力最高层。不过，一直到2002年10月的我党十六大之前，他始终都是中央委员。

在离休之后的30年间，华国锋再也没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过任何自己的看法，只是甘于作为一位平凡的老人。可是，无论是在国家高层，还是在普通百姓中，他都有着极好的口碑。

老领导人谷牧同志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华国锋同志是一个好人。”事实上，这句话可以代表很多同志的观点。

这个“好人”的定义有很多种，但从政治角度上说，华国锋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他的作风民主。

在“特殊时期”结束后，我党党内的民主气氛再度活跃，形势也没有过去那么紧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华国锋宽容和克制的态度对于恢复这种良好氛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在他提出“两个凡是”后，舆论界遂以此为主导。但是，胡耀邦同志在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喉舌”经过讨论和酝酿之后，联合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雄文，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华国锋对此并未进行干涉和阻止。他甚至对很多同志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

即使是被拥戴为“英明领袖”，并手握大权的时候，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同志们观点的分歧是不会引发斗争的。他还强调要为了团结，对真理标准的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要搞清楚。

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同志曾经提到过一个有关这段往事的细节：在1978年召开的关于“改革”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要让大家畅所欲言。他说：我是下了决心让同志们说话的，既然把同志们都请来了，就要让所有人都能说话，才能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有关个人崇拜的各种宣传。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华国锋确是一位宽厚的好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只是一位“过渡性”的领导人，但他对国家在特殊时期的平稳过渡和革命事业的继往开来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功绩值得永远铭记，并将照耀千秋。

在他的灵堂外，那位50多岁的男同志所拉起的横幅，上面所写的16个大字是“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丰功卓著、英明永存”。

这短短16个字确是对华国锋同志一生的最好诠释。

华国锋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