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出兵波兰（1939年9月），到日军突袭珍珠港（1941年12月），在此两年多的时间，从国际关系的构成与演变来看，肯定是近代最为活跃的一段历史时期。
在这里，中、英、美、苏、德、意、日，七个大国欧亚逐鹿，或者宣战，生死相搏；或者中立，左顾右盼；或者取巧，伺机而动；伐谋，伐交，伐兵，诱秦诓楚，风云奇诡。其间，经过多次剧烈对撞，大国关系重新分化、重新组合。最终，七个大国分别完成各自的国家结盟，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条阵线，由模糊而明朗。
两条国际阵线由混沌走向澄清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国际阵线，各自利益的选择与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战争打成一片，就此摆脱长期的孤立，奠定了日后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蒋介石：“他是阶级政治家”。此外，作为渝府统帅，蒋也是一位阶级战略家，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蒋还算个战略家。他的政治嗅觉要比军事嗅觉敏锐。”总之，蒋介石及其渝府作为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成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关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划，按照当时的概念，蒋介石、国民党将两者加以区别，分别称“政略”与“战略”。而中共方面则合二为一，统称战略，基本不用“政略”这一概念。各有其据。
第一， 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战略思想。
蒋介石全部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贯通起来，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抗战国际化。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全部战略思想的构成围绕这一点展开。
中日战争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爆发。就地缘政治而论，远东在地理上相对偏远，因此，尽管中日早已开战，但一直以来，战争的范围仅限于两国之间，就世界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的战争，日本官方甚至不称战争，而称“中国事件”。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渝府很难以一对一的方式彻底击溃日本。为此，蒋介石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从来都秉持一个基本思想：将中日战争国际化，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多年来，蒋曾一再考虑并力行这项战略，自记：“解决中倭问题惟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所谓国际注意、各国干涉，就是国际化。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日战争引起国际干涉？以往，蒋所指望的国际干涉就是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1939年1月26日，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外交政策，他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武器呢？二十年以来，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是我们的武器。”
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八国，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其中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等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随后，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
1933年2月，国联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李顿调查报告，承认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当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
但是，无论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对于日本侵华并无实质性的制约或制裁。考虑到几个大国均不愿在中日之间明确地选边站，并且顾虑对日宣战或将失去九国公约中的一些有利条件，因此，蒋介石也一直不对日本正式宣战，中日战争长期处于沉闷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蒋没有找到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欧洲是世界政治中心，欧战的爆发，至少在政治上必将波及全世界，促使各国选边站。蒋介石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立即意识到这是将抗战国际化的战略机遇。为此，欧战爆发之始，蒋迅即提出一项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如何使中倭战争牵入于欧战范围之内，使与欧战共同解决。”
这里，所谓“牵入”，就是要将中国的抗战与欧战联系起来，由此将抗战国际化。所谓“使与欧战共同解决”，就是结果，就是通过国际阵线制裁并战胜日本。作为“牵入”欧战的具体方式，蒋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阵线的战略决策。当然，渝府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欧战，所谓加入英法阵线，其实是拉英法加入中国的抗日阵线。
然而，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由于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且两国先后出兵共同瓜分波兰，在外界一度造成“德俄集团”的迹象，由此又引出另一个猜想：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正在形成，“英法阵线”对“德俄集团”。也就是说，蒋如果加入英法阵线，有可能与苏联处于对立状态。由于苏联的立场一时尚未看懂，蒋介石投鼠忌器，结果，也未能即时加入英法阵线。
第二， 力倡建立中美英苏联合阵线。
蒋介石关于将抗战国际化的思想，与建立国际反侵略联合阵线的思想，两者天然相通。具体而论，与东亚地缘政治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大国，亦即渝府所能够指望的联合对象，主要就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
为此，在几个相关大国当中，顺理成章，蒋介石最早提出与英法美苏四大国建立联合阵线，并且把这一建议作为基本国策，坚守不渝。然而，通往联合阵线的道路坑坑洼洼，一路走来，渝府也是踉踉跄跄。
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对英、法、美、苏四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关于中日战争国际化思想，具体讲，就是引导四国介入。但是，四国之间各自的处境、利益、立场、观点并不统一，因此，各自的国策也是各有各的盘算，各行其道，甚至相互敌视，例如英法与苏联。
不过，尽管四国的利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东亚国策则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国抗战，以期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由中国牵制并消耗日军，从而削弱日军对自身的威胁。但是，四国自身则避免直接卷入与日本的对抗，故又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关系，对渝府冷眼旁观。后来，随着法国战败，英法阵线亦随之瓦解。
美国大使赫尔利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理论上分属两条阵线的几个世界大国，实际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互为交叉的模糊关系。某种情况下，某国可能是反侵略者，某种情况下，某国又可与侵略者相互妥协，甚至合作。
例如：苏联与德国，苏联与日本，英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甚至渝府与德国，双边关系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不可能建立鲜明的反侵略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的推进与反推进，首先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场不动声色的战略较量，双方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孤立对方。其间，日本的战略策划一度相当成功，对渝府构成相当有效的战略钳制，原因在于，面对德国在欧洲横冲直撞，英苏美的战略重点都摆在欧洲，为此，其东亚国策都具有对日本妥协的一面，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个战略软肋的存在，也就为日本在英、苏、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提供了足够的周旋余地。
由于处境与利益的不同，英国、苏联先后以渝府做交易，与日本达成妥协，弃渝府如敝屣。渝府最为难堪的局面，并非来自日本，而是出自友邦的变相出卖。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伤害的情况下，渝府高层一度产生极端情绪，甚至出现联合德国以报复英国的呼声。
仅就东亚而论，渝府具有绝对的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论，渝府则又位居边缘，并且也是参战大国当中最弱一方。两种地位的存在，决定了渝府的两种处境：时而被冷落，被敲打，甚至被出卖；反过来，时而又被拉拢，被尊崇，甚至被吹捧。在这个极易产生偏执与急躁情绪的年代，蒋介石基本上做到了处变不惊，展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也展现出其善于守拙的一面。
1949年，国军从浙江台州大陈岛撤离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