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个叫王圆箓的甘肃敦煌道士，在自己修行的破瓦寒窑中，无意间掏出了一个藏经洞，满满的一窟经卷图画。还是有些保护意识的王道长，将事情逐级请示上报，却没有得到期待的回复。

这则消息不胫而走，先后有英、法、俄、日等国打着“考察队”“探险”旗号的盗宝者蜂拥而至，各种奇巧手段不一而足，从洞窟挑走了许多精品。1909年5月，敦煌文物大盗伯希和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展示了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包括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罗振玉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首次见到了来自敦煌的珍贵经卷，“惊喜欲狂，如在梦寐”，方知甘肃荒凉之地埋藏重宝。

1909年冬，朝廷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为充实馆藏，向全国“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罗振玉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获悉此时在万里之遥的大西北甘肃，敦煌藏经洞内仍然遗留有以佛经为主的大批写卷，他立即向朝廷学部呈递报告，这是无价之宝，请立即清点数量，运往北京保存。关于拯救遗存的费用，罗振玉的想法是，先由陕甘总督垫付，之后朝廷学部拨款偿付，时任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不想出钱，罗振玉无奈只得自掏腰包，才筹得款项。

当皇帝和太后下令保护的时候，距离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已经过去十年之久。1910年，按照 朝廷运回北京保存的旨意，外贼劫余之藏经洞文献，清点尚有万件之多，负责整理运送藏宝的官员是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这批宝藏一路上走走停停，边走边送，沿途不少经手者截留过一些，到了北京后，在何彦升的儿子，内阁中书何震彝府邸放了三天，这显然是事前商量好的计划。

根据罗振玉的说法，这批敦煌残遗，“乃先截留于其（何震彝）斋”，然后通知了何震彝的岳丈李盛铎，还有当时学部副大臣刘廷琛等人，他们“以三日夕之力”把敦煌写经挑选一遍，各种精品被扫荡殆尽。

李盛铎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藏书大家，伦明评价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家也。”就凭这帮人的学识修养，虽然是由外国人挑剩下来的部分残遗，这些写经再由他挑选一遍，其中的精品也就搜刮一空，所剩无几。当时这帮人在何震彝府邸究竟挑了多少好东西，后人多方研究，得出不同的数字，真相已经很难确定，毕竟是私宅秘事，可以肯定的是，数量肯定不少，质量也一定最高。

残遗经卷在甘肃起运之前，已经梳理清点数量呈递朝廷，据官员奏报为“万件”，实际上应当在六千卷左右。在何宅的三天，仅李盛铎一人，据统计就取走了六百卷精品，将近十分之一，不想出钱的刘廷琛也来凑热闹，这些人无一不是学识渊源，因此，在何宅的三天里，剩余敦煌残遗又被分走不少精品。

拿走这么多写卷，肯定与原先呈报朝廷的数量不符，如何向上面交代呢？当时的官员自有办法，到了入藏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时，清点却有8000卷之多。这是怎么做到的，说穿了也不稀奇，押运官为了交差，把那些质量差、残损严重的写卷，一撕为二、为三，以此增量凑数，因为各类写卷在登记时，一般只登记数量，没有具体目录，所以分成几段，也无可考究查证，就这样通过破坏、分段的方式，轻而易举掩盖了残遗流散的事实。

1929年（民国十八年），这批敦煌写卷由京师图书馆移交民国政府的北平国家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清点时发现，较入藏时的8000卷，又增加了将近1000卷，只因后来清点时更加规范科学，也提高了对写卷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对原先不在统计范围的残品也纳入范围，因此数量更多，账目也更细。

作为寓居青岛（时称胶澳德国租界）的前清遗老，刘廷琛是如何成为敦煌遗宝收藏者的？

刘廷琛（1867—1932），祖籍江西九江德化县，字幼云，清末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务，他是李盛铎的亲家，所以才有机会受邀参与了何宅“分赃大会”。

1910年，授命全权负责清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剩余经卷的前清官员是何彦升，他委派执行押送运往京师的官员，就是李盛铎的外甥，叫傅宝华。这批敦煌遗书运到北京后，并没有及时向朝廷学部复命，而是由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将其送往家中暂存，随即通知其岳父李盛铎，闻讯而来的还有刘廷琛、方尔谦等人，这帮人学识渊博，目光独具，各凭眼力攫取了为数不少的敦煌珍宝。

比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两件残卷拼接而成的唐代写本《问对》，这相当于当时科举策问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的一段就出自刘廷琛收藏，也就是他在何宅得到的。据统计刘廷琛分得的敦煌写卷，数量应当在120卷左右、八十余种，如唐咸亨四年写本《金刚般若经》、唐人写本《佛说天公经》、上元三年《妙法莲华经》、《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师质子摩豆罗世筫》、北朝写本《大智度论卷第六十五》等，皆为精品。

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孤儿寡妇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结束。作为逊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黯然归去，选择了青岛隐居。他在依海不远的湖南路53号择地建房，命名为“潜楼”，取《易经》“潜龙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具天下。由于来路不正，所以刘廷琛对敦煌藏卷一直秘而不宣，带往青岛后收藏于湖南路的私宅“潜楼”中，外界所知甚少。

晚年的刘廷琛罹患“风痹”，严重影响行动，1931年即瘫痪卧床，1932年7月（民国二十一年），在青岛寓所去世。刘氏由此家道中落，以致生活难以维持，至1937年时，他的家人终于决定分配刘氏遗产，有意将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古籍善本出售，由于刘氏后人不太懂行，不得已将潜楼藏书以及其中品相较好的两箱书画运往北京，托中间人出售，其它藏书都按白菜价贱卖流散民间。

刘家后人也知道敦煌遗宝的价值，不敢在国内公开售卖，曾托董康在日本寻求合适的买家。董康曾多次往来日本求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法学家，并没有在日本为刘廷琛旧藏找到合适的买主，另外一说是寻到买家在几乎要交易时被国内学者抗议叫停，后来转归刘廷琛的亲戚张子厚所有。

“潜楼”也在青岛火车站改造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彻底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