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即插花朵玉冠上或者头发戴花。大多数人对于我国古代簪花、戴花风俗的印象均停留在女性群体之中，而鲜少联系到男性身上。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簪花或戴花并不是女性的专属行为。男性簪花并非少见，甚至一度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潮流。在宋朝，花朵类装饰品，最大的受众是宋代男性。

清人赵翼曾说过：“古人无不簪花。”足可见，古代人民戴花习俗在我国古代历史中是十分普遍且自然的现象。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就记载了许多梁山好汉也爱好在头上戴花的现象。

其关于男性戴花的描写并非偶然，而是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历史依据的。宋人的戴花习俗与社会风气有关，也与历史发展有关，更与当时社会文人阶级所引导的审美文化有关。

当时，男性头上戴花的风尚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没有限制，成为人们的时尚追求之一。

男性簪花虽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其习俗的发展也贯彻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进程。欧阳询《艺文类聚》一书中第五十八卷《杂文部四》中的描述可以被看作是我国目前能看到的关于“男性戴花”的最早记录。

其中记载了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社会便已经出现了男子戴花的现象，而当时人并没有觉得此类行为有何不妥，足可见在南北朝时期，男士头上戴花已经不是怪事。

时至唐代，男人簪花行为便已经小范围流行。唐代虽然武德立国，社会整体也以兴武为尚，但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男士的巾帽上簪花的现象。

《全唐诗》中记载了不少男子簪花的现象，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范围内，男子簪花现象仍然属于小众爱好，目前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唐人男子戴花的现象多发生在宫廷内部和官僚之中。

唐代南卓在《羯鼓录》中记载了，汝南王李琎深受唐玄宗喜爱，与玄宗出游时，皇帝便将红槿花插在李琎的帽沿。后李琎用羯鼓演奏《舞香曲》时，那朵红槿花也没有掉落，被玄宗夸赞他是“神仙谪坠”。

唐代虽然已经出现了男士簪花的习俗，但风俗的传播范围有限。并非社会各阶级人士都能体会到这种时尚。

杜牧曾在《九日齐山登高》一诗中写道：“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可见在当时的官宦阶级中，男子戴花的风俗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唐代王维的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被收录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本之中。

其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相信大家仍然记忆犹新。而“遍插茱萸少一人”，此句中的茱萸便是指当时男士头戴的茱萸花。

唐代时，我国革新了传统的官吏选拔制度，开创了科举制。白衣书生也有了登上朝堂的机会。而每一届科考登榜后，高中进士的学子们便会在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办一场大型宴席，以庆祝金榜题名之喜。青年才俊的进士们会找遍长安城所有的花园，去寻找最艳丽的牡丹芍药，故此有了“探花郎”的称呼。

从唐人对于花卉的热爱中就可以看出男子戴花风尚流行的原因，人们对于花朵的喜爱达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这种人人都爱将花朵戴在头上的现象。

在唐代覆灭后，五代十国时期延续了这一习俗。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的闵国国军王延羲，遇刺当日头上也是戴着花的。

到了北宋前期，在洛阳、扬州等宋代名城中，戴花、簪花的行为早已在城市社会中大范围流行。

宋代统治阶级将簪花和戴花，写进了本国的服装制度编排中。

《宋史·舆服制》其中就规定，朝廷簪花的最高级别是大罗花，而大罗花也有三种颜色，分别为红色、黄色、银红色，此种类型的花朵并非是真实的植物，而是绢制的仿制花朵。

可见当时社会有关戴花的习俗已经得到了制度化，无论头戴绢花还是鲜花，戴花习俗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而在宋代有关戴花的风尚，最早是由宫廷内部引起的。

在宋代的一些宫廷宴会上，当皇帝心情愉悦时，便会将一些簪花赏赐给朝中大臣，以示偏好。辛弃疾曾经在他的词中提到“今夜簪花，他年第一玉殿东头。”足可见玉色簪花在当时已经变成了功名与荣誉的象征，戴花与簪花成了大家追求的行为。

《梦溪笔谈》中曾有这样一个典故，北宋庆历五年时，韩琦于扬州任太守一职，其家中种植着一种芍药花，名为金缠腰，花瓣为红色，中间一圈黄蕊，盛开时十分艳丽。

而金缠腰的色彩搭配就与当时的宰相官服的红色袍服搭配金色腰带十分相似。所以当时民间流传，此花一开，城中便会出宰相这一说法。

某日韩琦宴请王珪、王安石与陈升之等北宋高官至他家中做客。席间一时兴起，就为每个人头上插了一朵金缠腰。在未来的三十年中，这四个人每个人都做了宰相。

后世更是有著名画作《四相簪花图》来记录这个故事。许多佚名画家的作品中描绘宋代男士形象时，也多会描绘其头簪花的形象，颇具风度。

宋代男性戴花在士人阶级中有着很强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男性簪花与女性簪花不同，不仅在乎花卉本身的美观，更关乎花的附加价值。

在宋代，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会戴花出席大型活动，且并不少见，比如宋神宗就曾佩戴过花王姚黄牡丹，而在当时，皇帝赏赐花朵给大臣也意味着赏识与赞许，在当时的社会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足以使得“观者荣之”。

有时，即便皇帝头上未戴花，也会将簪花赐给赏识的大臣与年轻人。宋真宗便曾经赐给寇准一朵奇花，宋真宗说：寇准年少，正是簪花吃酒的时候，可见戴花对于宋代男士的特殊意义。

淳熙年间，宋孝宗为太上皇高宗庆祝寿宴时，皇帝与文武百官甚至是大殿侍卫也佩戴了花朵。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后曾为此情此景著诗，其中“牡丹芍药蔷薇朵，都上千官帽上开。”也成为了千古名句。

这种统治阶级赐花、戴花的行为极大地促进社会整体戴花风俗的传播，也成为了簪花习俗正式形成，成为宋代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原因。

男子簪花的现象也与宋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有着密切关系。

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宋代，花朵便是美好的象征，花卉所带来的文化内涵也不断被革新出新的内容，越来越受人们追捧。

宋代男子不仅会头戴鲜花，也会戴像生花，历史文献中可查证的宋代男子佩戴过的花朵类型包括：茱萸、木槿、蔷薇、梅花、杏花、牡丹等等多种品类。

男性头上插花的风尚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没有限制。宋人戴花的习俗来源于爱花，对于花卉的热爱在宋代百姓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人爱花已是整个社会的习性，在宋代每年都会举办种植牡丹大赛。而在比赛中拔得头筹的家庭就可以获得，给此品类牡丹的命名权，例如，如今市面上仍可见的牡丹品种“魏紫”、“魏红”、“姚黄”等等，数不胜数。

姚黄是指千叶黄花牡丹，出于姚氏民家，魏紫是指千叶肉红牡丹，出于魏仁溥家，上述两种牡丹花的品类被称作牡丹之冠，传说里讲黄花最美，人称花王；紫花稍次，人称花后。

而宋代官员的腰带也多为牡丹花色，足可见，牡丹花的影响力遍布宋代整个社会。

在宋代，民间男女嫁娶之时，男人们，头上需戴一个花冠，此花冠名为华胜，花冠上真花与仿生花皆有，十分美艳。

但在民间，即便男子戴花已经蔚然成风，但《宋史》中记载，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认为，此种风俗过于追求花朵之美，有损男子气概，在那之后，人们举行婚礼时，男子便只需在头上佩戴少许花朵即可。

簪花的习俗在我国已经有了两三千年之久，最初只是妇女群体爱好簪花以作装扮，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变迁，到了唐宋时期，簪花这一习俗影响范围扩大至男性群体。

男士们也爱上了戴花，甚至有朝廷官员头上戴花的现象。连老年男子也愿意戴花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比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曾言“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

宋代男士簪花的风俗不仅在宋代版图内十分盛行，甚至影响到了辽与金两国的文化。我国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座辽代墓穴中的壁画上刻画有辽国男子在吹笛奏乐时头上也戴着簪花，足可见在宋代，周边少数民族也收到了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这一现象在《辽史》、《金史》等史料典籍记载中也可以发现，例如《辽史》中就曾记载进士登科后皇帝会赠予大臣花朵的现象，《金史》中也曾记载宫廷之后宴席上男子人人头戴花朵以示礼仪。

宋代男子戴花不仅是当时社会风俗的体现，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兴盛的表现形式，而人人偏爱戴花足可见宋人乐观的心态与追求美的价值观念。

虽然在南宋灭亡后，后继的元朝由于其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特殊性未能够将男女皆戴花的习俗延续下去。但到了明代，簪花的习俗在男性群体中依然存在。

虽然在今天，男性与戴花看似毫无关联，甚至花朵成为了女性的专属物品，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男士戴花习俗，也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