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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朝早期，商王大力经营南方的边疆地带。在这个过程中，盘龙城成为了殷商文化在江汉一带的桥头堡。考古学者通常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在长江中游设置转运青铜锭的据点。然而，在江南地区，则被称为“荒蛮服地”的地方，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历史遗存。

时间来到1989年，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镇的百姓忙碌于一项重要的工程：修护赣江堤坝。在程家村附近，村民们正在挖土作业。突然，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大量青铜器。这些器物神秘且迷人，显然是来自古老的过去。这个发现引起了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彭适凡的关注，他迅速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前往大洋洲镇。他们开始主持这次重要的发掘工作，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些青铜器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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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大洋洲商代器物群在沉睡了三千多年后终于重现于世人面前。这些器物，每一个都充满了神秘和历史的气息。这里共出土文物1300件，主要是铜器、玉器和陶器。其中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堪称中国南方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这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和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为揭开三千多年前长江流域文明之谜提供了重要依据。曾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曾获“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

在这个看似荒凉的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时间比殷墟还要早。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人们对江西的认知产生了改变。这些文化犹如璀璨的明珠，其内涵丰富程度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长久以来都被误导了，以为只有中原才是文明的摇篮，而其他地区则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在此被彻底颠覆。

出土的器物中，虎的形象以多种形式出现。以虎为原型的独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伏鸟双尾铜卧虎”。这件器物以一只庞大的虎为原型，采用卧姿造型，以突目的圆眼、竖立的双耳和上卷的后尾为特征，身上装饰着卷云纹和云雷纹，展现出一种威猛而神秘的形象。突出了虎的强大和权力象征。

这些以虎为造型的青铜鼎显然具有特殊的政治和宗教意义，突显了当时社会对虎的崇拜和敬畏。可能是当时统治该地区的政治集团，在甲骨文中被称为“虎方”。新干大洋洲并不是这个区域的中心，而是位于距离樟树市吴城遗址。

据说虎氏原本是甘青高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氏族，早年间跟随黄帝族一同东迁至华北平原，成为夏人的姻亲部族。夏末，商汤灭夏后，一部分虎氏追随夏桀南逃，并在鄱赣都地区定居下来。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同创造了吴城青铜文化。这也算是一个夏王朝存在的旁证了吧？

吴城文化与商文化、先周文化都有联系，这一点值得思考。赣江中游地区的吴城文化，与地处关中的先周文化之间的联系渠道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多个地理区位的交通和交流。根据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中，专家们检测到的高放射性铅同位素表明。这些青铜器可能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一样，其中的铅可能来自于云南。如果这些铅确实经过了三星堆、金沙文化，再到殷墟和吴城，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涵盖了多个地理区域的广泛交易圈。

如果先周文化能够辐射到赣江流域，是否是通过商文化？如果不是通过商文化，那么就需要经过巴蜀地区，通过三星堆-金沙文化。然而，被认为社会层次不低的巴蜀文化却没有对赣江流域产生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

总之，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江南地区的看法。原来，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其实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和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商朝时期南方边疆的繁荣景象，也展现了古代华夏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