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发生过很多次变法（改革），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失败。

像先秦有魏国李悝变法、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后世则有汉代王莽改制、唐代王叔文“永贞革新”、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及明代张居正变法。

以上变法目的一致（不外乎富国强兵），结局却䢛异：王莽、王叔文完败；王安石虎头蛇尾；李悝、吴起、张居正虽获一时之成功，却都人亡政息；只有商鞅，通过变法不仅真正实现富国强兵，更经六世延续和接力，最终由赢政藉先祖之“余烈”完成天下一统。

从过程来看，商鞅的绝对成功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如君王的支持、政策的得当、基层的拥护等等，而其他失败者却只有一个原因——来自官僚士大夫的阻挠和反对——商鞅虽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但秦孝公无条件、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无数头颅却支撑和延续了变法：皇叔嬴虔脸上刺字、太子老师鼻子被割，其他反对变法的更是曾“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

看上去有点不好理解，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皇帝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也就是双方应该有先天的共同利益诉求。既然通过变法就可以实现富国强兵，那它就应该是一件符合两者共同利益、何乐而不为的事情才对，但为什么皇帝想办、而士大夫们不愿意呢？

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家、国、天下”，对于皇帝和士大夫而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和概念。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为皇帝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所有土地、财物都是他的私产。因此，不管何时何地何种状况，他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他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

士大夫们却不同。

本来，“修齐治平”说的是读书人和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但经过时代演变和儒家思想的“进化”后，在实际操作中，这四个字已经变成了服务对象的先后顺序——首先要小日子过舒服了，有余力的话才有可能考虑一下“国”和“天下”，甚至对绝大多数时候和绝大多数士大夫而言，要不要帮衬着帝王治国、平天下，还得看他们的心情。

因为，家是自己的，国却不是——是皇帝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一生只需要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维护好自家的利益就行了，管他天塌地陷、管他异族入侵、管他别国征伐、管他农民起义，大不了换个主子伺候就完了。

所以，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本身就是一句空话，是士大夫们用来糊弄皇帝、骗取富贵的。于是便造成了这么一种现象：皇帝的理想很丰满，就是自己出钱找一帮为自家打工的苦力；而士大夫却不这么认为，无论是作为元从跟随打拼天下，还是通过科举出人头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博取高位并赢得荣华富贵。因此，两者与其说是从属关系，还不如说根本就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合作共赢甚至互相利用关系。

尤其是从赵宋“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一出，读书人实现了一步登天，不仅不把武人们放在眼里，后来居然想连皇帝都一步步架空。于是我们看到，在宋明两朝，所谓的“共治天下”最终结果都完全超出了皇帝的预想和控制范围：皇帝以为自己是老虎，后面的这帮狐狸只是一群打手或者跟班，却没成想，这帮狐狸不仅借了老虎的威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谋取私利，而且在自己得利的同时，还把坏名声套在了皇帝的头上。

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最能印证这一点。

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但仅仅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067年，英宗赵曙居然也崩了。

朝堂上下都慌了，不只是因为三年内死了两任皇帝，更是因为国库没钱，埋不起了。

这有点难以置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居然说没钱，糊弄谁呢？

别不信，当北宋的权力棒传到仁宗朝的时候，还就真得没钱了。

为什么？

支出太大了，简言之就是“冗官、冗兵、冗费”。

北宋确实有钱，有数据说占了当时全世界财富的70%，但是再能挣，也抗不过能花啊。

仁宗朝的一个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北宋年总收入116138400两——无论与前代还是后代相比，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像被朱元璋搞成小农经济的大明朝，一年的总收入不过数百万两而已——不过先别惊讶或者高兴，当年的正常支出和零星支出（非常出）加起来却是238064300两。

也就是说，治平二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赚一个花俩”，任谁能撑得住？

所以，经过这种赤字累加的恶性循环，到宋仁宗执政末期的时候，北宋的财政实际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而且，宋初就开始的土地兼并、为缓解赤字进行的各种横征暴敛导致的沸腾民怨，再加上北方大辽、西北西夏的军事摩擦，大宋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一不小心，就可能万劫不复。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这个道理，北宋的那帮大佬们还是非常明白的，所以，在神宗皇帝安排王安石进行的变法的时候，以司马光、文彥博为首的士大夫们其实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反对，因为他们也感觉如果再不想法子赚点钱，别说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就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尤其是，他们对王安石所提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非常疑惑也非常感兴趣，想看看这位“执拗公”如何像变戏法一样多变出钱来。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七月，颁均输法；九月，颁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后来又有市易法和免行法陆续出台，但王安石的好日子已经就此打住。

朝野上下，除了一部分投机分子（以吕惠卿为代表）和年轻人（以章惇为代表）之外，全部一片反对之声。

因为，王安石的“戏法”不仅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还玩到了所有士大夫的头上。

在所有的变法项目中，除了个农田水利法外，王安石都充分考虑了皇帝的百姓的利益——为前者增加收入，为后者减轻负担。唯独对于士大夫的利益，不仅没有考虑，还意图进行大幅度缩减——国库增加的和百姓截留的，全部来自于士大夫们的固有收益。

哈，明白了，原来你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是把原有的蛋糕做大，而是通过薅我们的羊毛来进行重新分配，那还搞个毛啊！

士大夫的优秀代表、从来都是文质彬彬气定神闲的司马光率先疯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他不顾风度、呲牙咧嘴地嘶吼道，你薅我们的羊毛，比搜刮老百姓还可恨。

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注意，这位史学大家口中的“民”绝非底层普通百姓，而是整个士大夫蛀虫阶层！

就连刚刚入仕不久，初尝富贵却尚未经磨难的苏轼也跳出来大加反对。他没有老狐狸司马光的和狡猾和含蓄，而是直接说出了心声：我们之所以走上仕途，就是想在为国效力之余也享受一下生活，你这么搞，不仅砸了我们的饭碗，也和国家的盛世景象和主流导向不符啊。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苏东坡全集·卷五十一》）

面对汹汹众议，王安石一没有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宋神宗一直摇摆不定），二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最多把反对者从京城贬到地方），可谓独力难撑、孤掌难鸣。

上层孤家寡人，底层声音微弱，中间层掌握绝对力量却拒绝配合——这也暴露了中间阶层的惯有思维：国家兴亡，皇帝有责，唯独与我无关。

最典型的例子是赤壁之战前的东吴和李自成兵临城下时的大明。

赤壁之战前的孙权面临着一个生死抉择：是抵抗，还是投降？

没想到的是，他还在纠结的时候，手下以“顾陆朱张”为首的江东士族已经替他拿了主意：投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病逝，曹操借机南征，主政的刘表次子刘琮举州投降。

荆州既没，曹操俯瞰江东，下游的孙权大起唇亡齿寒之感。这时，曹操的信到了，他说他带来了八十万人马（实际二十万左右），想和孙权一块打打猎（会猎于吴）。

整个东吴都慌了，因为这是一场看上去毫无胜算的对决。

首先，从道义上来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制高点；其次，从实力上来讲，在战胜袁绍一统中原后，已经占据大半个天下的曹操，对其他诸侯呈现碾压之势。此次兵临东吴，更是举全国之力，势在必得。所以面对大军压境，东吴上下一片惶恐的末日景象，朝堂之上更是一片唱衰之声，纷纷劝孙权为江东万千生灵计，赶紧投降，免遭涂炭。

孙权一听大为失望和恼火，因为他知道这群江东土著动了歪心思，要抛弃他了。

这来源于江东政权的独特架构。

与曹操重用寒门、刘备偏向士族不同，东吴政权与士家大族的关系可谓相生相克、相爱相杀、貌合神离。

由于创始人孙坚出身低微，向来为江东士族所不齿。而孙策入吴时又是以袁术部下的名义，所以又多了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这就惹来了江东的一致抵抗。

对此，小霸王也不废话，拿刀就砍，一时间江东人头滚滚。庐江之役最具代表性，在太守陆康的带领下，庐江城一直坚守了两年才告破，陆氏宗族大多战死。此役让孙氏彻底站到了江东士族的对立面，直到许贡三门客刺杀孙策、孙权上位后才开始有所缓和。

孙权对此也是无奈，经过两代人的博弈，他看到要想在江东站稳脚跟，就绝对离不开江东士族的支持；而江东士族要想维持旧日的荣耀和辉煌，也必须找棵大树以求荫庇。所以，只有和解、合作才是保证双方共赢的唯一途径。

但是，也仅仅是缓和而已，灭族之仇、夺土之恨，岂能是握个手、喊几声口号就能解决的？所以，双方的关系只是一种为了相互依存而达成的暂时妥协，至于隔阂，那是刻到骨子里的，永远不会真正消除。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建安中，孙权群吏已有不少参用江东人士……不过，江东大族真心转向孙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在建安中这个阶段，大族名士既不拒绝出仕，又保持某种距离；孙权对他们则是即使用，又防制。”

在这种心态下，对于江东士族而言，无论是孙权还是曹操甚至刘备，有奶就是娘。如有必要，别说是换一个主子，就是换十个八个也无所谓，你只要能用你的国家机器为我遮风挡雨就行了。

所以在孙权装模作样征求意见的时候，这帮人都异口同声地劝“你就从了吧”。

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

只有不是江东土著的鲁肃一个人没有表态，并且在孙权上厕所的时候追出来，说谁都可以投降，唯独你不行。因为别人降了，身份地位不会有太大变化，你若投降，别说是富贵，能不能活命都是问题。所以千万别听那帮人的意见。

孙权感叹道，这些人太让我失望了，只有你了解我啊。

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於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在历史上，士族的名声历来不好，他们对上指手划脚、意图左右皇权，对下盘剥百姓、截流国家资源。更为甚者，他们对上不想尽义务，对下不想负责任，坏事做绝还想着好处占尽。江东士族的此番表现就证明了“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士族虽然自唐宋以后就已经绝迹，但士大夫集团却逐渐成熟，他们在政治主张和家国理念上又接过了士族的衣钵，发生在明末的“夹棍逼饷”就将江东士族的嘴脸进行了重新演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初（距离李自成进京还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朱由检召开例会，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整个朝堂变得死一般的沉寂。

他向文武百官借钱给军队发饷。

贵为一国之君，居然发不出军饷，而且还要向臣子们开口借，真可堪称千古奇闻。

但没办法，此时的崇祯确实已经山穷水尽、坐困愁城。自他即位以来，旱、蝗、流民、后金……以及党争，各种天灾人祸就像约好了一样齐齐向他压来。早在数年前，帝国财政就早已入不敷出，但为了抵御内忧外患，仍然不得不加征巨额赋税。于是，加赋逼民为匪，剿匪又得加赋，最终不仅问题没有解决，还陷入了一个巨大而无解的恶性循环。

遗憾的是，即使如此也没人吱声。

崇祯只好耐着性了再次低眉垂询，这次他让自己的老丈人周奎带头，任务是十万两。

周奎直接跳了起来，先是大喊自己没钱，继而又说自己砸锅卖铁最多只能凑出一万两。

一万就一万吧，蚂蚱腿也是肉啊。退朝之后，崇祯回到后宫大倒苦水，周皇后听说自己父亲的事情后，既恼怒又羞愧，偷偷拿出自己的五千两私房钱给父亲，让他一并捐上。

周皇后低估了父亲的无耻，这位国丈把闺女送来的五千两贪污起两千，连同自己的一万一共捐了一万三千两。

国丈有了态度，其他人也就不能装傻了，于是纷纷心不甘情不愿地“慷慨”解囊，其中，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捐款数额是……五百两。

而满朝文武的捐款总额则是20万两。

看着这点银子，崇祯欲哭无泪。无钱发饷，士兵自然没有作战的积极性，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据说守城士兵大都消极怠工，趴在城垛子后面，无论军官如何督促都不起来作战。

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这群官僚们手里真得没钱吗？

非也，逢王朝末年，士大夫阶层经过贪赃枉法、兼并土地和鱼肉百姓，早就攒下了巨额身家。面对国家危机和崇祯的哀求，他们不是没钱可掏，而是不愿意割肉而已——因为他们想着即使换了东家也可以继续做富家翁。

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北京城。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收买人心，李自成还严肃军纪作出一副秋毫无犯的样子。但当他们打开崇祯国库的时候却傻了眼，因为里面居然只有区区几十万两白银。

这让李自成大失所望，因为他的军队也闹饥荒了。

这种情况发端于他的战时经济政策。

李自成的失败有很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非常重要但又为很多人忽略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均田免粮。也就是歌谣中所唱的“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而在拿下襄阳城并建立“大顺”政权后，他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极端口号。

这一政策让他的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迅速壮大，但也造成了大顺政权的短命。因为作为流寇打游击的时候，你可以资粮于敌、以战养战。而一旦稳定下来，如果老百姓不交粮不纳税，那么军队的给养从何而来？政权的运转又如何维持？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军争篇》）

李自成不懂这一点，或者是他虽然懂，但是多年养成的“流寇”思维占了上风。在他的脑子里，大概把北京想成了第二个洛阳，把崇祯想成了第二个福王，他要继续吃大户，继续资粮于敌，期待打下北京后，用大明的国库来赏军、吃饭、运转。

但没想到，崇祯的国库早就穷到见底了。

好人没法装了，李自成开始了饮鸩止渴的作死之路：夹棍逼饷。

他成立了一个“逼饷镇抚司”，由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任务是向那帮刚换了主子、妄图继续享受富贵的士大夫要钱。

刘宗敏可不是崇祯，而这个“镇抚司”更不会去和大臣们商量，他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用刑，用到榨干你最后一滴血来为止。

重刑之下，任何语言都变得苍白，这群背叛大明、抛弃崇祯的大臣开始如流水般地往外吐钱。

国丈周奎。这个跳着脚向女婿哭穷的国丈，在酷刑之下，除上交白银53万两之外，尚有奇珍异宝几十车。

内阁首辅魏藻德。可能是因为首辅只当了三年的缘故，夹断手指也只榨出几万两白银。刘宗敏不相信，于是继续用刑，在遭受5天5夜酷刑后，魏藻德被夹碎了脑壳，惨死狱中。

应该说，刘宗敏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数日工夫，竟然从这群在崇祯面前近乎一毛不拔的官僚身上，榨出白银7000余万两——如果崇祯有这些银两，李自成能进得了京？皇太极又能入得了关？至少不会这么快这么直接。

这就是封建士大夫们的真实嘴脸，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家、国、天下”在他们心中的真实次序。与自己的小家相比，朱氏江山毛都不算，充其量就是一家能给他们发饷的私人企业。在企业兴旺发达的时候，他们背靠大树升官发财；而当企业面临困境甚至有倒闭危险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与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而是如何规避风险、最大限度地不受企业牵连。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苦难是一块试金石，黄沙淘尽，才知哪是真金，哪是渣滓；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困境是一面照妖镜，走投无路，方能分清好坏，辨得忠奸。

这个道理崇祯明白地太晚，在煤山上颈入白绫前才想起“诸臣误我”、“文臣个个可杀”。

对此，历代雄才伟略的帝王都心知肚明，为了搏取支持和交换利益，他们与士大夫阶层斗智斗勇可谓费尽心思，像汉武帝利用董仲舒篡改儒学，赵宋不杀士大夫，朱元璋严刑峻法，等等。

当然也有人别出心裁，想通过树立道德模范来榜样天下。

海瑞是一个传奇，一个之前和之后都很难再出现或复制的传奇。

首先，他是一个清官，清得最极致、最纯粹的那种。

大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海瑞任淳安知县。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师爷把淳安县所有吃官饭人员的“常例钱”给列出来。

什么是“常例钱”？

顾名思义，就是按惯例送的钱。明代叶子奇的解释最为贴切，就是管事的向服务对象定期索要的好处费。

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草木子·杂俎》）

《水浒传》第三十七回中，戴宗因不知道新来的配军是宋江，大骂其不懂规矩：“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海瑞看完报告后，立即下令革除所有常例。

在早已习已为常的淳安官场，此令不啻为一声炸雷。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各人又都知道海瑞为人，于是默不作响，却又在等着看海瑞的笑话，看他怎样凭五两的月俸来养家糊口。不久之后，这群等着看笑话的人失望甚至绝望了——失望是因为海瑞在自给自足，绝望则是因为只要海瑞在，这个“常例钱”就永远无法恢复了。

只见海瑞在官署后院开了一片荒地，只要一有空闲，就和老仆人一起进行耕作。穿着一点也不讲究，就是老粗布，官服一穿好几年，打的补丁太多以至于看不出官服原来是什么颜色；吃更不用说，全是粗粮，就连烧饭用的木柴都是自己上山打来的。

迁淳安知县。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

唯一一则新闻来自于海瑞买肉。

某天，海瑞的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对下属们说，告诉你们一件奇事，昨天海瑞给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猪肉。卖肉的屠户逢人便讲，说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其次，他是一个好官——并非说他的能力多强，而是一个在道德意义上老百姓心目中的完美好官——真正为民作主，为此不惧强权、不怕杀头，甚至开罪皇帝也在所不惜。

浙江总督胡宗宪是较早领教海瑞手段的人之一。

胡总督的儿子游玩路过淳安，因嫌驿站招待不周，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负责人倒挂了起来。海瑞听说后，对手下人说，胡总督一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此人如此行事，肯定是冒充的。于是将其拘捕，并把财产充公。胡宗宪听说后唯有苦笑。

宗宪子过淳安，怒驿吏，倒悬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过毋供张。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发橐金数千，纳之库，驰告宗宪，宗宪无以罪。

不唯胡宗宪，连修道的嘉靖也被他摆了一道。

嘉靖是一个复杂的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前半段励精图治，后半段怠于朝政，完全沉迷于求仙问道。有人因此谏言，却都被问了罪，于是百官明哲保身、三缄其口。唯独海瑞敢揭逆鳞，上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将嘉靖骂了个底掉。

嘉靖读完大怒，命令左右赶紧去抓，免得让他跑了。左右却说，此人早有心理准备，上疏的时候就备好了棺材，所以不会跑的。

嘉靖一听，沉默良久，又捡起上疏读了几遍，怒火渐渐转为叹息，说这个人和比干有得一拼，但我却不是纣王。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

隆庆即位后，对于海瑞这么一个砸不扁、煮不烂的铜豌豆也没有办法，让他到南京担任右佥都御史——如此一来，既显示重用，又眼不见心不烦。但这么一来，可苦了南京的各级官员，手底下不干净的直接辞职，大户人家把红色大门涂成黑色。海瑞到任后也毫不含糊，打富济贫，将被富人兼并的土地重新还给穷人。帝崩，穆宗立，历两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

之所以说他极致、纯粹，是因为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很多好官，但像他这样一穷二白、不置产业、不媚上、不结党、不营私、拒绝甚至破坏官场潜规则的，却是完完全全的独一份！

但也因为此，海瑞这个典型又无法学习和不可复制，所以，以道德的名义树立模范和榜样的尝试也失败了。

没办法，帝王们只好亲自上阵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官X代或者富X代们不知创业艰难，不懂稼穑之苦，所以往往会崽花爷钱不心疼。

同样，作为企业员工，平时也只关心薪水的高低和福利的好坏，至于企业经营如何、前景如何，那是老板一个人的事情，大抵与他们无关。

位极九五的皇帝和官僚士大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前者想让后者最大限度地替国分忧，即所谓忠君爱国；后者却千方百计地只想获取利益而规避风险和责任。

两者的博弈持续了数千年，结果表明，无论是文的、武的、软的、硬的，面对鸡贼而且抱团的士大夫最终都会失去作用。

没办法，帝王们只好自己上了——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你们也跟着学行吗？

隋文帝杨坚。

杨坚的皇位和天下来得很阴暗很无耻，但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好皇帝。

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在他的手里结束，科举、三省六部在他手里开创，破败的经济在他手里恢复——他攒下的粮食甚至到李世民的时候还没有吃完——他的时代被称为“开皇之治”。

即便创下了这么一份辉煌家业，杨坚却终其一生一直过着平淡甚至清苦的日子。

为了节省开支，他的衣服全部用最普通的布织成，破了缝补再穿。整个皇宫大内的一切用具全部铁制或铜制，完全见不到金银玉器，而且实行严格的数量和规格供应，不逾矩不超量。饮食更是每餐只吃一小盆肉。

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

杨坚不仅自己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还要求各级官僚也要如此。某次，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了一批上好绸绫，被杨坚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官员效仿。

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杨坚不仅勤俭立国，他还能真正关心民间疾苦。关中大饥，当赈灾官员向他展示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时，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一番自我检讨后，以一个月不近酒肉作为对自己的惩罚。

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

他还把节俭当作家风来影响和警示太子杨勇，告诫其舍弃奢华方得长久。

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但皇二代杨勇终究没能理解父亲的苦心，并因此被废，让故作节俭以迎合父亲的杨广捡了桃子。

宋仁宗赵祯。

毫不夸张地说，赵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担得起“仁”字的好皇帝。

1063年2月，赵祯病倒。在宰执们的带领下，一众大臣来到皇帝的寝室，还没看病人，却都被里面的装饰给惊呆了。因为这位执政42多年的皇帝寝室，居然寒酸地连点绫罗绸缎都没有（帷帟衾裯，多用缯絁）！所有人都知道赵祯凡事节俭，但都没想到竟然节俭到如此地步。

一次宫廷宴会，赵祯面前上了一道蒸螃蟹。一数，二十八只。

可能因为很少吃这种东西，赵祯就好奇地问这螃蟹多少钱。

一旁的侍从回答说，一千钱一只。

赵祯一听大怒，我一直倡导要厉行节约，结果这一道菜就要两万八千钱，这得相当于多少人的口粮呀。

直到宴会结束，赵祯一筷子都没有动。

但是，他不动不代表别人不动。

北宋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定下重文抑武和不杀士大夫的基调后，从立国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并，对贪腐行为也是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各级大员无论清正与否全部累至巨富，并以豪奢为荣。

就以在正史中的名臣和演义中的清官寇准为例。

在演义中，寇准穷得连茶都喝不起，但实际上，他成名后的生活却是极端豪奢，天天大宴宾客不说，阖家上下连厨房里都整夜点着蜡烛——要知道，在那时蜡烛可是不易得的奢侈品。

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

欧阳修对此表示了确认。

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後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归田录》）

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

道光很苦命，他继位的时候，所谓的“康乾盛世”早已连尾巴都看不到了，王朝已是满目疮痍、日薄西山。

面对此般光景，道光思来想去，决定从反对腐化厉行节约入手，改变乾隆以来的奢靡腐化作风。他的做法是躬行节俭，榜样天下。

他下了一道《御制声色货利谕》，号召全天下都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并重点诏谕停止进贡，减轻百姓负担，还叫停了紫禁城扩建项目。

在饮食上，要求每天只能做4样菜，有时候甚至就是一碗豆腐烧猪肝，面食则是太监到宫外买的大饼。

在穿着上，他规定凡六品以下官员只能穿布料做的衣服。对此他更以身作则，常年穿一条旧裤子，破了就打上补丁后继续再穿，一时成为风尚。

遗憾的是，他的努力也没有起到一点效果，像穿破衣服就不仅没省钱，还成了笑话，因为这不仅没有实现节俭，还给了投机者钻营的机会。

大学士曹振镛率先看到了商机，他故意在衣服上打补丁并让皇帝看到。汇报完正事后，道光因大起知己之感而把曹振镛单独留下，聊了一会后，他问：你的裤子打掌花了多少钱？

曹振镛傻了，他哪里真正穿过打掌的衣服，情急之下说了句“三两银子”。道光听后大为感慨，说我的花了五两呢，还是外面便宜啊。

这位不出宫门、在家自我算计的皇帝不知道，五两银子别说是打掌，做新裤子的话都不知道要做多少条呢。

看来，榜样不行，以身作则也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

建章立制，无人遵守；

树立榜样，无人效仿；

躬行节俭，无人跟从。

面对专制体制下的这一陋习和痼疾，大多数最初还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在种种尝试之后基本上都放弃了，打算与士大夫们实现妥协甚至同流合污。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说不。

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那么，我们老朱家的东西凭什么要让你们分一杯羹甚至是你们说了算？

我的地盘我作主。

洪武二年，朱元璋不顾帝国初建百废待兴，就急怱怱地下诏肃贪。诏书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朱元璋打出了一整套组合拳：建立监察制度，出台律法（《大明律》）及案例分析（《御制大诰》）——像最著名的贪赃六十贯论绞即在其中。

与以往不同的是，朱元璋对反腐绝对零容忍：你可以贪，但拿头来换！

从洪武四年开始，监狱里的犯人陆续多了起来——注意，里面几乎没有真正的民间犯罪，而大多是七品以上的在编官员。到洪武九年的时候，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落马官员突破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要知道，当时整个大明朝除京官以外，所有官、吏也不过四万余人。

按：每县设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各一人……计天下县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明史卷七五》）。

这其中，洪武四年的甄别、洪武八年的空印案贡献了很大力量。

洪武十八年，官、商勾结的郭桓案爆发，仅江南地区就有三万人头落地。

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八年，朱元璋的反腐进入白热化，号称无日不杀人。很多省份像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居然没有一个能做完任期，轻则贬黜、流放，重则杀头。因杀人过多，无人办案，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戴死罪、徒流办事”和“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奇怪现象：由犯罪但尚未正式服刑的官吏，带着镣铐坐堂办公。

如此雷霆手段，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不仅没有，整个事态甚至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仁、宣时期已经不可控制。

对此，其实晚年的朱元璋就早有预见，他曾感慨地说，我本想杀尽天下贪官，却怎奈早上刚杀完，晚上又有人贪污。

我欲杀尽天下赃官，但是奈何朝杀而暮犯。

此时的朱元璋好像是认命了，因为他的严刑峻法因为体制缺陷而终究没能战胜得了人性。

太祖都如此无奈，继任者就更不行了，大明国运在帝王与士大夫们的博弈中愈走愈窄，到崇祯的时候，士大夫终究还是抛弃了他们因经营不善而濒死的母公司，另谋高就了。

效忠来自于体制，背叛同样来自于体制。

专制体制下的君臣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雇佣关系，你（帝王）花钱买服务，我出力挣工资，两不相欠。而所谓忠君爱国思想的灌输实际上是帝王方面一厢情愿的条件附加——对这一条款，士大夫们当面表示接受，但骨子里却是绝不认同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是提供服务而已，而绝非是签了卖身契——于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认为无论自己做出何种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他们的是想法和做法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败给了人性，更败给了体制。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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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春秋》、《史记》、《三国志》、《宋史》、《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