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并且，在此过程中，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更是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

除了在军事领域的冲突，在思想领域，中苏之间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

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毛主席多次强调：和苏联武仗可以打，文仗更不怕！

那么，当年中苏交恶过程中还发生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迅速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1950年2月，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帮助中国进行战后重建和工业化起步。

不过，随着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调整。

在这一时期，苏联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战略上开始出现分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提出，引起了中苏之间的思想争论。

更为关键的是，中苏两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上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苏联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对和平过渡的探索以及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苏联在军事和外交上试图控制中国，导致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而中苏论战最早可以追溯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痛斥了斯大林的错误，并且对于1956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不少不合实际的问题，然后还对中国的各项运动提出所谓的“指导性”的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方在当年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过这两篇文章来阐述中国的立场，并且也表明中国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

然而，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对此强烈不满，认为中国想要当社会主义的老大，并且赫鲁晓夫表示，不能纵容中国。

此后，苏联在当时便围绕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台湾、西藏、中印等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而且，苏联所提出的意见也越来越过分，甚至是超出了正常的意见范畴，更是赤裸裸的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过，在这一阶段，双方的讨论依然是理论上的，即便是双方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双方的关系在表面上依然是友好的。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所以在当时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和庆典仪式。

与此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然是受邀国家之一。

当时的赫鲁晓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也受邀参加了仪式。

而在庆典仪式结束以后，中苏也开始了官方会谈，然而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以后，中苏关系可谓是彻底破裂。

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提出了中苏军事合作的议题，而这个所谓的议题，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其实早在一年之前，赫鲁晓夫就和毛主席提出过这个问题，大概意思就是希望通过军事合作，包括协同作战和防御计划，来提升苏联在冷战中的地位，并且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

而且，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想法，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合作，因为当时的中国的技术有限，设立所谓的长波电台，那么无异于让中国交出自己的军事通讯权，中国的一切行动势必都会处于苏联的监管之下。

那么，对于这样的请求，自然是无法答应的。

而赫鲁晓夫心想，时间过了一年，中国的想法可能会出现改变，所以就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依然是极其强硬的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提议。而且，还直接指出了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听完以后，自然是很不高兴，就此中苏关系彻底恶化。

而这次不愉快的会谈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回去以后，便立马下令，单方面撕毁之前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下令撤销对于中国的一切援助。

就这样，中苏双方后续就一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到了1962年，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发生摩擦，中国开始自卫反击以后，苏共领导人便开始在各个场合攻击中国，与此同时，一些东欧国家也在苏联的授意之下，开始对中国进行攻击，而且卷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中国对此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来阐述自己的立场，苏联也在当时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攻击中国的文章，后来中国又发表“九评”，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一直争论。

到最后，双方的分歧点归结到了，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理论问题和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路线和政策上面。

不过，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中苏论战也就此停止。

而在这些争论过程中，每次文章的发表，毛主席都亲历亲为，有时候还会针对专门的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进行专门讨论。

对于当时中苏的论战，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道：“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写写文章。武仗我们都不怕，这样的文仗，我们就更不怕了。”

在文战中，每篇文章都应成为能在战场上引爆的炮弹，因此谋篇布局至关重要。毛泽东以其精湛的战略眼光和文学艺术，为此树立了典范。

对于中苏“文仗”，毛泽东更是像一位战略家般善于整体谋划，精心布局战略要点。

当论战进入第三阶段，他多次召开中央领导层会议，制定详细的战略方案：首先，苏联已公开论战，我们也要如此；其次，我们要抓住《公开信》不放，暂不理会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第三，要直面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最后，评论中应有严肃批评和抒情嘲讽，既刚又柔，兼而有之。

这些部署不仅与军事战略相似，也展现了文学艺术的魅力。

尤其是在第四点的部署中，毛泽东强调评论应兼具严肃与抒情，这在后来的《九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使得整篇文章既有深刻的批评，又不乏幽默的嘲讽，堪称为文学学术的典范之作。

毛泽东不仅在《九评》中要求运用“抒情的嘲讽”，而且在整个“文仗”期间，都注重利用文学形式来助战。他推出了不少看似闲笔的文学作品，以此烘托气氛，活跃思路，彰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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