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作者 | 孟宪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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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应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刘心明教授邀请，孟宪钧先生于2016年4月15日下午来到我院进行碑刻拓本鉴定的专题讲座。孟宪钧先生为文物出版社资深编辑，曾追随启功先生、王靖宪先生、孟宪章先生学习碑帖鉴定，是国内著名的碑帖鉴定专家、收藏家，也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石刻拓片组特聘专家、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时对古籍版本鉴定也有深厚的功力。宋元旧拓、枣石遗珍，寓目无数。碑帖鉴定属于专门之学，孟先生的此次讲座对于我辈后学来说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特根据先生讲座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我来尼山学堂是诚惶诚恐，班门弄斧。我跟杜泽逊先生是老朋友，杜先生比我小十来岁，成就很大，我是佩服得不得了。我其实之前也是想做学问的，但是学问没做成，所以就退一步搞起鉴赏来。当然鉴赏也有过瘾的地方，文物赏心悦目，玩出来的学问要求玩物而不丧志。古代碑帖鉴定这门学问，跟书法、学术是三位一体的，但是现在被割裂开来，成为了三个不同的领域，鉴定碑帖真伪跟做学问应该是一体的，你看古代或者近代的一些名家给碑帖所做的题跋，比如罗振玉、王国维的题跋，里面首先体现的是学问和学识，这里面也包含鉴定的成分。然后还有书法，书法鉴赏跟碑帖鉴定也是一体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学问、鉴定和书法割裂开了，我们懂鉴定的人，包括我的老师王靖宪先生、孟宪章先生，他们能鉴定，但是书法不算一流。王先生有个图章，就是“学书悔晚”，他今年八十八了，字写得斗大，因为眼睛不行了。他的字也很古拙，有味道，但毕竟不是书法家。现在很多书法家自以为写得很好，但是碑帖的事儿几乎一点也不知道，那你这字从哪儿来的啊！
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幼无名师”，这是人生大憾，所以还是要跟名家学。我没学历，是自学成才的。那怎么进文物出版社的？本来进不去，后来因为有一位伯乐——老共产党员胡家聪先生。他把我引荐进去，然后他去社科院当研究员了。我起初并不认识这位老先生，当时他编了一本甲骨文的书，这个书有点错，我写了一封信，更正错误。我挑的错其实也没有挠到痛痒处，但是他说：“小伙子，你怎么喜欢甲骨文呢？你到我们这里来当编辑吧。”正好那年是1980年，本科生77级78级还没有毕业呢。经他鼎力推荐，所以我就进入文物出版社工作了。后来因为我没学历，评不了职称，就去北大听了一段的考古课，听李伯谦、俞伟超、高明这些先生们的课，不参加考试，补了一点基础知识，后来又到复旦大学进修了两年。现在碑帖鉴定这个本来不是学问的学问成了专门的学问了，大学里没这课，美术学院也没有这课。去年中央美院请一个日本学者叫伊藤滋给他们讲了讲，但是不系统，只是讲座。北京大学没这课，文献学专业没有这课，考古学专业没有这课，图书馆学专业也没有这课，就是把它边缘化了。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你们现在研究生上课用电脑一样，古代人必须会这手，不会这手儿你怎么练字？怎么去考科举？字没法过关。所以我奉劝各位，从现在起，开始关注这个事儿，有条件的练练字，要不然你不能理解书法，不能理解古代的碑刻，不能理解古代的文字。你看过去大学问家，民国以来的老先生们字都很好，都在这方面用功，都懂一点碑帖。都要多少懂点儿。我的开场白就是来这么几句。说到班门弄斧，2010年国家图书馆请我到文津讲坛讲课，我给他写了两行字，叫“自惭雕虫小技，忝列文津讲坛”。我在文津讲坛讲的东西也不系统，也是零零碎碎。刚才杜老师给我吃了一颗“宽心丸”，允许我随便说，咱们今天大概分两个部分讲，一部分是讲碑帖的鉴定，还有一部分讲一些我个人学习的心得和认识。
咱们先讲一下碑帖。碑跟帖现在广义上是叫碑帖，实际上碑刻主要是碑、摩崖、造像、墓志，以及一切在石头上刻的字。碑刻首先是实用物，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书法，它的目的是为了要纪念一个事儿，纪念一个人。但是客观上名家、书法家写的字儿它就有艺术价值，就被后人用捶拓的方法保存下来，这就是碑拓。各家对碑的定义不一样，如叶昌炽、马衡、朱建新等，我就不具体说了。分类大不一样，有的分类特别繁琐，大概朱建新分的差不多，有三四十类吧，造桥记、塔铭、带字的建筑附属物构件都算。也有一个叫法，叫古代铭刻学，铭刻学就是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石刻。那我们主要是研究石刻碑帖这一块儿。所谓帖就是为了让人习字专门刻在石头或者是木板上的书法作品，大概就是从唐末到宋以《淳化阁帖》为代表陆续兴起，这样延续下来。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学写字，所以把名家的字刻在石头或者木板上再拓下来。帖最早的雏形就是信札之类的，片言只字，像王羲之的书札，所以《淳化阁帖》里面有很多话都不是太顺的，我们现在都读不通。传世最早的墨迹《平复帖》还在，后来也刻成帖了，这就很难释读，晋朝人的话很简略，跟现代人的话差别太大了。我记得最早是启功先生在1942年释读的，见于《雍睦堂法书》。启先生是1912年生人，当时年仅三十多岁。启功先生真的是天才，咱们实在比不了。
刚才我说了我没有学历，可是我很幸运，幸运就在这学习方法上。我从80年就开始拜访启功先生，一开始先生也不爱搭理我，小年轻的，无非就是请教招人烦呗。我七十年代就想去拜访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父亲是启先生的学生，所以他有这个条件。他说你先别去，启功先生特别忙，你有什么事先问我，意思是不让我去。我还遇到过这种事情，1977年我到刘炳森那里，相谈甚洽。刘炳森是故宫的书法家，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写字了。我到刘炳森家不久，当天晚上，就有一个人找上门来，是刘炳森的学生，说刘炳森是我的老师，你不能来。嘿，真新鲜，这老师还垄断了。其实我去刘炳森家也不是想跟他学什么，我老师叫归质忱，是陆和九的学生。我只想广求师，多求师，多交流。拜访启先生的动机也是这样，我这本带签名的《论书绝句》一书就是启功先生送的，当时本来要写的是“启功求教”，这是先生一贯的写法，结果来客人了，就撂那儿了。启先生人很好，很提携我们这些后辈。当时那位先生就说启先生特忙，你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传达，那意思就是不让我去。到了80年我进了文物出版社以后，编辑部主任就派我去启功先生那里，问个什么事儿，题个什么签儿的，我就是个跑腿儿的。接触多了以后呢，先生对我有所了解了，就比较喜欢我。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买书了，1991年我自己起了一个斋号叫“小残卷斋”，启先生就给我赐题了一幅匾额。
启先生题了之后，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顾廷龙先生、饶宗颐先生，史树青先生，先后一人写了一个。当时顾先生写的是一幅篆字，我还不高兴，那是98年，顾先生说篆字好，篆字难写。顾先生三月份写的，六月份就故去了。启先生是楷书，饶先生是隶书，顾先生是篆书，我这一凑六个还不一样。碑帖鉴定这个事儿，还主要是得益于启先生，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就老往他那儿去，书法的事儿没跟他学过，我们就是谈碑帖。后来我86年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就比较专了，就集中精力搞碑帖鉴定。启先生当时就说，教我这个碑帖鉴定，你要有兴趣，我来给你介绍几个老师，其实他就是最好的老师。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位叫孟宪章，孟先生是一个蔬菜公司的经理，但是家学深厚，自己从小买碑帖，富可敌国，东西能够跟故宫媲美，东西好得很，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碑帖是启先生给题签题跋的，到现在还在家留着呢，日子过的穷困潦倒，就是不卖。还有一位是王靖宪先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1928年生人，今年88岁了，他藏品也不错，因为他是从浙江中国美院毕业以后分到北京的，利用工资买一点，东西稍逊于孟先生一点，但是品种全，研究很深。启先生说你要研究这个我给你介绍俩老师，所以从86年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学习，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启先生。记得90年初，有一次到启先生那里去，我给启先生看了一件《智永千字文》的明拓本，启先生立即给我题跋。过一段时间我又去了，是奉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之请，托我去找启先生题签，题一个“中国哲学史通论”，又看见先生案上有一本《智永千字文》，先生说你拿走，我说那怎么行啊，结果启先生硬是把这本帖送给我了。我说这您签个字吧，启先生说不签了，签什么字啊，我就央求说签一个吧，然后先生就写了“此明清之际拓本。乙亥冬日，宪钧先生过访，以为可赏，即以奉贻。病起执笔，书不成字”。后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我让你去，你倒划算了啊。叫你去题了个签，启先生送了帖还加了跋。这真是前辈学者风范。我现在跟年轻人在一块儿，我就说我比不了老一辈，不光学问比不了老一辈，胸怀也比不了，我签名送你一本新书就不错了，那么贵的东西我舍不得，真是舍不得。我前段时间还跟朋友说，古人是我这儿有一件东西，对你的路子、适合你，你就拿去。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风范，没有这个胸怀。
碑帖鉴定，首先我们要熟悉资料。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对这个感兴趣的。你得知道碑刻的历史，还得知道中国文字的演变，甲骨、金文、大篆、小篆，金文里面又分出战国文字，然后秦汉文字，然后就是草书、楷书、行书。文字演变，各个时代的书体，著名的碑刻，代表人物的作品和著作，这些你都得熟悉。还有重要碑刻立碑的时间、出土的时间或发现的时间。比如说过去的旧书商一般都爱夸张，包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闹笑话，举办展览说明称“《张猛龙碑》，宋拓”。《张猛龙碑》何来宋拓？明明是明代出土的。《曹全碑》是万历年间出土的，古董商为了卖噱头给它题宋拓，但是宋代还没出土。还有就是宋代著录的碑刻比较多，但是其中很多没有拓本。宋拓什么多啊？法帖和唐碑多，汉魏碑大体上都是明拓的，宋拓本很少。像故宫有两本《华山碑》，原来都定的是宋拓，后来一本改定为明初。《孔宙碑》原来定宋拓，现在也改为明初了。这是后人比前人得到的信息量大，不是说我们高明了，而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断代都改了。所以你要知道这碑是什么时候出土的，这是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就是哪家有哪个拓本，这是个存世量的问题。比如说《神策军碑》就半本，贾似道藏过，现在藏在国图，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华山碑》传世四本，日本一件，故宫两件，香港中文大学一件。这不算是什么学问，但是你要知道。比如说董美人墓志，我现在统计是十件，可能不止，只是我知道的，出版公布过的，藏家披露出来的，是十件，这些信息都得掌握。
现在全国有几个碑帖收藏重镇，国家图书馆是一家，像什么《神策军碑》、《大智禅师碑》，这都是很有名的东西，《神策军碑》是孤本。国家博物馆也有精品。上海图书馆过去因为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在，这些老先生又懂碑帖又懂版本，所以他们当时注重于采访。国图有赵万里先生，赵先生版本学厉害，既懂得词学，又懂金石学，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至今没人能超过他，严谨。上海博物馆有不少好东西，吴湖帆去世以后很多东西到了上博，最近办过一个吴湖帆藏品展，《董美人墓志》、《常丑奴墓志》等，这都是国内碑帖的名品。国图、上图、上博、国博、故宫，这些大概是比较有名的碑帖收藏单位，但是别的馆也有东西。我前年去青岛，青岛博物馆拿出一件东西来——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这就够一级文物，而且有名家题跋。浙博也有点东西，南京也有一些好东西，南京大学有一件翁方纲藏的宋拓《大观帖》第六卷，就很有名。
碑帖鉴定就是这些基本情况，这要通过长期的实践、看书，把它总结、归纳起来。比较有名的书要知道，我就老爱给人开书单子。要看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还有方若著、王壮弘补的《增补校碑随笔》，这个书比较好买。碑拓鉴定的书多了，但是最权威、最经典的就这俩。
张彦生先生是1901年生人，他是琉璃厂庆云堂碑帖铺的老板，也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82年去世的，活了80多岁，经验极为丰富。凡是他著录的，跟别人有矛盾的，多半都是他对，这都是屡试不爽的。晚清方若有一个《校碑随笔》，他把历代的校碑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书很好。此人后来活到了解放后，王壮弘先生是上海朵云轩搞收购的，这人很用功，比我大十岁八岁吧，我们俩认识，他已经故去了，在香港故去的。王壮弘先生在方若的基础上增补了有一倍以上的篇幅，有的订正了错误，有的新资料给收进去了。另外最近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比如说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出的一系列的书都不错，都可以看。但是有的过于庞杂，不好记，所以最管用的还是这两本。我原来总想写一个通论的书，耽误好几年了，2007年在国图讲课，大家就很欢迎，但是现在还没搞出来，估计没希望了，系统性不够，只是把一些实践的经验总结一下。我刚刚给杜老师的那本书是我讲古籍的，名字是《纸润墨香话古籍》，都是从实战出发，从我自己买书、藏书这几十年的经验出发。我记得过去毛春翔先生有一本书，叫《古书版本常谈》，特别好，针对性特别强，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毛春翔是浙江图书馆的资深研究员。当时这书传到北京了，赵万里说，毛春翔还能写书？就瞧不起毛春翔，觉得毛春翔这书不堪一用。其实不是。赵万里有赵万里的高处，毛春翔有毛春翔的长处。就是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像我这本书就是属于“寸有所长”的，给李致忠先生看，李先生说“大家各抒己见吧”，我就属于“各抒己见”。这书我本来都不敢给李先生，但是不给又不行，我跟李先生属于亦师亦友，不给吧，你是想偷着瞒过去吗？给吧，这也叫书？当然最后还是给了。但我知道我这书的份量，这是自知之明。
金农旧藏 《华山碑》“顺德本”（局部）然后咱们说碑帖鉴定的任务，首先要看这碑是原刻还是翻刻。不是说翻刻一概不好。我跟刘心明老师一起参与制定了个国家的《碑帖拓本定级标准》，按道理说原刻能定，翻刻不能定，但是也不一定。你比如说宋翻宋拓的《娄寿碑》、《夏承碑》，它们都是汉碑，原刻没了，但是它们是宋翻宋拓。那怎么办呢？定一级。从历史文物性角度看，因为够宋的肯定是一级，但是要注明是翻刻，没有原刻，原刻已经佚失了。这个东西是既矛盾又统一，要掌握这个。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实践当中得多上手，这个不是光看书就能解决的。比如说要看墨色，一看墨色就能知道时间。现在我基本上不注重看考据字。当然我们也要看考据字，考据字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郑文公下碑》，“颂”字不损，就是好本子，但有人讲最早不过光绪初年，有人讲是乾隆年间就发现的，这还不是太统一，都是名家提过的。但是只要是“颂”字不损，“举秀才”的“秀”字不坏，都是比较好的本子。也要看它的纸张、墨色。什么时候用什么纸，比如说宋朝刻书用的，咱们号称是麻纸，白麻纸、黄麻纸，就是说纤维特别粗的这种纸。潘吉星先生是造纸史研究专家，他认为所谓麻纸都属于皮纸一类。那么明朝就是棉纸，白棉纸、黄棉纸。清代纸张花样更多，当然工艺更精细。早期的纸更质朴。前天我去一家公司看唐人写经刻经，帘纹都特别宽，那都是早期的纸，越晚期的纸帘纹越窄。所以要看纸张、看墨色。不同地域的纸张也不一样。像陕西的纸，比如汉中十三品，它都是那种大皮纸。什么样的好啊？淡墨的好，因为当时这种拓摩崖的风气刚开始兴，因为不好拓，都在山崖上搭上架子，所以初拓本都是淡墨的，后拓的都是一摸一手黑。这次国图的展览就露一怯，整纸本的《石门颂》的“高”字都剜出来了，浓墨的，还说是乾隆拓本，何来乾隆啊？那是光绪拓本啊。这个摩崖最后部分有个“高”字，正好原石这里是一块儿洼地，所以初拓本的“高”字没剜出下半截的“口”来，特点是淡墨。后来把这字给剜出来了，倒是完整了，浓墨。这个“高”字完整的总得在光绪前后吧。图书馆的人有一个弱点，东西不是他们家的他就不上心，他下班就没事儿了。我们家有一《董美人墓志》，我恨不得抱着它睡觉，这不一样，感情也不一样，我下班还能研究。我要是买错了，我就赔六十万；买对了，就赚六十万。当然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买《董美人墓志》是六十万，六千起拍，我买到手是六十万。光还钱就还了好几年，卖了好多书，心疼极了。当时也是纠结啊。不买？机会千载难逢。要是买，就得卖一批好书，陆续卖。我卖的书，能出一本善本书目。心疼啊，但没办法。去年又出了一件《董美人墓志》，也很好，一百二十万，翻了一翻了。所以我们这些有收藏癖的人的经历也是有苦有甜，但是感觉就比较真切，这些东西都是穿着你的肋条骨，带着血，带着肉的，这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不是建议大家都去买书去才能学习，而是说你得深入进去。其实这也不见得非得买才能明白，就是说你看也能看明白。张彦生也买，因为他是古董商嘛。像罗振玉，不用说了，罗振玉他是又做学问，也搞收藏。不知道杜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他这个人除了追随溥仪这一件事以外，真是很了不起。后来因为这个人有政治问题，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提倡他、不表彰他。其实这个人学问很厉害，底子太厚了，面儿太广了。
除了看纸张、墨色，还有一个就是考据字。方药雨先生活到1954年，是浙江定海人，他《校碑随笔》这本书做的很好。你比如说《张猛龙碑》，那么多字，我们抓什么呢，可以抓“冬温夏凊”四个字，“冬温夏凊”不损，清初。“盖”、“魏”不连，明拓。这不要你背，多看，反复看就知道了。《张迁碑》看“拜”字，就是“征拜郎中”的“拜”字，“拜”字不损，就是乾隆以前。如果“君讳迁”的“讳”字不损，就是清初了。要注意关键字，一个碑注意一两个字就行了。比如说《礼器碑》，“追惟大古”那“古”字，底下石花连了就晚了，有那石花就是明拓。后面还有一考据，第十行“绝思”，“绝”、“思”不连，就是明早期了。这就是说你要抓关键碑的关键字。碑有好几千种谁也背不下来。不用背，抓几十种就够了。几十种，高度概括，然后其他就看纸张墨色。有的需要你一查，有这书呢，这样基本规律就都掌握了。
小残卷斋旧藏 冬心先生著作等十七种其他的要注意什么呀？还要注意附加的文化值。就是这拓本装潢怎么样。我打一通俗比方，叫“好马配好鞍”。你要是西装革履的闯进北京饭店，没准能蒙进去，混顿饭吃。要是穿着短裤背心，穿着拖鞋进去，人家肯定不让你进去。一般来讲，好碑帖的装潢也是非常讲究，非常堂皇。装潢凋敝而品质特好的碑帖，也有，但极少。一般好的装潢是什么呢？就是樱子木面的、锦面的，四周镶红木边，最次也是楠木面的。当然也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那是商品货。但是一般来讲，这是一致的，要注意这点。再一个就是要注意题跋。题跋这种类就多了，像题签，你别看就题一名字，有的名字很有讲究，说是宋拓什么碑，就给你定年代了，某某某旧藏，某某某题签，谁藏过，谁题的，什么时候题的，有的内容很多。还有边跋，所谓边跋就是这个帖心的四周写的一些题跋。最后还有观款，比如说某某看过，某某题跋。这些都给你带来大量的信息。
比如国家图书馆有一件宋拓《大智禅师碑》，水渍都挺厉害的，也没跋，什么也没有，就张伯英题了一个签，“宋拓大智禅师碑，库装”。所谓库装就是宋代内府的装潢。当时我参与定级工作了，这件东西马上就被定为一级，定为国家珍贵古籍，这没的说。虽然没题跋，但它的装潢本身就说明它的时代了，保存了宋代的装裱的技艺，这多厉害啊，这能给你带来多少信息啊。
我有一本《玉版十三行》，应该是个康熙拓本，前边画了一个洛神，后边抄了一段《洛神赋》，前边是沈宗骞，后边是陈焯。我一打开这个地方，背面儿写着“遇安主人乾隆五十七年装于杭州”，那么后头陈焯那上款就是“遇安主人”，就是送给遇安主人的这个字，那是给遇安主人画的画。这遇安我也没查，但起码我这本帖是乾隆五十七年装裱的，这拓本就不能晚于乾隆五十七年。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能帮助我们判断年代。还有一个就是钤印盖章。有的没题跋，仅有盖的章。一般的盖章是最早的在下边，逐个儿往上盖，但也有不按常规出牌的，有人不讲究这个，比如说皇上就不管，有时候把字儿也给掩了，因为他官儿大，他不讲理，但一般的文人都很喜欢这个挨着排儿，往上盖。像周叔弢先生、赵元方先生，这几个大藏书家他们印章都盖在书最末了儿，角上盖一小章，意思是后人谁不喜欢你们尽管挖，不影响这书。最不懂行的人就是从街头刻一个橡皮图章，用领工资那印油就盖上去了，这叫“佛头着粪”。我收藏的碑帖和书还一直没盖章，印章不能乱往上盖，会影响这东西的流传。
咱们再回来说研究碑帖。碑帖研究基本就这么三个路子：一个路子是鉴赏派，以翁方纲为代表。其实翁方纲的集子，就是《复初斋文集》、《诗集》，内容丰富极了，但因为《化度寺碑》这事儿，他把宋人的翻刻当成了原刻，现在受人诟病，但其实他当时就是学术泰斗，他参与《四库全书》金石类的编纂。再一个就是考据派，以钱大昕为代表，他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这就是我们所不懂的了。当代这样的研究很少了，也有利用出土石刻或墓志材料做文章的，但是没有能称为卓然大家的这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收集资料一派，像王兰泉的《金石萃编》，把前代资料统统一网打尽，搜集起来，排列在这儿，这个工作大概还能做。古代大致就分这么三大类，那么我现在也就是学一点翁方纲的皮毛了，鉴赏一点。我最近买了一部《复初斋诗集》，道光原刻，有一点叶志诜的批注，叶是他学生。这里面有关于泰山刻石的诗，我想着我那个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后边没东西，我把翁先生的诗抄上，增点彩呗。鉴藏家，考据家，著录家，碑帖研究大概是这么三个路子，如果在座的同学们有志于此，可以选其中的一项做，我觉得这个前途无量。
过去从鉴藏方面来讲呢，他也有一个侧重。宋朝金石学一个高潮，然后清代是一个高潮，宋代词学是一个高潮，到了清代词学又是一个高潮，这俩很有意思。你看清末四大词人，郑文焯、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词做得好，对传布词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都懂金石，而且玩的都特棒。我有他们的作品，也有他们题跋。我也收点词集，因为偶然间买了一些好词集，特别稀见的，比如说《饮水诗词集》，是纳兰的那个最早本子，原来叶恭绰有一本，烧了，谢国桢有一本，我有一本，非常罕见，自此我就有兴趣了。后来一看不行，清词这东西浩瀚无穷，浩如烟海，碑帖我弄一百种，基本上中国古代碑帖重要的我就拿下了，词集上千种都白搭，太多，各个流派你都得知道啊，各个流派的代表作，这哪儿收去？收不齐。我今年快七十了，活二百一十岁也不够用，所以不可能了，有一点算了。杨成凯先生原来老惦记我那《饮水诗词集》，他没有这个，他玩词集玩那么好都没见过这东西。我也是很偶然，在中国书店，二百块钱，买了一个康熙三十年原刊的《饮水诗词集》。
唐雁塔圣教序记棱伽山民题签、题跋那么传统碑帖的收藏原则，是重汉魏，轻唐宋，因为这个唐碑多，前阵保利拍卖拿一唐碑让我看，是《集王圣教序》，多的很，全国要列宋拓，南宋以上得有几十本，所以我不是太重视。当然也因此被人讥笑为古董家。启先生也这么说过。还有就是重早拓，轻近拓，因为早拓毕竟存世少，存字多，存字多那史料价值就高，文献价值就高，文物价值也高。还有就是重有帮手的。所谓“帮手”，就是题跋、题签、题记、观款，有的碑拓没碑额，早期拓本没有碑额，不拓碑额，那么名家就给补一碑额，比如说，张祖翼补一碑额，黄士陵补一碑额，那反而珍贵了，本子是早的本子，名家补一碑额，相得益彰，多有意思，再来一个名家观款，端方、张之洞、杨守敬给来一个，那地位很高了。就是这意思，要重有帮手的。再一个要重品相，比如说富丽堂皇的，樱木面的，楠木面的，锦面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重外观，有的东西本身特别好，但是既无帮手，装潢也不好，万分之一的情况也有的，也要重视，那你要看出好来那更是本事。像朱翼盦先生，就是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是近代一个藏碑帖的大家，他就有独到的眼光，他的东西后来都捐故宫了，他跟马衡有约，所以他去世以后，朱家溍兄弟四个把碑帖全捐故宫了，占故宫的善本碑帖的百分之三十多。他的东西数量占总量的也就是百分之二三，最多百分之五，可是在善本里头几乎占了百分之三十，质量特别高。再一个重著录。著录，就是说这书，这个碑帖，曾经在某个重要的收藏家或者学者的著录当中。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姜遐断碑》，这个全国有三件，国家博物馆一件，上海博物馆一件，寒斋一件。然后我这件是有正书局在民国年间出版过的，是端方旧藏。再比如我有一个《曹全碑》，有正书局出版过的，就是用我这本印的，那我这个就要比一般没著录过的要好。或者是在《善本碑帖录》里面著录了，或者是在《增补校碑随笔》里著录了，或者在其他笔记、学者著作里提到了，这种很受大家的重视。
咱们再重复一遍吧。碑拓鉴定的重点在文字演变、书体演变、名碑名作，还要认识纸，认识墨，这不是一天的事儿啊，这是要长期积累的。再一个就是记点儿考据字，考据字要反复来，为什么考据字不好弄啊？因为书上说那考据字，记的是整张的第几行第几字，我们看到的都是本儿，所以你这剪裱成本的跟那整纸的，要对照起来。还有，你得认篆字吧。我看了很多藏书爱好者，包括还有相当水平的，不认篆字，那印章认不了，不知道谁收藏过。古代那印章，有的不规范，随便增添笔画，而且有自造的篆字。要是清朝的还好办点儿，规矩。明朝和宋朝人那个篆字，不够规范，他胡来啊，得猜。还有，要知道藏家的生平，藏家的生平，这些知识有的书本里没有，有的我们现在电脑里能找到，经手多了就知道了。有些小名家，像北京的于莲客，还有陶北溟，南方的秦更年、吴定、吴庠、吴仲炯，这些都是若隐若暗的，你查字典没有，其实很重要，这些人收藏的东西都特厉害。你要说吴湖帆那大家都知道，这几个你还真不见得知道，北京有好多这样情况的人。要特别重视题跋，不光是增加它的艺术性，这对于你研究考证这东西也很重要。还有一条，就是要注重影印本，因为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拓本，影印本都是根据好底本印的，极个别的是差的底本，一般都是好底本。因为我入门的时候就是这样，86年我从复旦回来，曾集中精力买碑帖影印本，当时启先生就跟我说，“您买碑帖，我给您当参谋”。对于影印本传世多不多，底本好不好，价钱贵不贵，启功先生的脑子像电脑一样，马上就告诉我。我后来也学了这一手。
归纳起来，我把几十年碑帖鉴定经验归纳成十个字，不知道对不对。鉴定的任务是什么？别看就十个字，可不容易，我觉得是几十年来总结出来的最核心的东西。这十个字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也没做到。一、真伪。现在利用高科技作伪很讨厌，有时候我也上当。真的容易看，伪的花样很多，有硅胶的，有石膏的，有喷墨的，有不知道什么方法印的，我买过喷墨的，用肉眼看没问题，考据字也没问题，用放大镜一看，很多小墨点，喷墨的。二、早晚。就是说拓的早晚，就包括我们一些专业工作者也还没搞清，有的有争论。比如我举个例子，《杨淮表》最后一行上面有个“黄”字，仲威先生说有“黄”字的早。可是呢？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里头说无“黄”字的早，因为《两汉金石记》里头就没有。王森文的《石门碑醳》里也说没有“黄”的早。罗振玉的著作里，也说早拓本缺“黄”字。你说信哪个？我当然信翁方纲的啊。仲威说有一个朱拓，他说朱拓本有黄字，早。这个错了。翁方纲是乾隆时候人啊，《两汉金石记》乾隆五十四年刻的。翁方纲没有看见过“黄”字，肯定那时候没有。这是后来找到这块石头，粘上拓的。朱拓晚，这不是印书，先用红印，刷完再刷蓝的，再刷黑的。所以仲威先生把这颠倒了。翁方纲怎么会错啊，王森文怎么会错啊，罗振玉也说没“黄”字的早，那你说是不是要信这三位的啊。所以说可能仲威先生把这事给本末倒置了。像这类，文献和实物还是得相结合，还得看古书。如果不看古书，搞碑帖的不懂文献，没和文献联系起来，容易出错。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牛运震的《金石图说》，《史晨碑》里面“春秋行礼”的“秋”字，它就剩那么一点了。你看《校碑随笔》，“秋”字剩下一点的就是乾隆本，“秋”字全存的就是明拓本，正好牛运震是乾隆人，这就对了，文献和碑帖对上了，所以不看文献不行。光搞碑帖，光看碑帖本身，不看文献，我觉得不行，要把两者结合。你看这个多说明问题啊，“秋”字存末笔的，就是乾隆拓，就是“肃肃”不坏的本子，正好牛运震见的就剩这么一块，这不就对上了嘛。这两个例子说明文献和碑帖要结合。三、多少。判断多少更难，你得看著录，你得了解现在各博物馆的情况。现在有网络了，以前没网的时候更难办，博物馆不公布馆藏。你要看前人的著作，包括笔记小说，笔记里面都有，这是多少。四、好坏。我理解好坏是品相好坏和书体好坏。比如说有两样东西，一个裱得特别精，一个破破烂烂的，字都损了，那当然是品相好的贵，珍贵。还有的比如说同样一个碑，一个是整纸的，一个是剪裱本的，从我们看这个碑的原始状况来看，整本的能看清形制，另一个裱得好，看工艺，各有好处吧。五、贵贱。这个难了，得看不同的时代。记载价格的资料特别少，就罗振玉的有一个专门的目录，1918 -1920年，它要卖，卖了赈灾的，有目录，有价格。还有一个就是解放前，有各种展览会，它有价钱。这个不同时代价钱不一样，还有就是听老人讲，比如王靖宪先生对我说，当时买一个“此”字不损本《石门铭》，九十元，《董美人墓志》六十元，那是六十年代。还有就是故宫，故宫不是有个碑帖登记表吗，他有解放后从哪个地方进的，多少钱，上海图书馆也有，这个就是内部资料，更不容易知道。现在可以看拍卖会，他就有一估价。总结一下，真伪、早晚、多少、好坏、贵贱，五项标准，共十个字。我觉得碑拓鉴定就大致这么多任务。
下边我就接着谈谈我的学习经历。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一门学问，得有这么几个条件，跟同学们共勉。一个就是天分，这是爹妈给的，没办法，但是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要做什么事情，这要有一个好的判断。用文词来说就是“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比如说我认识李学勤先生，李先生绝顶聪明，我听过他的课，甲骨文、金文的课，那是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的。李先生的理解力、洞察力、分析力、记忆力都是一流，远非我辈可及。话说回来，1980年，我好容易进到文物出版社去了，因为没学历，不能评职称，然后文物局和复旦办了一班儿，就是干部进修班，两年，属于历史系文博专业。人家其他单位的领导，都巴不得自己的同志去，推荐信写了一大篇儿好话，我们编辑部主任比较省字，写的是“此人爱买书，爱读书，但是知识不系统”，三句话，亏得我成绩好考上了，要不然就被退回来了。“爱读书，爱买书，知识不系统”，没办法，只好天天跑北大去听课，听李伯谦先生、严文明先生、高明先生的课。恶补，还是不行，就是说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材料。还有一个，要有一个好老师。我觉得你们诸位很幸运，在杜老师门下，有这样一个好的领军人物，这么好一平台，你们就循着这个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将来就容易出成果。我当时呢，说不幸，又有幸，刚才也说了。七十年代末正式恢复高考，我当时太自以为是了，中学老师说“你这水平可以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古文什么的还可以，正好当时刚结婚生了小孩儿，就没考大学，也没什么准备就报了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当然没考上，专业分就五十多分，政治高八十分，古汉语七十分，古代史六十多分。后来就和裘先生认识了，就私下里跟裘先生请教，过从比较密。后来又听李学勤先生的课，后来又认识了王世民先生、陈公柔先生。陈公柔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学问很大。因为他出身和历史问题，解放后就连着贬。其实陈梦家的《汉简缀述》，还有后来出的《西周铜器断代》，后续整理工作都是他做的，包括马衡的《汉石经集存》，马衡去世之后是他整理的。这人学问特棒，他晚年我跟他过从特别密切，后来我点了一本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序录》和《集蓼编》，但没出版成，请陈先生审阅，陈先生说“给你八十分吧”，我说“不低啊，给我八十分”。这就是说要有一个好老师。
引起20世纪学术界、书法界双震荡的
“兰亭论辩”核心
——《王兴之夫妇墓志铭》出土初拓本
我很荣幸，像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我都跟他们请教过。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开会，我先到朱家溍先生那儿聊。因为我在文物局工作，所以我老列席会议，不是委员。朱先生说：“我这儿没什么，就是‘猪跑学问’。”我说什么叫“猪跑学问”啊？不知道。到了启先生那儿又聊，明白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就是老先生们的学术风范。启先生也是没有上过大学啊，他没这个条件。
再说一位李零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曾经是李学勤先生的研究生。上研究生那会儿，经常来北大红楼（文物出版社所在地）来找我，中午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使我获益良多。2010年，我住院调血糖，住在天坛医院。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李零先生的文章，称自己是吃“三古饭”的，什么是“三古饭”啊？——古文字、古文献、考古学，所以李零先生很自信，学问也大。看了这个文章，我感慨良多，就写一首顺口溜：“苍天假我不济才，三古门外久徘徊。”这“三古”我也都弄过啊，考古学我下了很大功夫，整理青铜器的资料，转悠了半天也没钻进去就退出来了。“自幸前贤奖掖过，猪跑学问依样来”。这么多老先生都提携过我，我说“猪跑学问依样来”。咱也是猪跑学问，照样来了，后来我给我同学冯蒸看，就是那个首师大的名教授，搞《说文》的专家。他让我再润色润色平仄什么的，我这一润色，合了平仄，但不合意了，干脆就是打油诗吧。“苍天假我不济才”，自己就是一笨人。“三古门外久徘徊”，就是转了半天也没钻进去。“自幸前贤奖掖过”，也就是说很庆幸，这么多大师，咱都接触过，都学过、问过。“猪跑学问依样来”，也是“猪跑学问”，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跟大家讲过，“幼无名师”是人生大憾，当然天分、学识这个东西也不遗传，还得靠自己，学习要有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学书法、搞学术，你得按着正确的道路，下的功夫越大，成就就越大。如果道路歪了，功夫越大越糟糕。书法上倒是何绍基人家走出一条路子来，何绍基写字是较着劲写，他走成功了，这是极特殊的。启先生就讲过几点，自然、适中、适合。他说有的人拿舌头写，拿左手写，还有直接用手写的，这都是邪门儿，就是想以狂怪取胜，走捷径，但是没有捷径，传统的，规规矩矩的，任其自然，适合人的生理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你非较着劲，那不行啊。再一个，不由咱们来决定的，就是人的寿命。比如说齐白石，他是活那么高寿，才有那么大成就，要是早夭了，就完了。有的人就可惜了，徐悲鸿五十三，陈少梅四十八，还有早的，那江标才三十八岁，多才华横溢啊，倒霉。像我这样，明年就七十了，人生苦短，年近古稀，一事无成，来不及了。反正就是心向往之，尽量努力，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这种精神了。
我这一生都在追赶，一直在追人家，老是不如人。追古人，我现在喜欢的这些东西，跟古人对话，古人题跋、古人的书、古人的碑帖、古人的批校，真是跟古人学。追前贤，追启先生，追王先生，当然追不上，就是努力追。追时贤，我那天看方广锠先生的文章，我跟方先生很熟，杜老师和我们都一起参加评审工作，都一起交流。方先生学问大，这个敦煌卷子，看一点就知道，实践经验、理论水平都高。包括杜先生，还有刘先生，还有很多跟我同时代的人，比如去世的杨成凯先生，水平很高，我一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甚至于现在我开始追后辈，有的后起之秀真厉害，给我蒙得一愣一愣的，喷墨打印的东西我都当真的了。去年保利拍卖了一件《道因法师碑》，我当时腰坏了，卧床，也没去看。审的时候我看了，表格上就写了一个《道因碑》，我也没注意看，三千块钱起价，九十万成交，北宋拓，真漂亮。后来拿照片给我看，真好，我说至少够明代。后来当天晚上买主就给我打电话，说“孟老师，我买到个好东西，北宋拓，仅次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那件，就差毫厘”。所以年轻人不得了，真有高的。所以我要学古人，学前贤，学时贤，学后辈，一辈子追。以前教我写字的归老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典故从何而来。他说人治学就好像挖井，有的人不专心致志，挖两下不见水，走了，换个地方挖两下，又走了。有的人就专心守着一个地方挖，最终见到水了，就成功了。我说我就属于那个笨人，就守着一个地方挖，就这么一个小门类，总算见点儿水，无非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刚刚说到方广锠先生的文章，他不是研究佛教嘛，他说了几个字特别好。他说有“顺缘”，有“逆缘”。所谓“顺缘”就是帮助过你的人，所谓“逆缘”就是阻碍过你的人，都对你有好处。我看了半天人家的文集就得了这么四个字，其他看不懂，太深了。
启功先生也说过一件事，我给大家讲讲。启先生写过一个对联，他说“预挽某先生，余冠年涉世，此君事事相扼，然当时苟相容，余之寡陋，当十倍于今也。一九八六年夏，启功”。对联的内容是“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他不说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启功先生也挺惨的，他因为没有学历备受排挤。他们家跟傅增湘先生关系好，有一年有人要请启先生题字，要我代求，他问给多少钱好啊，我说你不用给钱，就把你家里那副傅增湘先生的对子给他就行，我就给拿去了，启先生特别高兴，当场就写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傅增湘跟他的上一辈是同年，同一期考取的，有这个交情。当时傅增湘先生说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写得也好，画得也好，没工作，就找陈垣先生安排，把他安排在辅仁附中教美术，教国文。附中这个校长比较传统，说你没学历怎么能上我这教书呢，用了一学期，不用他了。陈垣一赌气，来我辅仁大学吧，教大一国文，所以启先生视陈先生如同父亲。傅熹年先生是傅增湘先生的嫡孙，天分既高，家学又深，无怪乎启功先生对他特别器重。傅熹年先生现在是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原来那个五人小组，就是有启功、谢稚柳、刘九庵、徐邦达、傅熹年，傅熹年先生最年轻。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我拿了傅增湘的对联，启先生马上就帮人把字题了。
我这么一个门外汉，业余选手，后来被选去参加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非常荣幸。这些年我确实很幸运，我数了数我参与过的事，说完这个咱们今天就结束了。2000年，翁氏藏书，就是翁万戈那批，他是翁同龢的后人，几十件东西，多么精彩，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说大部分他们都有，不怎么追，上海比较努力，所以这批东西最终归了上海图书馆。当时东西都到机场了，北京方面也下批文说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给北京市文物局起草的报告，北京市文物局也有意，但是北京市文物局很难跟上图、国图去竞争。那文是我起草的，东西我也看过，上午是老先生们看，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还有图书界的老先生们，在世的都去看了。下午是我们这些“小先生”，杨成凯先生、我、田涛、宋平生。这件事我算是参与过，人家都盯着宋元看，我是另有所图，我看的是《冬心先生续集自序》，那书是丁敬手写上板的，印得特别少。因为我收金冬心收得比较多，我有八种，我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第二件事情是《元官藏》，《元官藏》是元代官方刻的大藏经，原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后来云南出了几本，在《文物》杂志上介绍过，后来方广锠写过文章，那一下子从河北几个藏家手里给国图二十本，便宜极了。二百万还是多少，当然也是他们作贡献了，现在一本出去就得一百万。当时参与鉴定工作，有馆内专家，馆外专家我算一个，有幸躬逢盛事，参加这项工作。第三件事是国图收的北宋《开宝藏》。大长卷子，我跟潘吉星，搞造纸研究的专家，还有白化文先生，我们参加鉴定的工作。
罗振玉题跋“东汉第一碑”——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最直接的一次，就是2007年，我跟施先生、杨先生，还有程有庆去上海，我们俩看碑帖，他们俩看书。有一天施先生的一个故旧，一个老太太，新加坡人，说有《永乐大典》，要卖给国图，我说不可能。晚上上海文化局请吃饭，吃完饭回去，往回赶的时候我说可能性不大，《永乐大典》太少了，而且太贵了，这什么人家啊？说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后来到了宾馆，那老太太已经在那儿候着了，打开包袱一看，是一个民国年间傅增湘影印的《永乐大典》，我说：“你看，哪去找真《永乐大典》啊？”她说您别着急啊，底下还有一本呢，打开一看，真是《永乐大典》。我说这个肯定是真的，没问题，然后程有庆就给馆里打电话，问馆里有没有这一卷，真是巧了，上面那卷有了，下面那卷也有了，就缺中间这一卷。这个收藏家是什么人啊？“上海小开”，就是一个银行家，他的藏书我还有，他不愿意卖给上海图书馆，因为文革中有些纠葛，愿意卖给国家图书馆，还要一套房。后续谈判的事我没参与，发现、起草报告，这些事我参与了。这还得瞒着上海，因为住在人家上海图书馆的招待所，还不能让人知道，搞了一回地下工作，有点“潜伏”的味道，因为人家是地主嘛，人家要是理所当然。后来七百万拿下，太便宜了！我跟当时嘉德拍卖主事的拓晓堂熟，事后跟他说，他说你告诉我啊，这个东西我能给他卖两千万。当时有纪律，在国家没定之前不让说，我也不敢说啊，谁也不能说。后来谈判了好几轮，谈下来了，开了一个入藏的会，我去了，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孟宪钧在“小残卷斋”后来还有过云楼藏书的发现，主要是宋版的《锦绣万花谷》，四十册，完整的，那是2005年卖出去的，后来2012年被凤凰集团买了，那个新闻发布会，我都参与了。还有《礼部韵略》，江西出土了一个宋版，大家都不说从哪来的，其实可能是出土的，江西有的古墓里头有完整的宋版古籍。李致中先生他们去看了，后来我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
前年有一个大发现，就是《佛说弥勒上生经》，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刻的，比大英博物馆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晚五十九年，这个东西好，刻得特别精，就是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要不回来了，所以国家必须得买。我有幸跟李致中先生、傅熹年先生、白化文先生、宋平生先生，还有馆内的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做了这么一件事。后来事情成了以后，文化部的部长、文物局的局长还见了我们一次。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国家必须得做，花了两千二百万，不贵，因为它仅次于大英博物馆那件，那东西是真好。所以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居然参加了这么多件事，挺光荣的，死而无憾了，也算为国家做了一点小贡献，尽了绵薄之力。我当时跟杨成凯先生一起参加国家珍贵古籍评审的时候，有人就说，你们二位“票友”给票到“国家队”里来了。这就是开玩笑，因为杨先生也不是这个系统的，他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搞语言研究的，我是文物出版社的编辑。
我今天就拉拉杂杂，一是给大家讲讲碑帖鉴定这些要点，二是讲讲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跟大家学习，跟大家共勉，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本文文字稿由北京大学张鸿鸣博士整理，原载杜泽逊先生主编《国学茶座》第16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内容与发表时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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