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六大”之后的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不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指示，于2月7日起草了《中央给润之、玉阶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在这封被史称为“二月来信”的信中，他们对革命斗争形势和武装数量的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悲观估计，除了要求“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分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土地革命。”同时还要求朱老、主席离开红军队伍。

而这封要求主席离开红军的“二月来信”，就是由他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瑞金的，那么他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今天，老丁叔就和大家说说他的故事。

他叫刘安恭。

刘安恭是重庆永川人，1899年生。

刘安恭出身在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永川第一任民选县长，18岁时到德国留学，后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结识了朱德，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的部队里当参谋。1926年，朱德也从德国留学回国，被派到杨森的部队策动杨森易帜要求他支援北伐，但因杨森不愿意脱离吴佩孚，并计划把朱德以及随行人员都做掉，幸亏刘安恭及时通知朱德，才幸免于难。

后来，朱德离开杨森部到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刘安恭也离开杨森部到南昌加入朱德的军官教育团，担任副团长。

再后来，刘安恭和朱德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只不过在起义失败后，朱德上了井冈山与主席领导的红军会师成立了红4军，而刘安恭则去了苏联的高级射击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

而此时，红4军在主席、朱德、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支令国民党反动派惧怕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二次率部由赣入闽，巧渡汀江，轻取汀州，三克龙岩，直下永定、上杭，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毫无疑问，红4军的这一切行动遭遇了国民党反动派更大规模的围堵和镇压，因此“六大”后的中央就认为红4军的行动太猛了，应该分散行动，避免遭到更大的打压。于是，就在2月7月写了这封“二月来信”。

恰巧，此时的刘安恭刚好回到中央所在地的上海，于是他作为高级军事干部，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并携这封“二月来信”派往中央苏区。

刘安恭去瑞金的道路并不顺畅，他从3月份出发，到瑞金时已经是4月3日了。

中央特派员，是相当有威望的，并且他还带来了中央的最新精神。所以，刘安恭到瑞金之后，代表中央重建了红4军军委，他任书记，并担任红4军的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到达瑞金后，虽然没有把主席请出红4军，但还是把主席搞得很尴尬，他把朱德和主席主观地分成两派，说朱德是支持中央的，主席是反对中央的，因此导致主席在6月22日召开的红4军第7次代表大会中落选前委书记，迫使主席离开福建龙岩的红4军，不得不去了邓子恢领导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养病，在历时长达5个月。

那么，刘安恭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了呢？

红4军前委改选后，陈毅当选书记，刘安恭等人当选前委委员，但不久刘安恭还是被调到红4军第二纵队担任司令员。

这一年的8月，已经成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去了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党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中央政治局的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同志，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决定再给红4军写一封信，这份于1929年9月28日发出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就是史称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认为刘安恭在红4军中的行为引起“红军内部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明确表示红4军军委暂不设立，并要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并要求把主席请回到红4军中来，维护朱德和主席在红4军中的领导地位。

可惜的是刘安恭他没有看到这封“九月来信”。他在1929年10月24日率部参加在永定与广东大埔交界的庐下坝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而壮烈牺牲，年仅30岁。

刘安恭牺牲后，由于他的历史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直到1985年，经过总政等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证实，客观公正地对刘安恭进行了重新定论，民政部批准刘安恭为革命烈士，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也同意为其立传，褒扬他在革命事业中所做出的伟大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