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322，《清朝史话》连载29，欢迎收看。

01、慈禧上台

咸丰十一年(1861) 8月22日黎明时分，咸丰帝在承德死了，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奉遗旨立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也就是同治皇帝，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载淳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那拉氏出身门第不高（父亲惠征死时才是安徽道台），咸丰二年(1852)入宫，咸丰帝死时，她才27岁，但却颇有点野心，也懂得点权术。她看到儿子年幼，肃顺又专横（反对垂帘听政，在廷纷争时，竟把小皇帝的尿都吓出来了），于是，便把八大臣之外的恭亲王奕䜣召来承德，密谋除掉肃顺等人，以便垂帘听政。

奕䜣9月5日到的承德，11日就赶回了北京，联络京中军政头目，部署行动。10月26日，那拉氏叫肃顺护着咸丰皇帝的灵柩从大道回京，自己则跟载垣、端华等人走小路，于11月1日抢先回到北京。

11月2日，那拉氏下令逮捕载垣、端华等人（肃顺刚走到密云，也被逮捕）。11月8日，她又下令将肃顺杀死，叫载垣、端华自尽，其他五人也分别革职和充军。

11月11日，载淳正式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12月2日，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即宣布“垂帘听政”。从此，那拉氏开始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那拉氏在朝廷依靠奕䜣、桂良、文祥等主张中外合作的满族大员，在地方则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借助洋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族军阀，开始建立一些近代军火工业，企图“以夷制夷”、巩固对内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虽然后来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些近代民用工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看，这种活动只不过是在原有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的某 些部门，竟逐渐变成了外国的办事机构；许多朝廷官吏和将领，也渐次成为了外国人操纵的傀儡。

奕䜣因为支持垂帘听政有功，于是以议政王名义掌握军机，兼领咸丰十年 (1860)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的卖国活动中，曾博得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好感，因此，京城一带曾谣传他将继承咸丰为帝，人民更称他为“鬼子六”。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过是个外交机关，可是，这个外交机关竟由这样一个重臣兼理，足见外事部门已在原来的六部之上了。

这个衙门下设的“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则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这又说明：地方的某些机构，实际上也开始成了外国的办事部门。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大臣、这些“衙门”，不但有权管理通商、遣使、议和、勘界、借外债等事，而且还有权管理海防、学堂、电线、铁路、矿业等事，通通不过是看“夷”人的脸色办事。

同治二年(1863)，奕?在“总衙”附设“同文馆”，选八旗十三四岁的幼童入学外语，用高薪聘请英人包尔腾任教，培养外交官；同年，汉族军阀李鸿章在上海，次年，两广总督端麟在广州，也分别开办“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来培养跟洋人对话的翻译。

同治七年(1868) 2月，清朝派赴欧美的使团，竟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以英国人柏卓安为左协理，以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作为成员的只有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

“中兴”的同治外交，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比起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的顽固派的禁锢政策，倒也算是有了变化。

顽固派的主要代表是醇亲王奕譞、大学士倭仁和协办大学士李鸿琛。他们的主张集中地表现在同治六年(1867) 3月倭仁的一个奏折上，折上讲：“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学外国的先进技艺，只能造就一些“术数之士”，请外国人教书更是丢人的勾当。

倭仁的这种迂腐主张，当即受到了奕䜣的讽刺挖苦和驳斥。

奕䜣、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派分子的主张，则集中地表现在李鸿章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书》中讲：“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这又道出了他们“自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镇压人民革命。

02、洋务运动

同治元年(1862) , 曾国藩在安庆首先建立了一个洋式工厂——安庆军械所，造了一条150尺长的轮船——“黄鹄号”。 同年，李鸿章也在上海设厂造开花炮弹。奕䜣也主张京中八旗营兵学用洋枪洋炮，而且想禁止汉族兵丁学用，“以免别滋流弊＂。不过，满族旗兵已经腐朽，学用确无成效。

这样，中兴派的“自强”运动，也就主要地落到了汉族军阀的肩上。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花了四万两银子，买了外国人开设在上海虹口的机器铁工厂（能修造轮船、洋枪），将苏州制造局的一些机器搬来，还花了五十多万两银子到美国买了些机器，留雇了铁工厂里的洋匠，办起了“江南制造局＂，局下又附设了“译馆”。两年后，厂址迁到高昌庙镇，进行了扩建，内有机器厂、汽炉厂、洋枪厂、火箭厂，同治七年(1868)竟造出了第一艘大轮船，初名“怡吉”，后改名“惠吉”号，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附设的译馆，也翻译了外国科技书98种。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把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的雨花台附近，改名“金陵机器局”，这是一座洋炮制造厂。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由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法军官德克碑主持，还任用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同治五年至十三年(1866-1874) 间，一共造了大船10艘、小船5艘。光绪二年(1876), 还附设了福州船政学堂。

同治六年(1867), 满族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了“天津机器局”，叫美国驻天津的领事——英国人密妥士总管，建厂花了20多万两，每年又拨给税银20-25万两，可是，直到同治九年(1870)还是没造出火药来，只好交给新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办。

此外，光绪年间，汉族军阀、官僚们在各省还办了一些近代工厂。如左宗棠的兰州制造局、丁宝桢的山东机器局等。它们都出自镇压人民的目的，有的军阀虽然也喊着要跟外国“平”起“平”坐，无奈机器、技术、管理等等都离不开并非全是精于制造的洋人，自己人又总离不开“贪污”二字，因此，同治的“中兴”，实在“兴”得可怜。

江南制造局，只有干船坞一座，兵船坏了仍不免要到英国办的上海耶稣船坞去修理；它所造的云炮，一小时只能打七八发炮弹，因此，有人说这些炮“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这个局，成本54万两，每年还要花销30-60万两，钱 是不断地流向官僚的腰包去了。

这种以办局来贪污的行为，在李伯元的小说《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有生动的揭露。

金陵机器局造的大炮，质量也很低劣，经常自我爆炸。光绪元年(1875), 在大沽炮台，两门发射68磅炮弹的大炮爆炸，炸死士兵七人。福州船政局，只能买到法国的旧机器和边角废料，所造战船落后而不堪一击。

然而，最不堪一击的还是中兴时期每况愈下的政治。

“中兴”将帅各分畛域，互不服气。湘、淮各军私属性极强。湘军内部，也各立门户，甚至只知其顶头上司而不知其最高统帅。淮军也有各种名目（以头目名号名其军，如盛、庆、鼎、铭等）。

由曾国藩门下而出的李鸿章，更是渐渐脱离曾国藩的羁绊，尤其是在李鸿章镇压了捻军起义之后，淮军更只在李一人的“脚跟下盘旋”。同治九年(1870), 李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掌握政府内政、外交、军事多方面大权后，其私人、部下，纷纷被他徇情转引、盘踞要津。

军阀、政客各以喜怒为曲直、以爱憎为生死、以辖区为封土、用贪酷来发财。

朝廷中，名义上是两宫共同听政，东宫主大诛赏、大举劾，西宫主判阅奏章、裁决庶政、召对臣下、谘访利弊。实际上，东宫的钮枯禄氏因为限于文化水平，又缺乏政治头脑，故权力渐移西宫那拉氏手中。

西宫权大，使同治皇帝也很恼火，他特别痛恨那些趋附西宫、监视自己并拨弄是非的太监们。同治皇帝尤其恨西宫走狗、太监安德海，于是做了个模拟泥人来砍。

同治八年(1869) 九月，安德海去广东给西太后“织龙衣”，同治皇帝就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替他把安除掉。

丁宝桢叫东安府程绳武下手，程尾随三日不敢动；丁复派总兵王正起将安从泰安捕回济南，而要斩安前，泰安知县何毓福又长跪力谏。

这些情况，都说明那拉氏权势之重。国事方殷，库藏日竭，西太后却想重修圆明园。同治七年(1868) 未遂，同治十一年(1872)，复修之议到底取胜。这一年，广东无赖市民李光昭奏请“报效木植＂，以便重修圆明园供太后“燕憩＂。 西太后立即给他赏了个道员的头衔，任命他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叫他到各省去采办木料。

群臣谏阻，西太后还是一意孤行。而李光 昭，也就得以遍游楚、川、江、浙林区，大肆勒索肥己，还打着“奉旨采办”、“圆明园监督”的条旗吓人。只因后来买法国商人的洋木发生纠纷，同治十三年(1874)法领事照会天津海关道，将李光昭和木料一并扣押，李鸿章才报告朝廷加以惩治。

事实上，李光昭跟朝廷的内务府前后任大臣崇伦、明善、春佑、贵宝等人，一直是合伙贪污。只在这时，李光昭才被革职，圆明园的复修工程才被迫宣布停止。

同治中兴，就是这种情况。

03、傀儡光绪

同治皇帝即位时很小，西太后抓住了朝廷大权；同治皇帝18岁那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西太后导演了一场皇帝亲政的把戏，但仍旧把朝政死死地抓在自己手里。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突然死在养心殿。

同治皇帝下午五六点钟死，西太后当晚即召诸大臣入养心殿西暧阁“议要政”。大臣们问帝病，西太后笑答无恙，沉默片刻后便问大臣们：“圣躬颇虚弱，脱有不测，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

内务府大臣文锡说：“请择‘溥’字辈之贤者立之。”东太后则请立奕䜣之子载澂，奕䜣又请立溥伦。

这些人选年岁已大，自然都不符合西太后立幼儿作傀儡的心思，所以一概不被采纳。后来，她索性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说出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令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然后才厉声宣布：“皇帝已经驾崩了！”

诸大臣正在哭泣，她就把自己胞妹之子、四岁的载湉，派兵接进宫来，抱上了皇位，定明年为光绪元年，她也得以再次垂帘听政。

同治皇帝死后不满百日，她就逼得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吞金死去；光绪七年(1881) 4 月，她又毒死了东太后。从此以后，她更一手遮天了。

慈禧太后原先对“夷”人并无好感，但无论同治时期还是光绪时期，她所掌握下的朝廷，却不能不实行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政策。

政治上，不仅英、俄、法、美等大国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而且，一些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普鲁士、荷兰、意大利、奥匈帝国、丹麦、西班牙）也来享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

经济上，英、美控制了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俄国人控制了两湖的茶价……

文化上，外国教会勾结官府、包揽词讼、 强夺田产、豢养土棍流氓杀害中国人民，还大办附设学堂培植买办洋奴（到光绪二年，即1876年，光美国教会所办学堂即达294所）。因此，六七十年代，湖南、江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台湾、四川、贵州、湖北等省，尤其是天津（同治九年，即1870年），都发生了反对外国传教士暴行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被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04、自强不强，求富不富

慈禧太后的思想是比较守旧的。不过，在镇压各次人民斗争和起义的过程中，她却也看到了洋枪、洋炮、洋船的用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她虽然也和顽固派唱着同一调子，但是，从总的方面来看，她还能同意兴办新式军火工业，搞一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一般工业，用她手下一些买办臣僚的话说，就是“自强”、“求富”，其实，不过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更加离不开外国。结果自不免是“自强”不强，“求富”不富了！

以建立海军为例。同治一、二年(1862、1863)间，朝廷拨款107万两，叫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代表清朝到英国去买兵船。李泰国买了兵船七只（中号的三只、小号的四只），但却聘请了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本思当司令，还雇了英国军官、水兵六百多人，更把这支舰队命名为“中英舰队”。只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坚决反对，才没有接受下来，又花了375000两银子将船退了，将司令和水兵们辞了。

光绪元年(1875)，朝廷又拨款四百万两建立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水师，结果，还是得向外国买船。外商们为使李鸿章买自己国家的次船，不惜贿赂李的幕宾甚至厨师、理发师。

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买的英国“蚊子船”，没用两年就大都坏了。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的22艘军舰，大都是英国和德国货，教习也是英国人和德国人。

而海军衙门成立后，就再没买过一艘军舰。每年拨下的四百万两海军经费，根本不用于扩大海军的装备，绝大部分被挪用去修造颐和园了。

到光绪二十年 (1894), 修颐和园挪用的海军军费就达2000万两（此外，还挪用了修筑铁路的经费1600万两）。这种情况，又怎能达到“自强”的目的！

在镇压人民起义、建立新式军事工业以及支付外国赔款的过程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感到财政的不足，于是，也想像外国一 样，“由工商致富”。这样，从同治后期开始，也着手兴办一些采煤、冶炼、交通、纺织等方面的新式工业。

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设）、开平矿务局（光绪四年，即1878年设）、漠河金矿局（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即1880年设）、汉阳铁工厂（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动工）等。

但是，由于外国商人的排挤掠夺，顽固派的阻挠非难，办事官僚的贪污和慈禧太后的挥霍浪费，使这些工业大多变成了赔本的买卖。

而清朝对于上述企业，也不断按比例(10%、30%)抽军饷、办喜事（慈禧太后的生日“报效”，一次各在几万两），因此，上述企业的命运更可想而知。

至于铁路修建的笑话，那就更多：同治四年(1865) , 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里多长的铁路，被朝廷视为怪异，勒令拆除；光绪二年(1876), 英商在上海修了吴淞铁路，朝廷花了28万两银子赎回拆掉；光绪六、七年(1880、1881)间，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修了唐山和胥各庄之间11公里的铁路，但朝廷竟怕火车震惊皇陵，下令只许用骡马拉曳，把火车变成马车！

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清朝“自强”、“求富”，非但没强没富，反而更弱更穷：别的不说，光说外债，咸丰十一年到光绪二十年 (1861-1894)间，就借了4500多万两！

“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马而我骑驴。”（左宗棠语）当然还是得被动挨打了！